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请允许我把话扯远一点。我的祖籍是山东。据家谱所载，是燕王扫北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而来的。有一说是同时迁来弟兄两人。但弟兄俩在路上干了一架，从此兄弟分家。到了山东地界后，一个在城东落了户，一个去城北扎了根。这样同一县里就有了两个邓庄。我是城东邓庄人，我们庄人都是一个祖宗的后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和城北邓庄则素无来往，是否有同族关系，本族人意见都不一致，倒是不认这门亲的多。不过近年台湾邓丽君小姐歌声传入大陆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有情报说，邓小姐也是山东我县人氏。我们村是肯定没有这一户人家的，邓小姐若真是出身本县，就定是城北那个邓庄。有人觉得这光荣不能归他村独享，这个同宗还是认了好。
我村风水虽没造化出歌星，据说却出了位有钱的美国公民，按辈分我要叫他叔叔。
这位叔叔（我绝不是因为人家成了美国人就冒认洋亲，有家谱为证。）虽说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较近，小时候和他常在一块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当家。他哥哥想由他这儿改变一下门风。就竭尽全力供他念书，在一段时间内，他和我称得上我村仅有的两大知识分子。因为我念完了四年初级小学。而还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学，就进城住校，我参加了八路军，从此就很少见面了。1943年冬天，我们的队伍住在我村附近，我乘机回家探亲，碰上他放假回来娶媳妇。我去祝贺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岁。此后部队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联系，当然也就再也没见过他，全国解放后我回家探亲，见到他的哥哥，问到他的情况。他哥哥叹了口气，悄悄告诉我说：“日本投降后，县城为中央军所占，城乡交通就全断了，全国解放前整个中学往南方撤退，他随着去了台湾。他媳妇就在结婚时和他过了5天日子，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几个孩子就靠这个小婶给带看，她要再走了，这个家可怎么维持呢？”我认为这问题很可笑，便说：“解放台湾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这还能等多久吗？”
从此我再没回过家乡，也就再没打听过这一家人的事。
文化大革命之后，家乡有人来北京办事，顺便来看我，说起家乡新闻。他们讲跑到台湾去的叔叔来信了，原来他早已离开台湾去美国了。现在很有钱，当了大资本家了。他想回来探亲，来信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叫他家里人给他去封信。他侄子问这信咋写法，公社干部研究好久，到现在还没回信呢！我问为什么没回信，现在开放改革，欢迎海外侨胞回来观光探亲。他们说不这么简单，他问家里有什么人？主要是问他女人还在不在。他女子以前倒是在的，二十多年一直没改嫁也没离婚，把几个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革命时可过不下去了，从城市里来了一伙串连的红卫兵，说这村里隐藏着一个台湾国民党反革命家属，走资派一直包庇着她，要再不揪出来斗倒斗臭，那就连包庇她的人一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本家的人给她送了信，那女人连夜跑了，后来从外地来了封信宣布和邓家断绝一切关系。现在这信怎么写法呢，照实写影响不好，对外边人说这些，搞不好还要犯错误，不照直写，万一他真回来了，发现说的都不是实话就更不好。所以到现在还拖着。但是总拖着也不行，现在开放搞活，农村发展生产，也想引进外资，听说他很有钱，把财神爷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闲话说完，他们就走了，过了一年又有人来时，告诉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诉了叔叔，从此这人就再也没回过信。估计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离家，便不回来，大家很为放走这么个财神爷而遗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村支部书记和那位叔叔的亲侄儿一起半夜到我家来了，说是叔叔从美国回来了，今天到北京，他们来接他不知住在哪个饭店。问我可和他有过联系。我说我从没和他有过联系，根本不知道他回来的事。他们就要到一些饭店去询问，我说北京这么多饭店，如果没一点线索，怎能问到呢。我劝他们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买火车票去。他们听了我的话，不久就从山东写了信来，说是他们到家叔叔已经自己来到了，希望我回家乡去和他相会，还说这次回来带来不少钱。要在家乡作些投资，现在决定先为每个侄子修个养鱼池，以后还想买套房子，希望我去给他作作参谋。我工作走不开，只好谢绝了。
过了一个月，他回美国，路经北京时来电话约我见面。多年不见，为了给他选择礼品，我们夫妻还真费了点心思，后来选定一件景泰兰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钱的人，居住条件总会不错，送陈设品还算合用。
按他说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见到了他，一见面立刻都互相认了出来。他显得很疲惫，但还是很兴奋。穿得很朴素，行李也很简单。我问他为什么从第一次来信后过了这么久才回来，是不是因为那个婶婶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说：“那没什么，这次找着她了，我们谈了好久，她已经又结婚了，这样更好，我在台湾也已经又结过婚，两个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难安排。”
问他何时到的美国？他说，他到台湾先服了几年兵役，退伍以后，就到一个建筑单位去当炊事员。那个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随着去了沙特阿拉伯。那里工程完了，他想回台湾也还是没办法，就设法去了美国。在那仍然当他的厨师，收入还不错，这次回来就为侄子们投资修建了两个鱼塘。还给他们留了点钱，多年没来，也请全村族里人喝了几顿。大家都很高兴。第二天他就要走，我们一起吃过饭就告别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却说什么也不要。我见他态度坚决，只好作罢。我问他在美国的住址，以后若去美国，好去看他和没见面的婶子。他说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写信告诉我。但给我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我去美国，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找到他。
