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传略】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省海城县人，民国初期，奉系军阀张作霖之长子。1918年，被其父任命为卫队旅的一个营长。1919年2月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1920年毕业后授炮兵上校军衔，任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后又升任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同年6月，升任为第三混成旅旅长。同年11月，年方19岁，军衔晋升为陆军少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升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兼任奉天讲武堂校长。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第三军军长。1925年任北京政府军事学院院长。1926年抗击国民革命军有功，军衔晋升为陆军上将，并获得“少帅”称谓。1928年4月任京汉方面奉军总指挥。同年6月4日凌晨，其父火车专列行至皇姑屯时，被日军炸死，于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职。1928年12月底，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委任为东北边防军总司令。1930年，蒋（蒋介石）、冯（冯玉祥）、阎（阎锡山）中原大战，助蒋有功，蒋委任其为南京政府空军副总司令。1936年12月12日联合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抗日。“事变”后，陪蒋回南京，遭军事法庭审判，处以10年徒刑。1937年1月，虽被蒋“特赦”，仍受监禁，由军事委员会对其“严加管束”。1946年移送台湾监禁，直至蒋介石父子死后，才彻底得以恢复自由。后定居美国旧金山。2001年10月14日去世，享年101岁。
【影响】张学良在中华民族史上有两大贡献，一是东北易帜，维护了祖国统一；二是西安兵谏，推动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实现。
日本帝国主义垂涎我国东北由来已久，早在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将东北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更是将我国的这块富饶的黑土地，视为己有，不容他人染指。
1926年的大革命，国共合作，打倒军阀，使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北方仍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南北抗衡。1928年春，控制了华北军阀的张作霖，自封为“陆海空大元帅”，成为北京政府的最高执政，试图和国民政府北伐军作殊死的抗争。北伐军浴血奋战，奉军节节败退。6月3日，张作霖撤离北京，退回东北大本营。4日凌晨，张作霖专列即将驶进奉天车站，惨遭到日军暗算，专列在皇姑屯被炸。在张遇难的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军队挺进了北京城。此时，除了东北之外，举国高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
国民政府要统一中国，实现东北易帜，当时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
日军之所以暗杀张作霖，其目的就是成立一个听命于日本的新政权，妄图将东北从中国的版图分离出去。
张学良子继父业，主政东北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朗曾警告少帅，勿与国民政府妥协。张学良并未因此而畏惧。他告日方，将“以民意为归”。少帅深知，日本乃虎狼之邦，指望在日本人的庇护下谋求东北的独立，无异于引狼入室，等于将东北送于日本人的魔掌，必是千古罪人。父亲的惨死使少帅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前车之鉴，不寒而栗。无论是替自家性命，还是替东北父老命运担忧，都促使张学良下决心结束东北的这种孤立无援的地位。张学良要改变自己处境，改变东北的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使东北与祖国尽快统一起来。
1928年7月2日，张学良密电南京国民政府，“易帜必行”。1928年底，张学良抓住日本内阁处于内外交困的机遇，于12月29日，率东北三省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宣布东北易帜。这一天，东北军大本营降下了张作霖时代的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实现了统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进攻沈阳，张学良请命南京政府，蒋介石以避免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仰仗国际联盟裁决为理由，命令不予抵抗。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丢失了领土，丢弃了自己的部下，导致东北父老乡亲惨遭日寇蹂躏；张自己也流离失所，寄人篱下。更为让张学良懊丧的是：由于南京政府宣传有方，在世人看来，似乎不抵抗是他自作主张，使张处于举国痛斥，皆曰可杀的境地。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替人受过，无从辩解。何去何从，孙夫人宋庆龄曾这样激励张学良：“你必须有所作为，将功补过，抹掉你的耻辱。”
1935年，张学良率东北军受命围剿陕北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来布置完成剿共大业，彻底消灭残余红军的最后军事行动。当蒋走下飞机，数百名东北军官兵，聚集在机场，向蒋介石请愿：停止剿共，打回东北，收复国土。蒋大怒，拒绝接受。
12月7日，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张学良劝蒋抗日，无结果而终。
12月9日，西安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向临潼进发，向蒋请愿。蒋令张学良，武力拦截。张急忙驱车追上学生队伍。有一个学生，泣不成声，跑到张面前说：“东北沦陷五年，你们还在打内战！我们不怕死，我们以死来挽救国家。”
