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明白，对世界最大的毁坏不是别的，而是在我们内心燃烧的贪婪。如果我们不把爱财之心变成更多地热爱自然，如果我们不把占有的欲望变成存在的审美，如果我们不把对钱的渴望变成对生命意义更崇高的追求，我们的世界是不会仅仅被扬汤止沸的“环保”行为拯救的。
也许你的内心世界已经足够淡泊，并不想在温饱有余的生活之外再多挣什么钱，然而对你的老板来讲，你不想挣钱不会被理解为你的净化和超脱，而是你惰性增加，效率降低，为公司创造的价值减少。你因此可能被“炒鱿鱼”。你不想多挣的钱虽然没挣，同时你必须养家糊口的钱也同样挣不到了。这时的你，还能做什么选择呢？除非整个社会放弃利润最大化目标——也就是放弃当今人类社会安身立命之本，问题才能最终解决。那意味的是当今人类主流社会和主流哲学将整个被颠覆。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天方夜谭，或是痴人说梦？然而在我看来，确确实实就是如此。
林馨——激发青少年的绿芽，尽快绿遍天涯 鲜嫩嫩的碧草/把稿纸铺向天地/金灿灿的迎春花/将诗题点破/绿瀑般的垂柳/轻轻摇动着诗韵/……北京顺义区扬镇一中优秀教师林馨先生在蓝天碧水之间，深情书写春之恋。林馨在教学之余，著作了诗集《大地之歌》、《太阳花》，杂文集《灯下漫笔》以及教学随感集《耕耘留迹》。新近著作《青山珠串》（著名作家浩然主编的文艺绿化丛书之一）以华夏为家乡，以山川古迹为大书，寄情山水、托物咏怀，在与大自然对话中，精心营造绿色家园，试图以满腔的激情，美好的文笔去激发青少年（尤其是自己的学生们）的绿芽，尽快绿遍天涯。
楚天作家包毅国的环保小说《树神》湖北省作家包毅国（随州市文联副主席）的小说集《树神》，在反思农耕文化的同时，对生态文明注入了新的感觉。《树神》中有一篇小说“高高的绿林山”，抒写了一个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朱县长。小说的结尾写道，朱县长怀着沉痛的感情来到高高的绿林山下，自己太对不起绿林山了，砍了那么多的树，给绿林山留下了斑驳的痕迹；筑了一座水库，死了几条人命，给绿林山留下了干涸的水库。自己都五十出头的人了，若现在再不为绿林山做一件事，怎么对得起绿林山呀！他默默地伫立于绿林山前，没有说一句话，别人问他，他也不答话。
这就是“楚人”，炎帝神农的后裔，可以说朱县长是楚人的代表。毅国先生家乡（随州市）地处汉水东岸，故而又称汉东古国。这里曾出土了2400余年前的曾侯乙编钟。美国纽约大学知名学者E.G.麦克伦教授在《社会生物工程》上撰文称“曾侯乙编钟是世界第八奇迹”。随州人民的“环保意识”，可追溯到“隋侯珠”的传说。春秋时代，隋侯外出，在途中遇见一条拦腰砍成两半的大蛇。隋侯及其随从用药把蛇包好，那蛇就爬走了。后来，那蛇衔了一颗“夜明珠”来报答隋侯。那洁白如玉的珠子，夜里发出月亮一样的光，可以照亮整间屋子，所以亦称“隋侯珠”。
涢水两岸这片可耕可耘、可诗可文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有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环保意识。尽管神树放倒了，让人陡然生出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天来了，桑树篼上开始萌出芽儿来，张二爷小心地伺弄着，生怕有人掐了……”（《树神》包毅国著，1999）
3 记者在行动
为了创建美好的家园，中国记者在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无论是淮河污染，晋陕内蒙古三角地区能源开发中心的环境破坏，内蒙古阿拉善居延海的生态恶化，还是长江三峡库区的环境生态的隐忧，都有中国记者的披露和曝光，其中有的是新闻界首先发现、报道，最后引起中央和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新华社记者朱幼棣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采访报道环境问题，他十分注意深入现场采访。从白洋淀的污染治理到淮河、太湖、辽河的污染行动，朱幼棣几乎都有重大的报道。他的长达20万字的报告文学《中国：世纪大灾变》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1992年组织策划了中国报业内“第一次公民环境意识调查，”1998年，当灾难性的长江洪水退却后，她和百名志愿人士一起，赴四川省汉江植树，创立了“’98抗洪青年纪念林”。在首都的新闻媒体中，从事于环保报道的不在少数：新华社记者熊蕾，《中国日报》记者史立红、刘迎朗，《人民日报》记者白剑峰、赵永新，《光明日报》林英、梁若冰、吴力田，《法制日报》都建荣，《中国环境报》陈寿春、张小青，《中国青年报》张东操、孙凯，《北京晚报》记者纪从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肖朝阳、白玉，《北京青年报》列丹平，《中国青年》杂志社的邱四维……翻开“自然之友”或“绿家园志愿者”的名录，这样的名字还可以找出很多。
