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毛泽东与这位学术大师交往甚多，关系非同寻常。
两人的最初交往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1926年3月23日，郭沫若由上海抵达广州，当天，他如约去林伯渠家拜访。不料，林伯渠不在，但在林家却遇到了来访的毛泽东。1937年，郭沫若曾回忆与毛泽东初次见面的情景：“在祖涵房内，遇见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候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声音很低而娓娓。”。后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讲所的工作，毛泽东曾邀请郭沫若到讲习所给学员讲课。北伐战争开始后，身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秘书长的郭沫若随军出征。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毛泽东与郭沫若在此相会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4.12”事变后，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中共“八七”会议后，即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自此二人天各一方，音信不通，郭沫若后来遭国民党通缉逃亡日本，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即率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直到抗战爆发，二人才重新取得了联系。
1938年夏，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郭沫若学术研究的殷切期望，也对其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与影响给予充分的肯定。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去世，毛泽东闻讯后，特地送去挽联：“先生为有道后生，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后，为抗战之需要，他将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编成话剧《虎符》，以此宣传复国思想。此外，他还创作了《棠棣之花》与《屈原》等历史剧，以弘扬抗日爱国之精神，《虎符》写成后，郭沫若托人将它带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1944年1月写信给他，赞扬他所做的工作，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后来，毛泽东在给齐燕铭等人写信中，再次称赞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1944年4月，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专写了一篇史论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此文以马列观点为指导，叙述了李自成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产生内耗，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并分析其成败的经验教训。此文于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很快传到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为了引起全党同志的鉴戒，毛泽东将它作为整风运动学习的文件之一。毛泽东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延安还特地将《甲申三百年祭》与《屈原》印成单行本，供党员干部学习。同年8月，周恩来托林伯渠从延它带了这两本小册子，交给郭沫若，郭极为感激，当天即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感谢他们的鼓励。毛泽东收信后，于1944年11月21日给郭沫若回信，说：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居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评价了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娓娓写来，言辞恳切，平和亲切，情感真挚。既谈私交，又说革命事业，令人感动。
在分别18年后，1945年8月毛泽东去重庆和谈，在山地与郭沫若见面了。二人相见，欣喜之情，难于言表。郭沫若见毛泽东没戴手表，随身带着一只旧怀表，就随手将自己戴的手表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惜这块手表，从未更换过。这块表成了毛、郭深厚友谊的见证。
在重庆，毛泽东与郭沫若多次见面，畅谈甚欢。毛泽东回延安不久，重庆《新民报晚刊》副刊发表了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雪》，霎时轰动了山城。当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攻击毛泽东与共产党。郭沫若对此极为愤慨，也写了两首和词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副刊上，竭力为毛泽东辩护，批驳反动文人的无耻论调。词中有：“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等语。郭的和词在当时的山城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略述几例，可见在建国之前，毛泽东与郭沫若就在革命战争的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友谊更趋笃实。两人在写诗作词与讨论学术问题方面交往甚多，成了值得称道的诗友与挚友。
1959年，毛泽东写了《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托胡乔木交郭沫若审阅。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读了毛泽东的诗，就给胡乔木写信，信中说：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四字，读起来似有踟蹰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9月10日，郭沫若又给胡乔木写信，说：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咏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何如。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
胡乔木接郭沫若两信后，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即受了启发，他在给胡乔木的信中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郭沫若接到了毛泽东再次寄来的诗，提了一些意见后又转交毛泽东。毛泽东确定根据郭沫若以及其他人的意见，对自己的诗又作了修改。
1961年1月，郭沫若在看了戏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了一首七律，题为《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云：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诗写完后，郭沫若托人将诗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即写了一首七律，题为《和郭沫若同志》，诗云：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钩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郭沫若读了毛泽东的诗后，当即用毛诗的原韵，又和了一首，诗云：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爱推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郭沫若又将此诗送给毛泽东评阅，毛泽东看后，说：“和诗好，不要千万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1962年底，中国共产党与苏共中央展开了理论上的论战，郭沫若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满江红》的词，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东风》上。毛泽东看到后，十分高兴，即和一首，题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如今，毛泽东写的这首词即悬挂在毛泽东纪念堂的墙上，它成了两位伟人友谊的见证。
毛泽东敬重郭沫若，但也不是凡他写的诗、词，或学术著作中的观点，毛泽东皆欣赏、赞同，上面一例已作说明。我们还可看看以下事例。郭沫若写了《十批判书》，该书主要评析了先秦诸子的思想，书中的思想倾向明显地表现为扬儒抑法与褒秦孔贬，毛泽东爱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但毛泽东不同意书中的观点，早在青年求学时期，毛泽东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对以商鞅的代表的法家思想予以了肯定。五四时期，毛泽东坚决反孔。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孔孟有部分真理，但他认为儒家与法家思想不可同日而语。50年代末，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因此，他的学术观点与郭沫若相左。毛泽东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68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毛泽东与郭沫若，一个是人民领袖，一个是大学者，两个相识早，友情深，两人相互尊重，友好相处。虽然两人在学术问题的观点上有相左之处，但是，直抒己见，充分讨论，求大同，存小异，以友情为重，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重。两人交往，给人启示尤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