听此言，少帅亦声泪俱下，向学生们保证：“请相信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请回，一周之内，我用事实回答你们。”12月10日，蒋介石决定撤换张学良，调东北军于福建；逮捕东北军、西北军的所有可疑军官。
张学良、杨虎城已有觉察，危机迫在眉睫。苦谏不成，只好“兵谏”。
12月11日晚，张学良与杨虎城约定，东北军负责逮捕蒋介石，西北军负责逮捕在西安的南京高级军政要员。12日凌晨，少帅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带兵奔赴临潼。临潼交战中，蒋的大部分卫士被杀，蒋则身着睡衣赤着脚，隐藏在假山上的岩石夹缝中。孙铭九见蒋，说道：“委员长，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接您回城。”蒋却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我要死在这里。”孙回答：“这不是东北军的叛乱，我们只是拥护领袖抗战打日本。”于是，孙背蒋走下假山。蒋被东北军带回了西安。
俘蒋之后，张、杨联名通电全国。电文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切实遵行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同时，张学良还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通报事变经过，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的电报，立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作为中共的代表，前往西安。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确定：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反对亲日派；同情西安事件，给张、杨军事上、政治上的实际援助；与张、杨联合起来，准备南京的“讨伐”以防御战促其反省，制止内战。
周恩来到达西安后，劝说张学良，目前中国所需要的是举国一致的抗战，而不仅仅限于西安一隅；中国所需要的是统一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若是前者得以实现，就必须尽快争取蒋介石抗日；只要蒋介石改变国策，答应抗日，就体面地释放，并拥护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
周恩来的意见，实际上是与少帅不谋而合，逼蒋抗日，乃是张发动“兵谏”的初衷。12日，事变成功，张还发了二封私人电报，一封是给蒋夫人的，“学良平电文说：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一封是给孔祥熙的，电文说：“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这二封私人电报，反映了少帅“兵谏”的本意。
事变10天之后，12月22日，蒋夫人协同宋子文、端纳等人来到西安。蒋夫人的到来加速了西安事变的解决。少帅把周恩来引见给蒋夫人。周恩来向蒋夫人申明，中国现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领袖。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只是说他在抗日问题上态度不明确，行动不迅速。周恩来还为蒋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而感到遗憾。周与蒋夫人会谈的结果，蒋夫人答应劝说蒋接受谈判，周则答应说服杨虎城尽早放蒋。
12月24日，少帅安排周恩来与蒋介石见了面。周向蒋表示了共产党愿意支持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蒋则表示，“我们肯定不会打内战了，希望我们再度合作。”
12月25日圣诞节。蒋夫人对少帅说，他能给她的最好的圣诞礼物就是释放委员长。25日下午，少帅将一份拟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手令要求东北军在他不在陕西期间听从杨虎城将军的指挥，而他自己则负荆请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
少帅“赴京请罪”，世人多不能理解。杨虎城认为这是一个糊涂念头。周恩来遗憾地说，我来晚了一步，如果我在场，一定阻止少帅的这种江湖义气。博古则批评说，少帅的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的变态心理驱使的人所做出的一种荒唐行为。唯有毛泽东不这样看，他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其结果将会是“兵祸连年，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要给日本一个最好的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毛泽东的评价是中肯的。
张学良陪蒋回京之举，给“西安兵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对他自己来说却成了一出英勇壮烈的历史悲剧的主角。
【余论】少帅张学良是我们中华民族史上一位声威显赫，极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英雄的业绩之一是东北易帜。清朝末年的东北处于日俄夹攻之中，随时都有被他人掠去的危险。“易帜”，给了觊觎我国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促成了国家的统一，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向世界庄严地宣告：东北是中国人的东北，他人不得染指。英雄业绩之二是“西安兵谏”。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西安兵谏”，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促成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形成，这在世界二战史上也是光辉的一章。“兵谏”还为中共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毛泽东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忘张学良这个朋友。
（张树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