新疆日报记者南香红对人与环境的思考和报道新疆日报女记者南香红，曾绕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采访三圈，详细考察了每一块绿洲的环境状况；她曾两次进入凶险之地罗布泊，考察罗布泊干涸的原因和楼兰消失之谜；她曾到过昆仑海拔近6000米的地方寻找叶尔羌河的源头；也曾三次到帕米尔高原大山，采访塔吉克人的生存状况。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一篇篇报道，如《聆听塔河》、《向死而生》等。对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思考和报道。
中央电视台摄影记者祁云拍摄珍稀野生动物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动物世界摄影师祁云，从1982年开始，曾先后拍摄了《鹤类在中国》、《云南的野生动物》等我国的珍稀野生动物，弥补了我国影视界的一项空白，让一些外国人再不能嘲笑中国人拍不出野生动物片了。为了拍摄这些片子，祁云常年工作在人烟罕至猛兽出没的深山老林，工作在高山缺氧的雪域高原。渴了喝山中的溪流，饿了吃方便面、压缩饼干。他多次面对死亡的威胁，在藏北无人区拍摄野牦牛时，几次被狂怒的野牦牛追赶，死里逃生；在海拔6600米的珠峰脚下拍冰川塔林，由于雇不到向导，独自扛着器材前往拍摄，几次掉进深不见底的冰缝，幸亏肩上的铝杆正好横在冰缝上才幸免于难。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珍稀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为祖国争了光。
董玉清自费出版《中国珍稀野生动物摄影作品集》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们与人类友好相处、共同生活，如导航的海豚、野狼哺育的狼孩等，白天鹅的忠情、鸳鸯的相亲，足以证明野生动物通人性、人情；而精卫填海、杜鹃啼血的动人传说，更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些都让湖北省《荆门日报》记者董玉清为之心动。
有一天，他突然萌发一个念头，把自己手中的镜头瞄准大自然，去记录那些在人类挤压下，已处于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1995年4月，他自筹资金成功地举办了大熊猫摄影展，他用手中的镜头警策人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人与动物生存于同一个生物圈，野生动物的保护迫在眉睫！
在自费出版《中国珍稀野生动物摄影作品集》期间，全国各地影友对专集的出版给予了信任与支持。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家张词祖，将自己在青藏高原拍摄的一百多幅野生动物照片献给了这部专集。中国濒危动植物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施光孚先生、湖北野生动物保护站卢卫民先生对这部专集进行了认真校阅。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会长董智勇在审阅样稿后，还亲笔题写了“恩泽鸟兽，功在千秋”，给了他很大的鼓舞。特别是担任这部专集的顾问和编委们的支持，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高帆在跋中说道：“这部专集凝聚了摄影家们对大自然的爱心和对野生动物的钟情。一幅幅形神毕肖、活灵活现的图片，向我们展示了活跃在大自然的野生动物憨态可掬的风貌、骠悍威勇的神采、飘逸飞荡的灵气。其画面逼真、呼之欲出，其视觉独到、表现高妙，既有深邃的旨趣，又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主编是湖北省一位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他和他的朋友为保护野生动物殚精竭虑、倾囊奔走，充分体现了青年一代的崇高历史责任感”。
壮美中饱含水的忧思——报人刘永国著《南风北雨》随州日报社社长刘永国著散文随笔集《南风北雨》（2002），该书涉猎生态题材，写文写景也写人。从盘古文化、炎帝神农文化到青铜编钟文化，从汉水（涢水）文化、徽州文化到圆明园遗址的兴废……有剖析追问，有尊崇扬弃。永国先生是楚地随州人氏，那里相传是炎帝神农的诞生地，天接江淮河汉，地承南北分野，沐风栉雨，得风气之先，故有《南风北雨》的鲜活光亮。在《一个祖先几个家》、《天山恋）等篇中，抒写天山南北的西域风光，辽阔与浩瀚的壮美中饱含水的忧思——
在敦煌、在酒泉，看祁连山，抬头即是。祁连山戴着白色的帽子，披着绿色的披风。祁连山的汩汩雪水顺着无数的渠道，流向沙漠和戈壁，于是沙漠与戈壁中出现了绿洲，这就是敦煌，这就是酒泉，这就是古往今来的河西走廊。
有天山积雪，才有乌鲁木齐河，有乌鲁木齐河，才有乌鲁木齐，才有河西走廊，才有古丝绸之路，才有今日敦煌、酒泉……有水，才有绿洲，才有生命。当地人说，祁连山的雪线一年年的后退……，祁连山银色的帽子一年比一年局促了；听到这里，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水的甘甜与饥渴在我的心田里无尽地驰骋。西部大开发的脚步一阵紧一阵，我真想也去西部出力，先不干别的，要紧的是去做一名天山、祁连山护卫，用我的青春与热情去守卫天山与祁连山的雪线——祖国大西北的生命线。
