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崎有一座石拱桥，共有两孔，所以称作眼镜桥。是一九三四年，由兴福寺的住持法定禅师修建的，在全日本是按中国形式建造的第一座桥。日本把它定为“重要文化财富”。站在这桥头，我忽然觉得这长崎，就像桥的一端，而另一端则在上海。多少年来，长崎都是联结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桥头，即使在日本锁国时期，长崎也被指定为开放口岸。直到今天，长崎仍是华侨最集中的地方。我在日本内地碰见好几位侨胞，都是在长崎出生的。所以在日本旅行了一个时期后来到长崎，就有一种回家之感。
日本人民好客，而长崎作为门户，更集中地表现出这一美德。它自从一五七一年（元龟二年）开为口岸以来，始终是日本和世界各国交往的接待站。日本人尊重那些为促进国际交往作出贡献的人们，于是长崎保存下来丰富的珍贵的遗迹。
我到了传说中“蝴蝶夫人”的旧居。给我极大感动的不是那所明治年间建造的英国花园洋房，而是日本人民的宽阔胸怀。那房屋的主人，是个往日本运输军火，并把它卖给各地藩主供其内战使用，从而发了大财的买办，是个很带点经济侵略意味的人物。我问日本朋友为什么要纪念他，他们说，他有坏的一面，可是他同时还带来了西方的工业技术、现代文明，对于推动日本明治维新，起了不小的作用，算起总帐来，他对日本民族好的作用占主要，所以我们仍把他看作是朋友，对日本维新有贡献的朋友。
在这位古兰马先生的住室里，我惊讶地发现了“定远号”军舰上的舵轮。舵轮用红木造成，直径足有一米多。当年邓世昌就是紧握着它，为了保卫祖国向日舰猛撞过去的。定远舰后来被日本海军捞起。古兰马尊敬邓世昌的为人，花重价把它买了下来。镶上几块板，作成一只台面，陈设在他的客厅里。
和古兰巴馆相似，他们把十七世纪荷兰人的“洋馆”及其附近荷兰风味的石板路，十九世纪法国人建造的木建筑教堂，都作为国家指定的文物保护单位保存下来，而且仔细地加以修缮维护，让它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服务。
当然，保存最多的是中国建筑。十七世纪中国僧人超然始建的崇福寺，后来又由华侨出资，并从福建请来匠人，运来砖瓦木石，把它建成一座精美宏伟的中国式庙宇，里边供有我们熟悉的关公等神像，如今已被定为日本的国宝。里边有一口一六八二年长崎大饥荒时，该寺舍粥用的大锅，至今完好如初。我看到这些，不由得想起我们国内像这样可列为国宝的文物，真是多到不可胜数。可是遭遇呢，只得欲说还休。十年浩劫，真叫人肝肠痛断。我有时想，在我们宣传“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同时，是否也谈谈“文化大革命”遭劫的国宝？像“四人帮”这样不尊重自己民族宝贵遗产的败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文明的敌人。此外，建国以来党和政府花了很大力量作的保护、恢复工作，这些年也遭到了一些愚昧短视的公民们的破坏。有个日本朋友听说我爱人在河北省工作，就向我打听黄粱梦遗迹。我说有几位文物工作者正在那里维修整理。但我没好说前些年那地方作机关，作党校，把正做梦的卢生的脑袋都敲了下来。邯郸的赵王古城，是比日本平城京遗址更古老的都城遗址，如今还种着麦子，到处是挖沙的坑。一座工厂就建在都城的遗迹之上。
长崎的唐人馆，是原来华侨修的孔庙，整洁威严，富丽堂皇。现在改造成一座中国艺术品陈列馆和专门出售中国工艺品的商店，收入所得作为华侨学校的资金。我们去的时候，华侨学校的小朋友们列队欢迎来自祖国的亲人。在国外看见自己的孩子，实在可亲可爱。我忍不住亲他们，他们用很纯正的普通话说：“叔叔好！阿姨好！欢迎，欢迎！”华桥商店卖的货品，全从中国直接进口，既有大陆产品，也有台湾产品。侨胞说：“都是我们中国货。”店员全穿着中国服装，问起来，倒是日本朋友。人们开玩笑说，在长崎，是很难分中国人日本人的。有一次我们和几位华侨朋友从一条街上走过，不断有人从店里出来向我们寒暄问好。这位侨胞介绍说：“这是我妹妹，”那位侨胞介绍说：“那是我侄女。”在我这次走访的七八个城市中，长崎的中国留学生加上在造船厂实习的工人、技术人员，是学习人员最多的一个地方。恰好这时中澳合营的旅游船“明华号”也在长崎停靠。有一天晚上，华侨、我们、留学生，加上船长、大副、政委一群人从饭馆出来到“明华号”上去参观，一下子把个“明华号”小餐厅变成了中国俱乐部。有几位华侨听不懂中文，可也恋恋不舍一直和大家呆到深夜。一些平时极讲礼貌的人，都毫不客气摊开手帕把船员们做的点心包起来带回去给孩子，因为这是从自己家带来的东西。
日本是好客的。长崎人和中国人、西方人有悠久的友好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传统。人民之间的友谊要靠人民来保卫。我不止一次经过原子弹纪念馆时，仰视祈求和平的纪念像，在绿草如茵的广场上，一个巨人一手指天，一手平举，关切地注视着草地上在喂鸽子的天真儿童们，艺术家把他塑造得那么健壮有力，大概不是没有用意的。我的理解是这样：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但要使和平天长地久，要使悲剧不再重演，要让孩子们永远和鸽子一起不再受恐怖惊扰，需要用力量来制止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