“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人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注重“法天而行”，这一理念造就了我国享誉世界、造福子孙的生态文明。我国古代生态文明是先民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
这种生态文明是贯穿于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我们的祖先在土地资源的利用、水利工程建设、动植物保护、古代科技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我国古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这一思想造就了很好的生态文明基础，其中包括保护和利用土地资源的观念。
我国自古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土地既是劳动对象，又是生产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土地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是我国这个农业大国的生产规模、水平和特点的集中反映。
我国古代一些政治家和先哲提出了许多土地资源利用的理性主张，这些主张对古代的土地使用起着指导性和关键性的作用。
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人法地”旨在强调人类要效法地球母亲的慈爱、无私、宽恕、奉献的精神品格。
人为自然之子，人类和地球母亲有着千丝万缕的全息联系，地球母亲也必然影响到人的内环境。人类只有尽快适应地球母亲的种种变化，才能够健康和谐地向前发展。对自然环境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破坏，也必然最终破坏到人类自身。
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指出：
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法必有时。
意思是说，山林虽然近得举手可得，草木虽然丰美得都可使用，但国家用度应有节制，砍伐也必须适时。
战国时期成书的《黄老帛书》中说：使用土地的根本在于因地制宜，恰当地种植适于该地生长的农作物；要准确地掌握耕种的时间和季节，并且根据时令来种植五谷；“土敝者亡祀”，即指土地过度使用而使土地凋敝，那就要“亡祀”，人不能繁衍下去了。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对当时我国南方、北方、东部、西部、中部各地区的土壤类别及其利用差异就有所阐述。
此外，历代帝王每年至少要在春秋两季祭祀土神和谷神，春耕之前，要祈求神灵的保佑，秋收之后，要报答神灵的恩赐，这就是行春祈秋报的古礼。古人称土神为“社”，称谷神为“稷”。北京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内，有一座俗称“五色土”的社稷坛，那就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如何利用和开发土地多种谷物，解决吃饭问题，一直是摆在古人面前的头等大事。我国古人在利用和开发土地方面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令人赞叹。
我国最初的农业耕作制度是生荒耕作制度，当时人少荒地多，采用生荒耕作制度是行得通的。随着生产的发展，开发熟荒地比开发生荒地省力，于是，人们发明了熟荒农作制度。在此基础上，人们为了加快恢复土地而实行周期更短、更有次序地轮种轮休，于是，发明了休闲耕作制度。休闲耕作制度体现出古代中国人在合理使用土地上，用养结合的智慧。
采用休耕制度，土地休闲的长短，取决于地力恢复的年限。古人为恢复地力采取了很多有效措施。比如：靠阳光雨露的温暖滋润，让荒地上的自然植被复苏，使地力地得到恢复；对土地进行耕翻，改善土壤的生产性能；通过人工施肥，有效地延缓土地贫瘠速度，尽快地恢复土壤肥力；普及和推广铁犁牛耕技术，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等等。展现了我国古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聪明才智。
在这些恢复地力的措施中，人工施肥和犁耕是适应农业发展而产生的一项重要的农作技术，是我国古人对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战国时期，人们大面积地开垦荒地。在连作制基础上还出现了轮作复种制、一年两熟制、两年三熟制和四年五熟制。那时候，农业劳动生产率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当时魏国的亩产量折成后来的制约为91市斤，一个农夫至少可以养活10人。2000多年前的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是不简单的。
从秦汉至隋唐，先民们不断积累经验，使施肥及土地利用技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肥料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以至于在唐代，肥料成为商品。史载唐都长安富民罗会，“家财巨万”，就是“以剔粪为业”而发家的。
唐代人有顺山坡而耕种的，当时称“畲田”。为了防止破坏自然植被，雨水顺坡冲走田土，聪明的先民们在山坡田周围垒砌石块，这无疑为后来山区梯田的出现积累了经验。
宋代社会经济急剧发展，土地复种面积扩大。两宋之际的农学家陈旉撰成《陈旉农书》，探讨了施肥与地力的关系。陈旉在书中提出了两个杰出的关于土壤肥力的学说：一是“用粪犹用药”的观点，指出施肥要因地制宜；二是“地力常新壮”的论断，即肥料不仅可以改良土壤，还可以用来维持并增进地力。这一理论使我国传统农业中积极养地的科学思想更加辉煌灿烂。