《南风北雨》对于环境染污的忧患，用人文情思款款道来，而非论文的直白诉求，这正是散文的魅力。常听一些新闻界朋友说，记者要学者化，即记者（编辑）要有“学问”，成为一个“有一定造诣的人”。永国君作为一个资深记者，在办报的同时，以结集出版的形式，创造性地做理论上的探索和总结。他主持的《随州日报》系“全国地方报纸百家先进管理单位”，又有新闻报刊推介《报人刘永国》之文。这些成效来自于永国君的勤奋：勤读、勤思、勤写、勤走路（勤采访），所到之处必有笔记和心得。除此而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善静”。一般来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动多”而“静少”。想静心思考和研究点问题实属不易，这就需要我们学会闹中取静，乐于守静——学问的最高境界是“禅定”。永国先生在纷繁的世事中，尽量减少虚浮的应酬和社交。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能在工作之余，静静地读书写作，真有“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之潇洒，让人敬佩之，学习之。
记者的环保著作——中国环境警示教育纪实丛书“中华环保世纪行”的记者们，走过了荒原戈壁，飞越了万里海疆。当真实地记录严峻的现实环境时，记者们的处境却险象环生。他们是生命的“行者”，人民的“记录人”。据悉，《中国环境警示教育纪实丛书》已出版，总计四朋。作者分别是《人民日报》记者白剑峰、《科技日报》记者唐先武、《中国青年报》记者孙凯以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干部莒城。
首届中国地球奖获得者，《人民日报》副总编李仁臣是这样评价中国新闻媒介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的作用：新闻媒介是传播环境保护信息的重要渠道；新闻媒介在影响环境保护发展趋势方面有3项功能，即导向功能（政策宣传、先进典型宣传）、监督功能（揭露、批评、为群众伸张正义）、教育功能（环境意识教育，传播环保科学知识）。在中国，许多新闻记者已把环境报道看成一种神圣责任，当作自己社会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绿色事业需要记者以笔为旗，国民环境意识的提高更与媒体的环境意识息息相关。随着关心环保的增多，相信笔也必然会犁开更多的心田，播下更多的绿色种子。
4 大学生在运动
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一栋栋学生宿舍楼的底层，都放着一个回收废电池的纸箱。早上和中午出去上课的时候，细心的同学总是自觉地把废旧电池放在里面。学校的绿色组织收集好废电池，再统一交给北京环卫局，由他们对电池进行处理。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环保理念，人民大学的同学在海淀街道、双榆树街道以及人大附小等地先后举办了“保护长江”、“环保与我们的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咨询活动。大学校园中的学子们在学业上不断进取的同时，还执著地追求绿色理想，努力把环保的理念种植在人们心中。年轻的志愿者们在告诉全世界：“中国大学生更关注社会，更关爱他人。”
北大环发协会1991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环境与发展协会。北大的环发协会开展了绿色生活方式的宣传。北大的同学们带上自己制作的“重复使用，循环再生”等漫画，到芙蓉里等小区，吸引居民的注意力，让居民知道环保离大家的生活并不遥远，每个人都能从环保活动中受益。从北京缺水的现状出发，环发协会的同学们专门制作了一套“节约用水，保护水体”的宣传单，向居民发放。
清华大学学生绿色协会1995年4月清华大学学生绿色协会成立。协会宣言：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决心永远爱护她，胜于爱护我们的生命。协会口号：绿色实践，行胜于言。清华学生绿色协会是由清华大学各院系本科生、硕士、博士等500多名学生组成。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多方位的专业背景，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祖国富强的信念使大家走到一起，共议地球家园，同创美好明天。
除上面介绍外，首都有影响的学生环保组织还有：北京大学“猛犸”协会、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社、北京轻工学院Green Day、北京农学院绿色俱乐部、北京工业大学雪鸟社等。他们曾共同发出《爱护野生动物 从餐桌上开始》呼吁书，倡议“不买、不做、不吃”一切野生动物。
广西医科大学绿色沙龙环保协会广西首家民间学生环保社团“绿色沙龙”（以下简称绿沙），是一支由医科学生为主体的环保队伍，成为我国西部土地上最早成立的学生环保社团之1997年7月，一群热血的医学生在听过唐锡阳、马霞组建全国大学生绿色营的报告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筹建绿色沙龙，并得到了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局、林业厅等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绿色沙龙于1997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2001年10月，绿沙获得“2001福特汽车环保奖提名奖”，绿沙也成为全国高校同类社团中惟一获此奖项的学生环保团体。