这次到美国不久，我就打电话找他，接电话的是个中国妇人，我还以为是没见过的婶婶呢。说过几句话才知道，对方是个中国餐馆的女老板，她说这个人早已不在我这里做工了，不过有时还到我这儿来借宿。你留下电话号码好了，他来了我叫他回你电话。我问他家中电话号码，对方说他在美国没有安家。我只好把电话挂上了。心中颇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听错名字，他在美国这么久，而且据说发了财，怎会没有个家呢？
到麻省后，我又请郑清茂帮我打了一个电话。清茂一看电话号码说，看来这地方距此不远，是一个电话局。电话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说那位叔叔还没来过，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号码告诉了她，请她转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时我在愁予的系里讲演，中午才动身。早晨小陆就开车来接我到附近另一个大学区去玩玩。她刚用很便宜的价钱从同学手中买来部二手车，车还很新，不过她的驾驶技术还不大行，为此特请了一位中国同事来帮忙。她们先拉我到一个著名女校去参观，这里比起麻省大学，似乎要更清静规正些，建筑也更带古典味。街上几家商店，大多更带文化气息，因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连了过多时间，出来时已到了中饭时间。小陆一定要请我吃饭，她那同事又坚持请我吃中餐。这里没有中国餐馆，所以又拉我到数十里外另一个较大的镇上去。找到了一家颇不错的中国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着这位叔叔的电话，一是看到这个镇与清茂家方向刚好相反。怕耽搁时间太多，误了下午讲课，结果饭菜滋味都没吃出来，真辜负了小陆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赶回清茂家时，果然他们已经坐在车内等我。清茂说：“4点钟讲课，我们绝不能迟到，现在真要争分夺秒，动作快些。”我从这个车门出来就钻进另一个车门，还没来得及和小陆告别，车就箭一般开了出去。
车子上了公路，平稳前进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说：“你那位本家叔叔来电话了，说晚上再往愁予处打电话。”我问他：“弄清楚他住在什么地方了吗？”清茂慢吞吞地说：“就是刚才你们吃饭的那个镇上。”过一会儿我们还要从这个镇处经过，不过来不及去找他了，我问他：“那镇上有几家中国料理？”他说：“大概只那一家。”我半天没说出话来，我想他就在我刚才吃饭的那个店里，怎么会就没见到呢？
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来了电话。我很为与他失这交臂而遗憾，因为不能再见面了，所以电话谈了很长。我问他为什么来美国这么久没把家搬来？他才告诉我：“去年以前，他在美国一直是非法居留。”不仅没能把家搬来，十多年来也没到台湾探过亲，只在几年前他太太以旅游名义到美国看过他一次。在美国他没有自己租房子，从来是给哪家干活就住在哪家店里，或是几个同样的流浪汉合租一间屋大家伙住。他不接收我送的花瓶，原因就是他根本没有摆花瓶的地方。说到这里他停一会儿，勉强笑了一声又接着说：“我想你回去之后，是没必要把这些与家乡人道及的，离家这么久，家乡人都传说我发财了，对我有好多期望，我不愿让家里人失望。”我问他：“这样你能负担得了吗？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说：“那倒不至于，在美国挣钱还是容易，十多年我确实积蓄下了十几万美元，这点钱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去就很顶用。”我问：“你不还要养活台湾的家人吗？”他说现在那边不用花费太多了，两个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对他在家乡的作法也很谅解。美国纪念建国二百周年，实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长期居留权，所以才敢回大陆去探亲，目前正办理入籍手续。他不会英语，美国政府限期他学会英语，才准办理。为此他正在加劲补英语，等英语考及格，入了美国籍后许多事都好办了，工钱也会增加的。再干几年，再积点钱，就不打算在美国住了，大陆物价便宜。他想在家乡买所房子，和老伴回去养老。有十万美元就可度个舒服的晚年，这个目标不难达到。
我问他，在美国这么多年，怎么英语还不及格？他说：“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时间去学英语呀，何况成年累月都在后厨房干活，偶而休息两天，只是在唐人街上转，也用不着英语，现在临阵磨枪，为了安心念书才租了间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没上那家餐馆去，错过了我们见面的机会。”
放下电话，心中很不是滋味。家乡人都把他当成腰缠万贯的美国财主，为此有的人对他带有更多的羡慕和索取心愿，当然，按他所有确也可以算个美金万元户了，以我家乡标准，倒也该列入财主队中去。不过人们若都能听到昨晚那几个青年说的话，知道点非法移民在美国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该会有点不同吧。
十一
茂夫妇开车把我送到耶鲁大学城时，已是下午四时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学楼。把我交给愁予，他们先行去愁予家了。因为我们出发晚了一点，这时学生们早已到齐，坐在课室等着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讲台。讲课总共也就用了个把钟头，我在耶鲁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来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时间，我就轻轻松松到了愁予家。
我曾并非开玩笑地说过，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妇随派。愁予在台湾是锋头极健的名诗人。每次回台湾，他在街上一走，不一会儿身后就跟上一群崇拜者，当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别是女大学生们。而梅芬在台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其崇拜者绝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湾报纸报道，台北一个新的大剧院落成典礼，就请的是愁予夫妇打炮，愁予朗诵他的诗，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他们在美国度的却是清静超脱的学者生涯。有些朋友谈论起来，觉得愁予在美国是受了委屈了，很为他有所不平。到这里后我见到的是愁予教书得志，梅芬治家有方，两人生活得恩爱温馨，其乐融融。朋友们到此很少不被他们的幸福气氛所感染。