宋代盛行修造梯田，当时梯田建设之热，实为我国山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大约起于春秋末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圩田，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宋代圩田的完善系统，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把湖田开发与灌溉、航运、植树、养护等经济活动综合起来，统筹规划设计的高超智慧，进一步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圩田给我国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显著。南宋大诗人陆游的《常州奔牛闸记》中说“苏常熟，天下足”，这句民谚生动地反映出太湖流域圩田的粮食产量对社会的巨大贡献。
元代建立以后，为解决东南漕粮困难和减轻江浙农民负担，决定开发环渤海地区盐碱地。开发盐碱地的关键技术是“田边开沟”。这项技术即可抬高地面，又可以排涝洗碱，实际上是一种沟洫台田技术。“沟洫台田”技术，成为了后来改造洼碱地的主要途径。
有了成熟的技术，自然不愁唤醒沉睡的盐碱地。经过元、明、清三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垦，环渤海一带的盐碱地普遍得到开发和利用。又一次显示出我国古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超凡智慧。
此外，我国古人还开创了浮田、架田等人造耕地，为缓解人口众多的衣食压力起了一定的作用。
古代农耕文化科技观念及利用和开发土地技术，为现代人提供了闪耀着真理之光的启示。现在的关于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观，就是在新的科技、新的生产力水平上，对以往“天人合一”科技观的哲学及伦理学概括。传统农耕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加上现代科技的巨大威力，会将现代生产力引导到人与土地资源和谐统一的轨道上。
[旁注]
生产资料 也称作生产手段。定义为：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一般可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等等。生产资料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它是任何社会进行物质生产所必备的物质条件。
《黄老帛书》1973年12月于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帛书，约12万字，包括先秦著作多种。其中包括《经法》、《十六经》、《称》、《道原》4篇。这是迄今为止，除医书《黄帝内经》外，我们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诸方面的“黄帝书”，因此被学术界称为《黄老帛书》。
《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是我国地理方物，兼均税作品，假托禹所作写，但一般研究指周战国时代之所品。《禹贡》全书1193字，以自然地理实体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9个区即“九州”，并对各地的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
轮种 指前后两季种植不同的作物或相邻两年内种植不同的复种方式。由于不同作物对土壤中的养分具有不同的吸收利用能力，因此，轮作有利于土壤中的养分的均衡消耗。同时轮作还有利于减轻与作物伴生的病虫杂草的危害。
植被 覆盖地表的植物群落的总称。它是一个植物学、生态学、农学或地球科学的名词。植被可以因为生长环境的不同而被分类，譬如高山植被、草原植被、海岛植被等。环境因素如光照、温度和雨量等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分布，因此形成了不同的植被。
漕粮 我国封建社会通过河运和海运由东南地区漕运至京师的税粮。因其运输方式而得名。漕粮起于两汉，盛行于唐宋，明清遂成定制。明清的漕粮主要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山东、河南等地征收。征收数额因驻军多少而不同。
可持续发展 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2002年的“十六大”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理论和战略。它是一种新的发展观、道德观和文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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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力常新壮”论，是我国古代关于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学说，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而形成一种学说，则始于宋代农学家陈旉。陈旉认为，土壤也要养护，只管种植，不问养护，时日一久，地力必然敝衰。如果重视施肥，或掺加新土，土壤就能改良，地力也能提高，并且能保持地力常新壮。这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地力常新壮论。
《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对陈旉的“地力常新壮”评价道：“地力衰竭曾经是农业史困扰世界的难题，陈旉不仅提出了地力常新的思想，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世界农业史上都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