1999年以来，广西省已有8所高校、4所中专、1所小学在绿沙的帮助和扶持下成立了环保社团，在校园内开展环保活动，全广西已有上千名青年在为环境保护事业而努力奋斗；2001年率先在小学成立“红领巾绿色沙龙”，至今绿沙已对上千名不同年龄的青少年开展了环境教育。
绿沙组建了自己的绿色行动队——广西大学生绿色营。绿色营是由大学生自行策划、组织、筹备的暑期大型环保实践活动。通过大学生与自然、与环境问题、与人的直接接触，使大学生在考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持续性，并对当地环境问题的解决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1广西大学生绿色营——石漠化考察。广西是石漠化的重灾区，绿色营围绕“关注石漠化，探索人口、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途径”这个主题，对广西石漠化的重灾区平果县、靖西县进行了为期18天的调查访问，具体了解了目前石山地区任豆树（专门在石山地区推广种植的树种）推广种植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还了解当地封山育林与沼气池的关系及沼气池的推广情况，石山地区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探索石山地区环境保护与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新路；同对重点针对大石山区的适岭儿童（6～10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环境教育；营员身体力行，亲身深入大石山中与当地林业部门一起种植任豆树，同时还通过深入自然与野外生存，培养了营员的环境感情，激发青年环境保护的责任感。《绿色方丹》是绿沙自成立起就创办的刊物，中途虽曾因经费困难而一度停刊，但绿沙人仍顶着困难将这份刊物办下去。即使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绿沙仍坚持购买绿色书籍，长期向全校师生开放，尤其要求会员自觉借阅，定期在刊物上发表读阅感受。从2000年起，绿色沙龙建立起自己的网页，由广西医科大学绿色沙龙网络小组制作。
1999年，广西师范学院绿色家园、广西民族学院绿色家园环保协会正式成立；2000年，广西大学绿色协会正式成立；2001年，广西中医学院大学生环保协会正式成立；2002年，南宁市人民东小学“红领巾绿色沙龙”正式成立。
绿沙还在全国范围内与多个学生环保社团保持密切联系，与大学生绿色论坛、云南昭通黑颈鹤保护志愿者协会、绿网、地球之友等全国民间环保团体保持联系，目前，绿沙还积极的向国际上的基金会申请资金项目合作。
陕西“绿风”环保协会 绿风协会于2001年11月4日在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图书馆报告厅召开了“绿风环保协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共有19所大学的23个环保社团到会。绿色和平组织温波先生到协会了解有关情况，并提出加强“西安高校环保联盟”建设的有关意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李宁女士对协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江西师大蓝天环保社 成立于1996年的江西师范大学蓝天环保社，进行各种形式的环保宣传活动，形成了自己的宣传网络。其成员来自不同院系和专业，有的成员曾参与过有关科研单位进行的鄱阳湖湿地调查和考察活动，蓝天环保社团成为保护都阳湖“湿地使者”。据新华社2002年6月17日电，在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家林业局湿地公约履约办等联合主办的中国“湿地使者行动计划”竞标活动中，江西师大蓝天环保社的竞标方案以三峡工程为独特切入点，结台对鄱阳湖的前期研究，试图分析三峡工程对都阳湖湿地、鄱阳湖珍禽候鸟的栖息和生存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在57所高校社团提交的56份方案中脱颖而出。作为江西高校中惟一也是首次入围的环保社团，蓝天环保社将与全国其他9所高校社团成为2002年大学生暑期“湿地使者”，共同加入对湿地的保护。届时他们将在WWF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对鄱阳湖区内的永修县吴城镇和新建县南矶山自然保护区进行为期25天的宣传与调查研究活动。湿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态系统。然而，因湿地不合理开发造成大面积消失，并带来洪水、干旱、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据悉，截至2002年2月2日世界湿地日，中国的国际重要湿地增加到21块，总面积达303万公顷。