愁予尽管掌了大学教席，仍然是一派诗人性情。他势情豪迈，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国内朋友到纽约来，只要时间来得及，他总要请到耶鲁来玩，只要来，还必定他自己开车去接。纽约距耶鲁也是好几百里地呢，他从未有过难色，而他到国内来时，却是处处为朋友着想，尽量少给人添麻烦。在这点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国的朋友有共同处，但他和那位却又有着极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办公事，别的一律不干或少干，尤其是旅游，几乎毫无兴趣。而愁予则是对任何事都充满兴趣。他爱旅游，又不想麻烦别人，结果就常常作出出人意料的事来。有次他来北京，本来说好我帮他联系去某个地方的，我还没联系好，他人忽然不见了，向酒店查问，人家说他已退了房子，打听几个熟识的朋友处，谁也没见他。弄得我好担心。过了两天，他来电话说他自己买了张火车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边住了几天小店，挤了几天公共汽车，谁也没麻烦，玩得挺好……我说：“老弟，别忘了你是美国护照哇！”他说：“什么护照也没关系，在中国我的长相，我的语言，我的感情作派才是真正的护照！血浓于水，懂吗？”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时在北京上过学，北京话说得很有韵味。没有台湾国语腔，甚至比大陆那些以港台国语为时髦，故意装作大舌头，把话说得含含糊糊的大陆歌星们也讲得像话。在台湾用这种“京片子”口音朗诵自己的诗，是招人赞羡的。可是他说“北京话也有短处，要当政治领袖，当大官，北京话可欠点威风，要用四川话说‘我们中圭啊’这多有气派！用北京话一说‘我们中国哇’就没劲了不是！”
第二天起他就开车拉着我四处游逛。我们去看了一个港口小镇，那是当初殖民时期欧洲移民最初在美国登陆的地点之一。我们参观另一个小镇时，看到小广场上拉着彩旗，人头攒动。高高的台上有几个乐手，穿着老式的破燕尾服，戴着高筒礼帽吹奏管乐。他叫我猜这是干什么的，我说八成是马戏团，我由此还想起了美国一篇小说《马戏团来到镇上》所描写过的情形。他笑而不答，只是领着我往人群中冲去。走近了一看，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个汽车展销会。美国产、外国产的汽车摆满了广场，其中有豪华昂贵带冰箱电视的，也有普及廉价型的，真是琳琅满目。打听了一下情况，据说这里最走俏的是南韩车和日本车，若追求豪华，几种欧洲车也叫座，比起来还就是美国车销的差。我说：“看来美国也有个崇洋媚外的风气。”愁予说：“日本车南韩车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么办法呢。美国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越来越不行。虽然有人主张保护主义，看来一时很难奏效。”
梅芬也是凌云大师的信徒。他家里也挂了不少风铃之类驱邪的吉祥物，蒙秋鸿好意还传授了我几种卦法，所以到这里后我已能认出几种方位的意义了。愁予认为世界上尚有许多事物是还未被人类理解的，不要轻易否定它。在这里我和张洁的女儿唐棣通了话，原来我们冰心妈妈的母校卫斯理距此不远，她正在那里上学。但索尔兹伯里来电话说下一天他就从西部赶回来陪我去他家乡。我只好放弃去参观这所女校的打算，约唐棣和我在机场见。第二天，愁予夫妻开车拉我到机场，在那里大家会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尔兹伯里镇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尔兹伯里夫妇把我从康涅狄格送到了纽约。
车子开到索在纽约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车，和她告过别，索继续前进，开到一个汽车修理店（不能叫厂，因为它太小，相当于我们的自行车修理铺，汽车体积比自行车大，这铺面也就大点），索把车交给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检修擦洗，我们又叫了部出租车去侨报。
的士沿着河边走，就是这条河在纽约分开又合拢，造出个曼哈顿岛。从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桥，凡是以纽约为背景的电影，一开头准要拍它。不论艺术片、功夫片、侦探片、广告片，甚至“儿童不宜”的片中连作爱都选择在这桥上。恰好走在这桥旁时，索和司机发生了争执。我虽听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机的表情和我国出租车司机耍刁时表情相似。估计要敲我们的竹杠，索争了两句，就点头不耐烦地连说“OK，OK！”然后冲我作了个鬼脸，下车后索掏出钱给了他，头也不回就领我进了《华侨日报》的大门，小声对我说：“NO GOOD”又摇摇头。证明我的猜测正确。索虽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却暗地有点高兴，改变了我对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张洁的母亲病重，张扶她在路边拦了几辆的士都没停，后来她急中生智，掏出几张美钞举在头上摇晃，马上就有的士靠了过来，我对此事就很反感。有时从外地回来，若是半夜下飞机，总是得多付一倍钱才要得到车。我对此类事也不痛快。现在看到美国司机也是这样，知道这一套原来是从外国引进的，我就想开了，既然有的名歌星连说中国话说法都要从港台引进，非咬着舌头把四声尖团弄说错不算新潮，的士司机从国外引进点新手法，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呢？
索把我领过侨报办公楼。把我交给王渝，就告别了，约好和我明年春天在北京再见面。
侨报设在距“孔子大厦”不远的一条小街上，是座四层或五层的小楼，楼下一层是旅行社，闹不清是什么旅行社，总之是一家中资或是和中国有关系的企业。它的广告上有中文说明，专门承办去中国大陆旅游的业务，二楼是侨报的编辑室，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们到时，王渝和另一位女士正在研究是否还等我，因为有我上次飞机报错时间和航班的例证，她怀疑这次我又报错了时间。
王渝请我先住到她家去，这样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报社四楼一间住室内。这间屋虽不大，却很住过几位名人，国内受单独邀请来访的一些作家到纽约后多半在这里住几天，一是便于和这里的华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这里对国内来的朋友免收房费，目前住的是一位国内某报的记者。侨报和国内有些报刊，建立了协作关系，每年请一两位国内同行到美国来实习。侨报也是我这次来美讲学的赞助人之一，我虽是应几个大学所邀，但侨报热心提供了往返机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后，王渝就领我直奔地铁站。到中央车站下了车，又换上一列地上的火车，再继续前进，用去於梨华处的同样手续，减去一半时间，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级住宅区。这是一片围在绿化地中间的楼房。虽比起於梨华的山间别墅还有段差距，但在纽约这地方能有这么片静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计这是王渝外子老夏买的，他是联合国职员，收入可观，不然在中资系统的王渝绝买不起这样的房。
