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还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瞌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友梅，你来了，好，我好像又挺过来了，我看见死亡像一团黑雾，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现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样能稳定一段时间，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说：“这就好，你少说话，别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说：“你住嘴，听我说好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说：“45、6年了……”我说：“是的，你好好养着，到50年时我们庆祝一下，把老战友们都找来。”他高兴地笑了，并提起几个熟人，没有一点悲戚样子，我心头的重压似乎轻了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场的家人，也许对自己装胡涂，不论哪种都比我看到过的一些诀别情景好。
我不愿离去，我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总呆在那里，我不走他会说个不停，其实我想叫他多说几句未必是坏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担心他太疲劳。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门，在门外站了好久，然后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阵，我没怎么悲哀，我对自己说，愿坚能这样充实地度过一生，把“党费”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间，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了，当然是走得早了点，可是这条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泪水还是顺着脸颊流下来了，心中怎么也排解不开一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愿坚初次相识，那年我15岁。
1945年冬或是46年春，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队调到鲁南八师去，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军部文工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表示慰问。这是个写抗日战争的戏，我在里边演个通讯员，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来致谢，大人找大人们谈，孩子们自然也凑在一块东拉西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宣传员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演得真不错，我看得都掉泪了，你的国语说得挺好，怎么学的？”我说：“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过。”旁边另一个孩子就向我介绍，这是他们分队长，叫王愿坚，是诗人王希坚的弟弟。我那时正迷着写诗，对王希坚挺崇拜，能背好几首他的诗，听说眼前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视，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并为他对我表演的夸奖而高兴，虽然近年有的朋友把我这“演员出身”当作笑柄，我倒并不因此自惭形秽，回想起那段生活，还是很珍视的。
过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结束了。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前线去作火线文艺工作，到达鲁南前线后，陈毅军长要我们下到八师部队去，鲁南八师是山东的主力军，出过安保全、郭继胜、陈金合、张明等著名的战斗英雄，而且铁道游击队的许多人就编在这个师里。能到那里去，大家那股高兴劲绝不亚于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国签证的情形。虽然那是走向火线，走向危险。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际，却又传来个坏消息，说是前线危险艰苦，年纪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我听了后那股沮丧劲也不亚于今天有些人被外国领馆拒绝签证的情形，虽然这是出于爱护。为此我去找领队戏剧股长丁世贤，就是现在的电影界名人丁峤，我求他带我去，他说要去也可以，但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就带我到师部，到师部后丁峤就命令把我寄存在师部宣传队，我已作过保证，无价钱可讲，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下了团、营，自己到宣传队报到，宣传队把我分在一个分队里，分队长正是王愿坚。
和王愿坚相处后，我反倒对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过17、8岁，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却总是装作一副大人相，说话面带笑容，口气严肃正经，而且满嘴政治术语，他自己军风纪整齐，对别人也要求严格。那一阵没有战斗，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操练节目，分队长轮流值日管集合、作息这些杂事，每逢他值日，好像总爱挑大家点毛病，集合时哪一分队慢了，谁的背包打松了，队伍解散前他还要批评两句，我心里就叫他“假积极”。我是从军部来的，自认为是上级机关来的，应对我客气点，谁知他对我却一视同仁，军帽戴歪了，他会叫我扶正，绑腿散了，也要批评，虽然尽量是笑着说：“小邓同志，你这个绑腿怎么总像二大娘的腿带子似的。”我心里就不痛快。为了逃脱这类的管束，我提出来不参加他们的节目排练。我要写剧本，他们也同意了。这样除去出操、行军、开会我和大家一起行动外，其余时间我就蹲在屋内写剧本，愿坚偶而也进屋跟我聊几句，拿起稿子看看两页说：“真不简单，你能写出这么多来，什么时候写完给大家读读，讨论一下？”我答应着，但始终也没读过，因为我始终也没写完。就这样，在这个宣传队里我还是过得别别扭扭，也交了两个朋友，但不是王愿坚，一个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明星，那时连郭允泰自己也还不知道啥叫明星，他虽也比我大两岁，并且喜欢人称他“老郭”，却并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说笑话，也发牢骚，行军还一块掉队，掉了队我们俩就凑在一块胡扯，我觉得他以平等待我，于是引为同志，还有一个是小丁，是个小姑娘，出身名门，是丁肇中的本家，是唯一比我还小的队员，也是我唯一敢指挥又指挥得动的人。我那时还学画画，一有空就拿着纸笔找模特，可是谁也不肯叫我画，我就找小丁，我说：“坐在那儿别动，等我画完再起来。”尽管满肚子不愿意，她也不敢走开，所以我把她当作朋友。
现在想来，我在宣传队的别扭和对愿坚不喜欢，除去我个人毛病之外，还由于两个团体作风的不同，军部文工团有不少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大明星，比如与石辉搭档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郑重，洋戏可以演《前线》、《俄罗斯人》，大戏可演《雷雨》、《李闯王》，平日业务演习，基本功的训练都较重视，艺术空气较浓，作风上么也多少有点文艺工作者的浪漫劲头。有些人还有点个人癖好，比如我们的画家彭彬，不论发了什么军装，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长，领子放大，还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总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时用秫秸扎成架子，外边包上被单，作成一个空壳。当然碰到开会时，别人坐在背包上他只蹲在地上，蹲久了就会假装上厕所出去休息一会儿。这些我们只觉得有趣，并不看成是什么缺点。这些人不少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无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师宣传队这就不行了，这里是严格的军事作风。我的有些习惯就成了自由散漫、军事观念不强的缺点，我觉得人家对我要求过苛，其实人家还是格外客气的。我对愿坚的不满其实是误会。
没多久，这误会意外地解决了。
开始了宿北战役，头一天出发，当夜就行军120多华里，从鲁南一口气走到了苏北，走到80多里时我的腿简直就不像是长在我身上了。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一落地就痛得咬牙呻吟，王愿坚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导员那里说了几句什么，指导员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我前进，我认为这是寒碜我了，坚决予以拒绝，指导员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两只手伸进我的两肩，抓住了背包带，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驮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愿坚。我强充英雄地说：“不用，我可以……”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这是头一天，明天还要行军呢，你留点力气给明天吧，我比你大，吃的也比你多，这在我不算啥。”其实我早就背不动了，就顺坡下驴，把背包给了他，心里觉得以前对愿坚的反感有点过分了，我真怀疑，他要不给我背背包，这最后20里地我能不能坚持到底。
从这开始，我和愿坚也有话说了，并且越来发现他的长处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调，他不跑，到了驻地看房子，借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胡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作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文化部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平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17、8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儿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胀，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有时也在双栅栏总政文化部的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是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短袖薄衫，唯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等有时间你上我那去，咱们细谈。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再一次想起他是文化大革命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
40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根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友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