5 民间环保组织
国际环保组织、团体（非政府）简介多年来，民间国际环保组织及团体成功地通过教育、调查研究和环保运动，激励全球公民在社会各阶层推广环保事务，成绩彰显。这些民间环保组织既出谋献策，又身体力行，节人肃然起敬。它证明了基层民间团体在推动环保事务上，确实能起到积极作用。
比较有名的国际环保组织、团体（非政府）有以下几个：
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www.iucn.org）；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w.panda.org）；
国际科学学会联合理事会（www.iscu-scope.org）；
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www.iied.org）；
世界资源研究所（www.wri.org）；
绿色和平组织（www.greenpeace.org）；
塞拉俱乐部（www.sierraclub.org）。还有国际鸟类保护理事会，国际水禽—湿地调查局，世界观察研究所等。除此而外，我国香港《地球之友》在国内外均享有很高的声誉。
绿色和平组织2001年3月23日，“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创始人，帆船爱好者——戴维·弗雷泽·塔格特在意大利因车祸身亡，享年68岁。意大利人称颂他是“一位生态主义英雄”、“把环保热情化为科学环保主义并为之进行不懈斗争的典范”。
塔格特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建了“绿色和平组织”。1972年，他曾驾驶一艘12米长的帆船“维加号”，与其他志愿者在南太平洋穆兽罗瓦环礁“禁止航行”的水域内航行，以抗议法国进行核试验，迫使法国当局改变其大气层试验计划。
第二年“维加号”又载着一批“绿色和平组织”成员再到南太平洋示威，遭到法国警方船只的撞击，塔格特被捕并遭到法国军警的殴打，致使他右眼严重受伤。同船的人把他遭殴打的场面拍了下来，塔格特据此向法国司法当局提出起诉，1974年法国司法当局判决塔格特胜诉。这一事件使得法国政府陷入被动，不得不在同年宣布停止大气层核试验计划。“生态战士的首次胜利”，使塔格特成为备受尊敬的人物。
塔格特担任“国际绿色和平组织”主席一职达10年之久。在他任期内，该组织迅速扩大，世界许多地区建立了代表处，成员达500多万人。“绿色和平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的活动，诸如拯救鲸、反对偷运有毒废料、反对法国在南太平洋地区恢复核试验等。1991年，塔格特退居二线，成为“绿色和平组织”的名誉主席。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他彻底退休，到意大利农村小镇帕恰诺隐居。他认为，从生活角度上说，那里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1995年，为纪念20多年前的活动，63岁的塔格特重返穆兽罗瓦礁，在那里他再次被法国人抓走并遭到驱逐。
香港《地球之友》“以天地之心存心，以山河之气养气，以松柏之节励志，以国民之生存立命。”“我们植树，不单单是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我们防沙育林，不单是为了这一代，也是为了下一代；我们关心江河源区生态保护，不单单是为了中华民族，也为了全球生态平衡。”——《地球之友》一件件、一桩桩保护环境的事迹合人敬佩。自1983年地球之友成立以来，积极保护并改善香港以及华南地区的环境，环保工作卓有成效。
为表彰中国公民在保护环境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从1997年开始，香港“地球之友”与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设立了“地球奖”，到2002年已举办了六届。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于1986年，是环境新闻工作者自愿组成的非政府组织。协会致力于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环境方面的社情民意，以达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目的。
1998年4月22日是国际“地球日”，也是第二届“地球奖”的颁奖日。这天，特别邀请了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教授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宋瑞祥主持。颁奖典礼的高潮是由主办单位香港“地球之友”及“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向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及曲格平致送“地球奖最高荣誉奖”，对其一生为环保贡献致崇高敬意。并同时向国家环保总局解振华局长致送“地球奖环保卓越贡献奖”，对他在环保事业所作的卓越成就致意。