晚上王渝下厨为我们做饭，吃饭时我表示感谢，老夏就趁机提出，要我去联合国作一次演讲，这个场合提出的要求是无法推托的，但我提了个条件，只谈文学，不谈政治。我认为联合国是个政治机构，估计它的成员对政治兴趣比文学大，而我是最怕讲政治的。谁知老夏一听欣然答应，他说我若不提出来，他还想向我建议少谈政治呢。联合国当然是个政治机构，但他们普通工作人员可并不是政治家，上班时间听各国政治家演讲，那是职业上的需要，业余时间他们才不想再听那些东西。我接受了邀请，何时去讲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过早饭，仍随王渝乘地铁去侨报。和侨报的负责人商量我这两天的活动日程。18日当天，侨报对我采访，中午请我吃便饭。19日，由L陪我上街游览和买东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来是北京一家报纸的理论编辑，写评论文章很有点名气，前几年他太太到美国来住娘家，得了病，便没再回北京，他请假来美探亲，也从此留了下来，他不愿呆在丈人家吃闲饭，况且这也不符合美国习惯，总要找个工作挣钱，但英语还听不大懂，又不会占卜烹饪，能干什么呢？学中文的，只能找与中文有关的事作，便应聘到侨报，不过不是作编辑，而是作校对。宰牛刀用来杀鸡，当然轻而易举。每天上午来几个小时，把大样上的错字，标点改改，一天的工作便作完了。轻闲倒也是轻闲的，几年前我来纽约时，觉得他多少有点寂寞感，这次好多了，有人告诉我现在他也替报纸写点社论之类文章，只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说，除去报社的工作，他还在筹办个公司并与人合办个华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质上看来都比我上次来时强。
采访就在侨报的三楼进行。无非谈点国内文学界的近况和我这次来美的活动情形，因为是熟朋友，谈得很顺利，没一会儿工夫就完成任务了。距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到二楼编辑室翻看近日报纸，二楼这间屋，是侨报主要办公室，一间大屋，横竖放了足有一二十张办公桌，从主编到校对全部人马“汉八郎当”全挤在这里。这样，只要来一个客人，就是全体的客人，谁碰上谁就接待，绝不会使客人受冷落。因为侨报几任老总对文学交流都热心，许多次国内作家来美都是他们提供的旅费。这编辑室就成了中国作家必到的地方。作家来得多了总会有点趣闻。趣闻之一是有天几个编辑在闲谈：“大陆女作家作品虽写得很好，但长相似乎都平常，不像台湾女作家里几位出名的漂亮……”正说之间突然推门走进两位靓女，明眸皓齿，乌发红颜，风度优雅，光彩照人，一时四座皆惊。两位小姐笑嘻嘻地问道：“这里是侨报编辑室吗？”大家抢着答应。二位就递过两张名片来，接过一看，上边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王小鹰，程乃珊。”众人看了赶紧招呼，从此再不敢说大陆女作家缺少靓女。
这个编辑室确实是个结识朋友、扩大交往的好地方。这次在纽约，我在这里坐过两次，两次加一起约有三小时，就遇见了几个有趣的朋友。这天我为了等吃饭，坐在那闲看报，翻看间忽听耳边有个声音很耳熟，抬头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来在中央某学院当教师，“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有一张反对“四人帮”的大字报很被大家传诵了一阵，是个有思想有作为的壮士，不知应美国哪个部门之约来进行文化交流，也不知为什么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几年没见到了，不料在此碰见，见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狈，我怕认错人，就问身边一位小姐，这是不是他？小姐说是的，他近来也在这里临时打工，正说着，他回头也看见了我，欢呼一声走了进来，我也很高兴，寒喧后便问他为何如此狼狈？他说倒霉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场所的洗手间，跟着又进去一个黑人，黑人进了门就把厕所门反锁上了，向他伸出手来说：“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钱拿出点来给我买杯啤酒。”C可能没完全听懂，也可能想发扬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传统，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钱，总之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位黑哥儿们全不顾华人和他一样在这里都是少数民族，也不懂少数民族应当团结起来为共同的利益斗争的道理，三拳两脚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乱翻，终于从内衣口袋里翻出一二百美元来，不见钱则已，见了钱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摇着钱冲他发表了一通演讲；教导他为人必须诚实。说完把钱全放进兜里，腾出手来，用中国红卫兵触人灵魂办法触了一通他的躯体，以致弄成这么个模样。我听后安慰了他几句。他说：“这个鬼地方，我不想呆了，我不久就要回国去！”
他走之后，我仍看报纸，这时屋里很静，就听见王渝跟一个男士在谈话，声音虽低，但谈得很热烈，那男士嘁嘁嚓嚓，表情诚挚，样子像是对侨报有所求。王渝女士，仍是那副忠厚笑脸。连连点头，好像是表示同情。再看那位男士的穿戴，上身一件松松垮垮的旧夹克，脚下拖着双已看不清颜色的破皮鞋，样子好像也刚被黑人兄弟打劫过的，估计这又是个侨报找工打的流浪者。为怕人家难堪，我赶紧低下头再去看报。过一会儿那位同胞问了王渝一句什么，便朝我走了过来，热情地伸出手说：“唔，原来你是邓先生，久仰久仰，我叫谢天乐……”说着送过一张名片，我一看上边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什么公司董事长……”光头衔有好几排。这时王渝过来为我介绍，才知道他是台湾鼎鼎大名的作家、记者谢青。我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听朋友说过，这谢青发了财，没心思写作品了，怎么也和刚才那位C兄一样，一副狼狈相呢？出于写作人的职业习惯，我便拐着弯问他：“你们刚才好像在谈点重要的事，是不是叫我给打断了？”他说：“没什么，一点小事，我有个旅馆不想要了，现在每年净收益有几万美元，我卖给别人也是卖，这个便宜不如叫自己人得去，所以我劝他们买下来。”我说：“这么好的产业为什么你自己不要了？”他说：“挣钱净腻了，我经营烦了，我的钱已经够用到死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留出些闲时间来写东西好不好！我以前写作很有热情，可是靠写作混不饱肚子呀，这才改行去作生意。谁知狗运亨通，作了几年地产发了财了。作生意是为赚钱，有了钱还作生意干什么？留点时间给自己用用不好吗？”我们谈熟了，我就问他：“在美国你也算个富翁了，怎么还这身打扮？”他说：“入乡随俗吗，参加上层社会社交活动，我比谁穿得都讲究。咱们绝不能在白种人面前丢身份，可这是上唐人街来呀，这样老乡们才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而且这样我走在华人区、黑人区都安全无恙，在美国这么多年我没像C先生那样遭过抢劫。他看我这样不像有钱的！”他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现住在王渝家，但我觉得太麻烦她，准备一两天就搬出来，到一个年轻朋友家去住几天。”他马上说：“到我旅馆去。到那里我管你吃住交通，别的自己解决。我没工夫陪你，但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我虽很感动。但还是谢绝了，因为凭我那一句半英语，我还不太想完全自由活动。
