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克己之学
“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一生致力于“克己之学”从不松懈。道光十一年，21岁的曾国藩在家乡涟滨书院读书时，刘无堂先生对他进行精心的教育和培养，有感于先生的栽培，曾国藩将自己的号伯涵（当时名子城）改为涤生，这中间便含有“克己”的意思。
道光二十年六月，他在日记中对涤生这一名号有这样的记述：“忆自辛卯年（引注：道光十一年）改号涤生。涤者，取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风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侠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牧之；如灯然，膏泊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神，不至自速死。
“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９年之后，他已身为翰林，回忆起改号之事，又自省道：“改号至今九年，还像从前一样不学习，岂不可叹！我今年三十岁了，资质鲁钝，精神亏损，往后还能有什么成就？只求勤俭有恒，克制自己，不丧元气，做事勉励，希有所得，不失身为翰林的体面。”他如此克己自励，数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之多少圣贤，其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人。
曾国藩要求自己遵守克己之道，日日不断地自新和反省自己，他常常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改过的愿望，他不停地对自己心灵最黑暗的地方进行无情的鞭笞，不停地对自己受到外界淫邪恶欲骚扰的内心进行无惰的拷问。正是这种深及内心的自省，才使曾国藩得以立足于晚清官场。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修身处事态度。可以说曾国藩一生的功业成就，全在于自己不断地自我洗涤和更新。
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曾国藩年轻时喜爱抽烟，经常是水烟壶不离手。渐渐地烟再不能离他左右，这时他觉得抽烟对自己是有百害无一益。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想不到戒烟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最后曾国藩在严束的“克己”之道中终于戒掉了吸烟的恶习，吸烟看似一件小事，但对于一个吸上瘾的人来说，要摆脱烟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痛苦的事情，曾国藩反复三次戒烟，以破釜沉舟之势，终于战胜了自己，成功地戒掉了烟瘾。
曾国藩自35岁起，全身长满了蛇皮癣，弄得他坐卧不安，痛苦万分，精神也极端不好。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及癣疾给他造成的困扰。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他说到：“京寓自四月以来，一切平安。癣疾经邹墨林开方做丸药，有附子、黄芪等补阳之药，愈见大好。面上，头上，生人全看不出矣。”
曾国藩用了很多方法治疗癣疾，但癣疾却从未医好，有时曾国藩整夜受癣症困扰，不停搔爬（引注：“爬”即“扒”，挠痒之意），难以安寝，后来曾国荃也患了皮肤病，他知道后甚为担忧，在信中说道：“十八日专人送家信一包，是接弟初十日信，哨官易光南行至九日始到，可恶也。湿毒更炽，遍身发烧，是秋天积燥之故。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誓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梅花一碗，亦无寸效。其时余又彻底不寝，则是别有心肝之疾，与皮肤烧热了不相涉。总之，皮肤之病，世间无甚于我者，尚非要命之症。弟疾较我轻松数倍，尽可不必服药，切不可因肝郁之症牵连而杂治之，至嘱至嘱。”
曾国藩百般忍受癣症的煎熬，还不停叮嘱弟弟保重身体，其兄弟情深可见一斑。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在致澄侯的家信中，说：“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姆，现置船上居住，余意尚未定。
“大约此是积年痛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爬搔所能愈也。”由此可见，曾国藩“克癣以克己”的修身工夫世间罕见，癣症奇痒无比，曾国藩仍每日坚持工作，在外人面前从不显露，这种“克己”的功夫非常人能及。癣症此后一直折磨着曾国藩，直到他死去。从这件事我们足可看到曾国藩“克己”的力量。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个地方因连年的战争，导致自然环境恶化，人的生存环境恶化，各地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中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曾国荃的部队中也有人相继死亡，瘟疫的横生，使得部队将士士气低落。在这种时候，李秀成又率20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藩部队，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切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战争造成大江南北数省，尤其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烟稀少，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年）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文一斤，蔬菜至六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往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队共约７万人，严重缺粮，粮食的筹措成为一道大难题。官兵每月饷银不过四成，只能饿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作战也提不起精神。这是曾国藩于军事危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
然而，屋漏偏遭连夜雨，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藻祯为确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于这年九月，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白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无疑使曾国藩陷于两难境地。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今天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虑过度，又因为江西诸事掣肘，烦闷不堪。”十八日又写道：“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思怨惯意者亦十之二三。”然而，曾国藩并非因此指责沈藻祯。他在给沈藻祯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入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惟恐以后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国藩待人宽厚。后来沈藻祯屡次截留江西银饷，最终导致两人决裂。
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曾国藩于沈藻祯截留漕银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又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悉者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会，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悉。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思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已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前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从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面对下属的“拂逆”所表现出的宽容和大度，纵观曾国藩一生的行为，他的“克己之学”，让他在潦倒困窘之际能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让他历经世事沧桑，最终走自己的路；让他博学，做人坦荡，晚节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