第二届“地球奖”获奖人为10名，其中有辽宁省山区农民刘春生。刘春生于1988年承包了6平方公里的，一条小流域，生活条件非常困苦，他不砍一株树，不损一棵草，经过10年艰苦奋斗，他修建了30多个林蛙池、造林100亩、栽果树2000株、栽林下人参50亩、药材30亩，培育出珍稀保护物“天女木兰”4000株，形成了“山区生态致富模式”。他还无偿地为其他地区农民设计生态致富模式，使遍布辽宁省内外的数千位实践者获富。经过多年艰苦探索，刘春生写出了10多万字《中国林蛙养殖概述》书稿，进而创办了“抚顺市兴京林蛙研究所”。获得了国家环保总局1997年科技货款400万元。“刘春生生态模式”是绿色文明浪潮中的一朵耀眼的浪花！
首都民间环保组织开风气之先 一场前所未有的环境保护运动正在我国民间兴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环保组织出现在公众面前，汇成了一股绿色浪潮。从1996年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京城出现，至今，民间环保组织已愈数十个。参加者来自各行各业：有科技人员、编辑记者、学生教师、学龄前儿童，退休干部和工人。民间环保组织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之中。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山诺会……据新华社北京2001年10月29日讯，23个环保项目在京获得“2001年福特汽车环保奖’。获得一等奖的有两个项目，分别是保护长江源行动和“中国政法大学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帮助”项目；中国环境网（www.ce65.com）、云南思茅亚洲象栖息地保护与社区发展、北京环保人士李皓策划的2001年北京国际环境电影节等5个项目，分别获二等奖。在全国环保项目奖中，北京获奖者占30%以上。中国政法大学老师王灿发等人创立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向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法律帮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由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数家律师事务所组成，已向19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受害者提供了免费的法律援助。与这些志愿者一起，其他项目的获奖者全是普通的北京公民。75岁的北京老人张志新，收集白色垃圾，带动千名小学生清理家中白色垃圾；65岁的北京市延庆县农民卫桂英，17年来承包荒山，成为“百万树翁”。这两个老人分别获得了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项目三等奖和环境教育项目三等奖。
自然之友是北京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1993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以及环保学者杨东平、王力雄和梁晓燕探讨建立民间绿色组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4月，几位发起人草拟了章程并以“绿色环境文化协会”名义向国家环保局提出注册申请。5月，梁从诫以个人身份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非政府组织（GEF-NGO）会议，初次接触了一些国际非政府环境组织。6月5日，几位发起人在北京西郊“布珑园”公园组织了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恳谈会，60余人参加。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发的民间绿色讨论会后来被称为“布珑园会议”。
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Friends of Nature）是中国民间环境保护团体；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分支机构，于1994年3月31日经原文化部办公厅同意，民政部社团司注册，“自然之友”正式注册成立。1995年3月筹备组根据一年来活动经验，修订了申请注册时拟订的章程草案，经过通信表态方式，通过了“自然之友”章程，推举了梁从诫、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刘兵、唐锡阳、邱仁宗、汪永晨、王松颖、张抗抗、康健、高峡等12人为理事。1999年7月3日梁从诫获“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与香港“地球之友”共同颁发的1999年“地球奖”。
凡身体力行地保护环境，赞同“自然之友”的宗旨和章程，愿为“自然之友”的事业贡献力量的个人，经申请并获理事会批准，可成为“自然之友”会员；凡从事或热心于环境保护事业的企、事业单位和团体，赞同“自然之友”章程，能在其日常工作中遵循“自然之友”宗旨，支持并能经常参加“自然之友”活动的，经理事一人介绍，本身提出申请，获理事会批准，可成为“自然之友”团体会员。