十三
不料当天晚上，我还是从王渝家搬出来了。
不是我作了什么讨厌事叫王渝给轰出来的。也不是他们那里不方便或不热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标很大，别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纽约休息几天，随便玩玩，不愿再忙于应酬这想法也是由于一个朋友的来访引起的。
18日侨报对我采访完。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受谢青启发，我想一个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厦周围去转转。这一带是唐人的势力范围，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块中文，店员多半为炎黄子孙，虽然有些只会说广东话，总比同纯的外国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国呆了一辈子，一句英语没学会，作买作卖，娶妻生子，什么也没耽误，就是因为有这唐人街存在。当然，任何好事也有他的负面，前些年中国在这里办了个展览会，有几位唐人街的老华侨看了后就非常扫兴，因为会上只预备了英语和汉语普通话解说员，没有广东话解说员。这几位两样话都听不懂。至于文字说明，那更没用，能看懂文字说明也就听得懂英语或普通话了。近几年随着从台湾来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话开始普及起来了，虽然满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类，总比听广东话又方便点。我正动身去唐人街，一位编辑小姐急冲冲跑来告诉我说：“邓先生，X女士来找你已经上楼了。”
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待了这位朋友，并马上也就下定决心，尽快从王渝家搬出来，对外宣布我已离开纽约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对人冷淡，实在有难言之苦。以前，我是个爱帮人讲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结果事情没办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这样我就总结了一条教训，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轻易应承。但我这人天生不会对朋友说不字，尽管给自己定了这条纪律，可事到临头，禁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明知办不到的事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还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满意，为防止类似错误，只好改为预防为主的政策，估计来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办不到的事，就连面也别见。这天来的这个朋友我估计就属于这一类，后来证明果然不错。
这是位女士，说出名字来人们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小说颇有读者。她那时写的电影至今国内还常放映。据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么也好，都没怎么碰到她，“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严重的，与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近十近来在一个省里当专业作家，日子也过得不错。当然，发表的作品没以前那么轰动了，但这总算不到受迫害的帐上去。可不知这么一来，这位小姐借个机会跑到美国来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国混得像个样就难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龄，会的英语单词比我多点有限，凑合着坐飞机能不上错就不错，靠它谋生连门也没有。用中文写东西换稿费吧，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那两家，文艺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发表，中文期刊当时还没创办，只能向香港和台湾投稿，可港台发表外来作品总得有点选择，反映大陆生活吗？她离开大陆已好几年，远不如仍在大陆的作家写得更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现实性，反映美国生活吗？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作家还是以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主呢，靠这条路挣饭吃显然没门。这样一来二去，照《红楼梦》的说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原来向她约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约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却只要有人来约，一送就是几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发吧，发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这次没能回避开，就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她提出的一些困难，我很同情，但绝非我能帮忙解决的。我只能劝她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朋友的忙我没帮上，却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开放以后，有的朋友愿到海外去发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态度。我以为这是个人有权选择，别人无权也无力干涉的事。到了外边自然要按外边的规则参加竞争，因而也不必以中国的习惯对在国外的人作种种挑剔。