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昌去了，我很哀痛。
我认识鲍昌很晚。虽然1957年报纸上曾宣布我和他同属一个“反党集团”，而且都是“要犯”，我和他初次见面却是20余年后大家都“改正”了的时候。真正认识他则是1985年初同时调到中国作协书记处以后。
这四年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融洽。
鲍昌有学问，当过大学的系主任。他研究历史，研究美学，研究文学，都有理论专著；鲍昌有才气，他写长篇、中篇，短篇，都有成绩。不幸的是他还有做组织行政工作的才能与经历，为此才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了常务书记。
作家协会的工作对于全国文学运动的发展与制约，对谋求作家福利，有作用也有限度。从一个组织来讲，工作做好是应该应份的，做不好受批评责难也理所当然。作为工作人员个人对这一切负有多少责任及持何种态度，则因人而异。鲍昌在这方面，称得上“忍辱负重”。常务书记的工作无所不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天天坐班。经济行政、理论创作、内事外联、会议诉讼，事务之繁杂，头绪之纷乱，决非外人所能想象。人无完人，谁也不是三头六臂，何况一个书生，差错是难免的。即使是别人出的差错，常务书记作检查也责无旁贷。人们都痛恨官僚主义，值得高兴的是责备文化团体的官僚主义比责备有权势的部门安全得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听到较多的批评甚至责难。张三得了奖，可以骂成走了作协后门，作协负责人可耻；李四没得奖，可以骂作协领导存有偏见，可恨；分房子、评职称、入会、出国，都有争议，都有矛盾，这一切最后全归到常务书记身上，他们要去解释、检查、交代。不仅任劳，而且任怨，有时，也会有些出人预料的横祸。有次作协办的一本刊物上发了篇年轻人的作品，惹得一些人恼怒了，指名作协负责人前去“解释”，鲍昌他去了半日，回来时面无人色。我问他：“怎么样？”
他小声说：“重温了一下受围攻，挨斗的场面。”
他苦笑了一下，把桌上两份报纸推给了我说：“我们这么干，可你瞧人家还说什么？”
这两份报纸，一份是国内的，上边有人写文章说作协是个名利争夺场，一些人在这儿抢着做官，表示嗤之以鼻；另一份是国外的，又有人在那里说：“作协的领导人有的也曾是作家，所以迫害作家更有办法。”
我说：“怨谁呢？你当教授，当学者，当作家，那样也能混碗饭吃，何苦来干这个？”
“不就是还有点共产党员的党性嘛！不就是服从组织决定嘛！”说完叹口气。
话，说完也就过去了，第二天他仍然如常的处理工作。不仅如此，当我在一份向理事会作的书面发言中提出辞职时，他正色地劝阻我：“把这一段划下去，不然我不同意发。我们是党员，作协的工作总要有人作，我们问心无愧就完了，别的不管它。”
我真佩服他的忍劲儿。而且在这种境遇下他还能不断地发表作品，出版辞典，带研究生。我问他时间哪里来，他说他回家后放下筷子就拿起笔，从不舍得睡午觉，很少娱乐。他能倾听各种不同的文艺论调，很少与人争执，但是他自己坚持为人生的艺术观，始终把社会效益看作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所以他的小说一向是有所为而作的。他读书很勤，新发表的重要作品，他极少漏掉，因而对文学动态总有清晰的了解。在讨论文学状况的会上，他的发言有材料，有分析，有见解，从不信口开河。有几次与外国作家座谈，他发言后引起客人热烈鼓掌，并且向他表示感谢。除去王蒙之外，我觉得在作家中再找这么一个会做组织工作的人才不容易；在领导干部中找这么个有学问会写作的也不多；而既能做组织领导工作又同时有心境、有韧性去做学问和写作品的人更难，他去世后人们会更加感到这个人才的可贵。
鲍昌作人，有良好的道德情操。他是长子，多年来负着赡养老母幼弟的责任，他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我也是长子，也当过“右派”，深知在那困难的岁月中这挑子有多重。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把另一副担子也担了下来，他家有位老保姆，无依无靠，他请到家当长辈一样供养，病了殷勤伺候，平日问寒问暖，多少年如一日，从无倦色从不懈怠。
他是易于合作的伙伴，不盛气凌人，不装腔作势。他是我的领导，我们外联部门有急事分派他任务，他从未推脱过，常常碰到别人不愿接受的工作，我就扔给他，他一定认真作好。而在私利上，他却自律很严，没见他伸手要过什么、条件、什么待遇。说话办事总给对方、下属留有回旋余地。鲍昌自青年时代追求革命，抛开都市生活投奔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作出了成绩。解放后当了二十几年右派分子，含冤蒙垢，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对革命的热情从未稍减。当“右派”时认认真真地劳动，复出之后热情写作，努力工作。为人处世有原则，有理想，有分寸，有节制。一辈子如此作人，我认为可以问心无愧了。
鲍昌当然不是完人，他也有中年知识分子常有的弱点与短处。我们受过类似的政治伦理熏陶，经历过相同的苦难，相比之下，某些消极因素留在我骨子里的痕迹更深，所以我就容易更多地看到他的苦衷、委屈与善意，也容易体谅他的处境与谅解他的不完善处，因而他的去世，我感到哀痛。
永别了，鲍昌，你这一辈子不容易！
1989年2月21日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