自然之友自成立之日起，开展了大量的环保行动。1999年春节前夕，“自然之友”等十余家民间环保团体及食品业老字号稻香村食品集团，联合发出“不买、不做、不吃野生动物”的倡议。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简称北京地球村）是一个致力于公民环境教育的民间环保机构。主要工作目标是通过多种社会活动，在大众中倡导以5R（节约资源；绿色选购；重复使用；回收利用；救助野生动植物）为特征的，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使环保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行为和时尚。
“开放了的中国，正经历着西方消费方式的冲击，即一种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问，这种消费方式是否合理；不能不想，我们这块人均资源极为有限的土地，能否承受得住这种生活方式所施加的重负？我们也许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追逐那种高消耗的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也在不自觉地制造着灾难，因为正是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对自然的凉夺和对环境的污染。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态链上的一环，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影响着地球。个人的行为也许微不足道，但把我们每个人的力量联合起来，便足以托起一种文明，一种与自然互惠共生的文明，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摒弃无节制损耗自然的生活主张，选择有利环境的生活方式，是一场生活价值的革命。中国需这样一场革命阻止环境的恶化，我们每个人都应是这场革命的行动者。”这是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创办人——归国学者寥晓义的一番话（载《精品购物指南》1999年9月7日）廖晓义女士利用海外背景，把北京地球村和国际环保组织联系在一起，她向国际环保基金组织申请项目，主要是影视项目。如果对方同意，那么，就可以得到一笔国际资金的扶助。目前，地球村的经费来源，是给国际环保基金组织拍摄的一部电视片《生活中的环保》。地球村提倡生活环保。他们妥善处理每一个被丢弃的纸团，每一块耗完了能量的电池，或者一份吃剩的午餐。地球村“村民”日常购物的默契是：选用不含磷的洗衣粉，买无氟的电冰箱，使用含铅量少的环保电池。环保不仅仅指被污染的河流、被砍伐的森林、被虐杀的动物，对普通人来说，分类垃圾要比救助大熊猫更容易，也更有现实意义。地球村的一些成员如宋庆华等人，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有两样东西：一把不锈钢小勺和一个布制的小兜子。而宋庆华家附近的商贩们熟悉她那个绿色的布兜子，只要一看见它，小贩们都挺高兴：是那个只买东西、却不要塑料包装袋的人！把环保从个别人的选择，变成所有人的习惯——这是地球村人的理想。
绿家园志愿者简称“绿家园”。从1996年至今，绿家园的队伍从几十人壮大到成千上万，其中有记者、党政干部、学生和教师、公司白领等。在绿色的感召下，环保志愿者们走向自然，呵护自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是绿家园的创办者，她带领着绿家园的男女老少们，乐颠颠地到内蒙古沙漠种树，到山东荣城观鸟，甚至在大街上捡垃圾都说笑个不停。由放快乐地志愿地工作，连北京的一群外国留学生，都成为绿家园的追随者。
地处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沿岸植被覆盖率不到30%。从1999年开始，数以百计的绿家园志愿者们连续4年自费到位于吕梁山南麓的黄河壶口种树，共栽植侧柏、刺槐近万棵。在种树者的行列中，上有73岁的退休记者，下有小学一年级的小姑娘。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美好愿望：为黄河两岸增添一份绿色。
野外观鸟则是让市民回归自然、认识鸟类的最佳途径。从1996年10月开始，绿家园开始组织人们到野外观鸟。近年来，北京郊区、河北省北戴河、江苏省盐城、湖南省洞庭湖，都留下了绿家园志愿者的足迹……有许多志愿者加入到保护鸟类的大军中。北京烟草局的孙大真说：“一个连小鸟都不爱的人，也不会真正爱人”。鸟类环志是利用金属或彩色塑料环将野生鸟做标记后放飞，通过观察及回收记录，研究鸟类活动规律的一种方法。自2000年8月起，绿家园志愿者观鸟活动又增加了一项内容：给鸟戴环志。在拥有565种迁徒候鸟的我国，鸟类环志刚刚起步。绿家园志愿者向全社会恳切呼吁：如果有一天您得到了戴有环志的鸟，它还活着，请将捕获的时间、地点、环号等记录下来，寄给北京1928信箱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收；如果鸟已不幸死亡，请您将鸟环志取下，与干后的鸟皮或头、尾、翅等同时寄给鸟类环志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