只要不作有损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事，在事业上又确实混得比国内好，尽可听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经济生活比国内优越，个人心情也舒畅，别人也不必说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边混得像烧糊了的家雀，再挣扎也难得到在国内时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却仍然硬撑着在那里当二等公民，对这样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爱莫能助，好自为之”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像这位女士这样还肯找老朋友谈心，述述苦闷，甚至还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和向往，还是不错的了，有人连这点也作不到。我碰到过一位大有名气的歌手，出国后既没找到职业，也没进学校学习，几乎是靠当地华侨接济生活，却向国内刊物投寄他的“国外来信”，报道自己国外成就和计划，似乎活得满浪漫，很惬意；还有的明明一直在当待业移民，见到国内来的熟人，仍招摇吹嘘，自鸣得意，碰到这样的大佬，那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若说就只有引用姜昆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领着我逛纽约。纽约我以前来过两次，但都没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次我们就先上这个地方去。刚解放时我参观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杂繁乱，后来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这个交易所的镜头，觉得比上海那个更杂乱，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是误会。这里比上海那个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过之，但并不嘈杂。无数个电视屏幕下有无数个小柜台似的营业台，尽管营业厅人头攒动，经纪人跑进跑出，电话不停，传票乱飞，可坐在参观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参观台如同戏院的包厢，每个包厢中都有电话，电话用英、法、德、日等数种语言报告股市行情。我选择日文按纽听了一会儿，结果一句也听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电影馆看介绍交易所情况的电影去，电影是英语说明，L的英语还没到可以翻译的水平，也还是只看了个大概齐。倒是在展览厅看得更明白些，因为最醒目的地方，展览着中国金融机构来此访问和开展证券业务的材料。那上边写着中文。我从这里才知道我国也在开展证券业务，很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兴。但除去买公债外我还没和任何有价证券打过交道，所以兴趣不大，便催着L带我去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是纽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国内曾看过一个材料说在里边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层办事的人乘电梯和乘公共汽车一样，要换几次梯才能到达。我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到那里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可怕，来开洋荤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哪国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层去的，美国人并不傻，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专门预备了一路电梯，只换一次就可以直达100屋的屋顶了，该怎么说怎么说，这100屋真叫高。往下边一望，整个纽约，连同新泽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那时看到的是周围更多的山地或田野。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脚下满是高楼大厦，汽车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东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厦屋顶往下看过，虽也有趣，但没有这里的奇异感受。大楼当然是美国工人阶级建造的。我觉得美国的工人阶级确实很伟大，比起日本和香港，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把这绝顶弄成高级餐厅，以广招财源，而只是在100屋中心开了个廉价快餐馆，专为来参观屋顶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觉得美国人虽然也要赚钱，却赚得比较大方。
鸟瞰了纽约，吃了顿标准的美式快餐，参观项目就算完成，剩下点时间便到唐人街闲逛，本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看了一圈，什么也没买成。原因虽多，其根本还在于钱少。而和香港比起来，美国物价又贵，1985年我在旧金山买了一串风铃和一个旅行袋，自以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样的价钱在香港可以买一套大小四个旅行袋和六串风铃。美国似乎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一是金饰物，一是西洋参。金饰物咱暂时还买不起，西洋参国内已能种植，据说质量一点不比西洋产的差，西洋参买来只能当药吃，并不挂在身上，是否洋货只有自己肚子里有数，既不必在别人面前显摆，那就不要再花外汇了。
这晚上我从王渝家搬了出来，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头一天到纽约时在又方家碰到的那个青年，应该说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亲既是个老干部，又是位建筑工程师，顺便还是明式家具研究专家，这个儿子是搞摄影的，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还有个女儿是学经济的，这兄妹俩前些年先后来了纽约，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只知两人在美国混得很不错，比那些名家还要强些，而两人之中女儿又比儿子强，挣钱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纽约的高级住宅区买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费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园的北端，是纽约两种地区的交界处，再往北走一个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区哈莱姆。哈莱姆几个字在纽约人心目中是贫穷、肮脏、暴力、犯罪等等可怖景象的代名词。就在我来的前一天，警察发现这里有人在公开贩毒，前去搜捕，几位黑哥儿们就把警察宰了然后一哄而散，至今没有破案。不过住在这附近的人也并不都担心受怕，这里的黑朋友自有他们的规矩，虽然哈莱姆区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条街，但只要这边的人不越雷池一步，到这边来捣乱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门口，如同站在阴阳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干净的街道，色彩鲜明，造型美观的楼房和绿树成荫，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园，街上行人昂首阔步，衣冠鲜洁；园中游人花团锦族，欢声笑语。偶尔有一辆供游玩用的旧式马车挂着五彩缤纷的车篷走过，车上便洒出串串笑声。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遗弃的危楼，门窗钉着木板，墙上画得乱七八糟。街上静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处，总有三两个形迹可疑，衣衫褴褛的人在走动，看去确实有些阴森可怖。我因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险，我们钻到一家南美移民开的铺子去吃意大利面条，整个店里除去一个胖店主外，就我们俩客人，正在等面条的时候，进来个20来岁的黑人青年，背着个麻袋，进来后从麻袋里掏出一件什么电器用品和两把塑料梳子，先问我们要不要，小金装作不懂英语，说“NO ENGLISH”。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谁知那店主也说“NO-ENGLISH”。这小伙子就有点火了，冲我们包括店主骂了半天，见我们毫无反应这才悻悻地把门一摔走了，他骂的什么我听不懂，但有两句话却听懂了。他说：“这里不是古巴，不是高丽，这是美国，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把我们当成朝鲜人了。于是我们赶快吃，赶快走，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不再回来，替朝鲜人挨骂可以，若再替朝鲜人挨顿打就不合算了。
我到小金家第一个晚上，是过得非常愉快的。他听说我这天来，为我约了一班青年朋友来助兴，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从大陆到美国的，有的已从大学毕业，有的还在边打工边上学。但都是些认真弄学问，搞事业的青年，他们似乎和那些在美国连蒙带混地中国来客保持着距离。他们这些人自己成了一个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龙，过一阵就凑在一起谈谈心，家乡、美国、事业、文学、艺术都谈，当然也谈恋爱。这天大家无拘无束谈得很晚，他们向我打听国内一些情况，我也向他们了解在美国的生活情况。看起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以学法律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个女孩子每年收入已达8万美元左右。以小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活得最舒服，小金在这里仍弄他的摄影，找了个经纪人，专门为人拍广告摄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写他的小说，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人是近年从大陆来美的人中比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较不爱招摇的一批，他们踏踏实实地干事业挣美元，不大过问与己无关的闲事，但都很关心祖国，对国内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不仅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既为我们的成就高兴，也对一些缺点很有意见，有些意见是出于隔膜和误解，有的意见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出于爱国之心。所以即使是误解，一经解释马上也就可以谈通。结束时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虽说我躲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应酬，结果应酬也还是一天不空。
所谓应酬，其核心就是吃饭，吃饭不是目的，借吃饭的机会朋友们谈谈心。而且据我的观察，纽约尽管很大，各种餐馆都有，真论到吃，不论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烧烤、东南亚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欧洲。到联合国演讲那天，老夏说好演讲完请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来就对纽约的日本料理持疑问态度，恰好演讲完天下大雨，我坚持改为在联合国大厦内吃便餐，想不到这倒是我来美国之后在餐厅里吃得最好的一顿美式自助午餐。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不清的餐厅，有对外营业的。有专为工作人员服务的。工作人员餐厅也有好几个，老厦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楼层最近的一个。餐厅面积很大，售货点也较多，座位宽敞，品种齐全，虽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没有外边餐厅的忙乱拥挤，饭菜的味道也好。据老夏说工作人员凭证件就餐，享受优待，比外边便宜得多。此外，几次和纽约华人文化界的朋友聚会，就都是在中国餐馆。对于海外中国餐馆的烹调，我没多少可说的，中国人在外创业很艰难，能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到异邦去，并站稳脚跟，这就很不容易。我感兴趣的是海外中国餐馆的内部装饰，想来最先在外边经营餐馆业的华人，多是小商人小业主层次的华人，心里怀念祖籍乡土，又便于营业上的招徕，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把餐馆装点得有些中国情调。他们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调，大约是婚礼寿堂，庙会道场之类喜庆热闹的场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是大红大紫，画龙描凤，财神寿星，花灯红烛。飞扬浮躁而又俗不可耐。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虽然给当地洋人造成个误解，以为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德行，总还是动机善良，其情可悯吧，奇怪的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一些老字号饭馆，为了招徕外国观光客，把原来地道中国装修竞相改成这种唐人街式样了，这倒好，在文化上也来了个出口转内销，我有时真想为这被误解了的中国文化一哭。
在纽约我正赶上纽约的华人到日本领事馆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赔偿二次大战时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债务。声势很大，许多美国人也自动参加表示支持。在联合国那天，吃饭时碰到个熟人，他街道二次大战时我曾被日本弄去作过劳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谈此事，要我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也参加这个行动，共同向日本索赔。听后我说，我很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从感情上说，日本不仅欠我的体力劳动的报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残的债务。但我是国家公务员，一切要和国家保持一致，从大局出发，听从组织决定，我们政府既声明过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在没公布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张，我只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国内的有关人士，研究后再作答复。他听了后表示理解，但对我的态度也不无遗憾，为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这件事谈完，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说於梨华夫妇来了，纽约的几个文化界朋友，有个小集会，唐德刚、夏志清几位教授和几个我认识的作家都参加，约我也去一聚。我当然欣然前往，在那里就又认识了位研究科学的华人专家，一见如故，他就又约我第二天参加由他作东的一个小集会，地点选在距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月宫楼。除我之外他还请了一对美国夫妻，因为这对美国夫妻在中国住过，对中国很有感情。我们在一块谈得很投机，当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华来了电话，她说：“你躲到哪里去了，纽约领事馆打电话来找我要人呢，你赶快给领事馆打电话去。”我又打电话去领事馆，对方告诉我领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领事馆去面谈。
领事馆设在纽约最西端，距有名的红灯区42街不远。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里时人家还没上班。但领事先生已经在等我了。他告诉我，从国内给我打来一封电报，请他转交给我。我接过电报马上看了一遍，原来是责成我在此打听件事，有位从中国出去的执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办了份政治刊物，他办他的就是了，这本不值得注意。费解的是中国作协有位职位很高的人物，不仅在上边发表了两篇文章，并且宣布担任该刊的顾问。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国讲学，作协方面想请我就近去看看他，问一下此事的内情，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变化，领事等我看完，就问我打算怎么去办？是否要他给予什么帮助？我说我已买了去西部的机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矶，此人正在东部巡回讲学，我怕是没有可能见到他了，唯一的办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点，然后通个电话，我请领事替我回个电报给作家协会。谢了领事先生的一片热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闲逛。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摆满了地摊，作小买卖的有美国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国人，我见到两位同胞摆摊卖他们自己的画。看样是正式在美术学院学过的。画了些美国风光和中国风光画，标价都不算高，并没看见有人买，据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画家生意最好，价钱最高的是画首都机场壁画的那位。当初他的《泼水节》在首都机场刚露面时，因为有女人半裸的画面，有人怕毒害了我们的人民，说什么也不许这画与群众见面，用苫布很遮盖了一阵子，到底这画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热烈争论了一阵子的。现在好了，画家已到了美国，既挣美国人的钱，又可以用画毒害他们的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觉悟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一天我充分享受个人自由，逛了临时形成的跳蚤市场，看了一群印度人穿着民族服装在街边演奏。在朝鲜人开的商店买了点送给孩子的礼物。然后到中国餐厅饮了顿广东午茶，下午就回到小金家休息。小金有任务出差了，我和侨报朋友联系好。第二天一早，一个朋友开车把我送到新泽西州机场，我一个人又开始了横跨美国东西部的旅行。在洛杉矶终于打听到那位作家朋友的地址，但因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朋友们帮我安排的日程很满，而且还要和一定老友叙旧，便没来得及和他联系。后来到了三藩市，往在天津老乡赵伯溪家，才打了个电话找到这位作家朋友，问了他在那份杂志上作顾问的事。他听后说他还不知道出版了那本刊物，他要找到那本刊物看了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我来电话也很好，他也正有事托我回去传达，他说，再有几个月他也要回国了，希望在他回国前能再分他一套房子……
在三蕃市朋友家住了几天，这朋友是个戏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错的程派票友，这几天就把附近几个爱好京剧的朋友全请了来，在他家办起一个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军飞行员，中国话只能说上海话，他却迷上了裘派花脸，学习很认真。但腔调实在说不上悦耳，唱完后我问他，为什么爱上了京剧？他说中国人么，总得有点中国生活情趣，他在美国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国生活，只有到这样的中国文化氛围中，才能宣泄点怀乡之情，不管唱得好坏，一唱这个调调，就记起自己还是中国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