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年有多长？
三十八年，于历史而言，是匆匆一瞬，于人生而言，却已经沉沉半生。一代人从童年变中年，由青年入老年，于明末清初台湾人的历史而言，匆匆一瞬的过往，对于整整这一代台湾人，却是一个痛彻半生的伤：做亡国奴的伤。
虽然今天的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的“GDP成就”，来列举荷兰殖民台湾时期的建设成就，比如台湾的人口比起荷兰人到来前，有了成倍的增加，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台湾本岛除了高山族外，汉族屯垦人口已经有两万多人。农田数量更比从前翻倍。特别是原来以渔猎为生的平埔族等高山族原住民，此时已经转入了农耕生活，并以水稻种植为业。台湾的学校更遍布各地。但这一切，对大部分台湾人来说其实是“无关”的。这就好比你本来在家好好的，却突然有一帮人冲进你家，占了你的房子，当了你家的主人，把你当奴才使唤，稍不如意就非打即骂。这样的日子，就是“GDP”高到家财万贯又有什么幸福？
这三十八年里，台湾人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海峡相隔，当牛做马，苦巴巴的熬。
而台湾的未来，也就这样熬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看看中国东南沿海的形势图就知道了：这些年有关走向“蓝色海洋”的话题格外热，“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些名词时常提，而在中国东南海洋上，屏障沿海各省的台湾岛，其实就是中国海域蓝色海洋的分界线。进出走向世界的“岛链”，台湾就是一扇门。此时，这扇门已经落到了荷兰人手里。如果，这样的“既定事实”一直被荷兰人延续下去，经过数十年乃至百年，在经过几代奴化教育洗脑，外加荷兰人大量移民后。台湾，很可能真的会成为荷兰人在远东的“合法领土”，从此彻底脱离中国怀抱。
在明末最后的二十年，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他们其实就在做这样的事情，那时候的他们是整个东亚海洋的海上最强者，想如后来英国人那样砸烂中国的大门，固然是不可能。但是在千里海岸线上，他们确实一度无人争锋。日落西山的明朝海军，此时已经冲不进深海。葡萄牙老老实实的缩在澳门做生意，西班牙窝在马尼拉鞭长莫及。东南沿海的海上“老大”，在这几年确实姓“荷”了。以荷兰最后一任总督揆一在其回忆录《被贻误的台湾》中所说：“本来，以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一代代的推行文明开化运动，我们原本可以继续巩固在那里的统治，将它变成我们永远的国土。”
本来可以做到的，结果却没有做到，说原因，现代人自然提及的，就是南明永历十六年郑成功那一场波澜壮阔的跨海东征。其实，如果历史是一场足球赛的话，那么郑成功确实是最后完成临门一脚破门的人。而之前的博弈，配合，突破，反攻。却是作为荷兰的对手们，一代代人前仆后继的努力。
看似没有对手的荷兰人，从他们占有台湾的第一天起，宿命的对手就已经出现了，是一群与他们你中有我，渊源密切的人——明末的中国海商们。
说只有明末中国海商，是这时候东亚海洋上荷兰人唯一的对手。原因也很简单：葡萄牙太弱，西班牙太忙，明王朝太衰，至于忙着入关的大清王朝，这时候还正晕船呢。只有那些啸傲海洋的中国海商们，多被正史称为“海盗”“海匪”的他们，有着争议命运的他们，才是不可一世的荷兰人最强大的敌人。因为，他们原本都是一类人，是为这个大航海时代而生的。
一：开台王颜思齐的争议人生
说明末的中国海商，现代比较众所周知的，是郑芝龙家族。然而说到晚明中国海商与荷兰人的争雄，却必须从另一个说起：颜思齐。
许多武侠片里常有一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东亚的这片海洋，其实也是一个江湖，从明朝中后期倭寇之乱开始，这个江湖就很热闹了，日本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中国海商，能开得动船的，基本都露了一把脸。
但这个江湖比武侠里的更残酷，后浪拍前浪的规律同样适用，到了晚明的时候，倭寇基本已经给拍没了，老一代形形色色的海商们，有被拍散了架的，有拍没了影的。牛气哄哄的西班牙葡萄牙，也早给拍老实了。只剩下“后浪”荷兰，带着一帮小弟在东亚海面上兴风作浪，指东打西。
但老天是不会让荷兰人寂寞的，就在荷兰人风光无限的背影里，一个潜在的对手已经在悄悄崛起——那些给他当小弟的中国海商们。
说到这里，先要说说明朝万历年间后，东南沿海中国海商的变化情况。隆庆开关以后，明朝的海禁政策已经废除，沿海商人与政府的主要矛盾已不在，东南沿海算是消停了一段时间。老一代的海商们有散伙了的，也有给打没影了的。但海边消停了，海洋上却不消停，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外加新来的荷兰人，各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找机会还是要抢你一把。做生意的没枪没炮，总归还是没安全保障。外加沿海贸易发展，东南地区豪商家族增多，既有钱又要安全，外加大海那头的花花世界商机无限，不动抢地盘的心思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短暂的平静后，新兴的武装团伙还是渐趋兴起了。
晚明东南海商的实力，和明朝海军的实力，其实是成反比的。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时期至万历三十年之前，是中国东南沿海比较消停的时候，那时候经历过剿倭战争和抗倭援朝战争的明朝海军实力强劲，敢来惹事的也少。但万历中后期后，随着北方边患日重，海防也日渐废弛，精兵猛将更一拨拨往辽东调，不甘寂寞的海商们，也就变得更精神了。隆庆开关后的海商势力，主要以福建海商为主。早期尤以漳州海商最强。明朝解除海禁初期，规定漳州月港为主要通商口岸，沿海商人出海做生意，归港复命，都要在这里办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漳州商人，也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在明朝解禁海禁初期的万历二年，月港每年上交的税银，还只有区区五千两。而十九年后的万历二十一年，就上涨到了五万两。号称“天子东南银库”。发展如此迅猛，一是大明朝的生产力太强，当时中国的丝绸，瓷器，还是全球欢迎的“高利润产品”。而中国海商的扩张速度也更强，以日本广岛长崎为例，万历年间朱国帧的《涌曈小品》里记载，万历三十年，在长崎岛做生意的华商，还不到十个人，十年以后，居然就激增到了上千人。事实上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已经遍布到了从日本至东南亚的整个航线，比如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就增长到了上万人。东南外贸，一派欣欣向荣之相。
这段历史，也素来被看做明王朝“对外开放”的时期，但就明朝政府而言，这样的“开放”其实是很有限的。比如明朝虽然允许私人海商“许贩东西二洋。”但政府对此控制极严，出海的商人，必须要去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勘合”，即出海许可证，在许可证上要写明出海的日期，归来的日期。一旦超期，就要遭到严惩。严重的甚至会被没收货物。可是茫茫大海，情况瞬息万变，哪有这么容易能准时回来的？而一旦海商们在航海中遭遇到打劫，指望政府做主，更是不可能的。比如万历年间朱运昌担任福建巡抚时，当时福建沿海商人就曾上书，请求政府出兵剿灭劫掠海商的外国海盗，却被朱运昌以“保境安民”为由拒绝。即使在与外国商人的贸易中，明王朝也格外小心，虽然允许通商，但也只能在如月港等指定的地区，允许沿海商人和外国商船贸易，未经政府许可而与外国商人接触，依然要判重罪。另外明朝商人出海贸易，在船只的大小，携带的货物，往来的日程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官府会严格盘查，较真到细节。尤其是“违禁货物”这条，内容几乎每年都变，基本上是什么货物赚钱，什么就是违禁。
管的多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朝令夕改。明朝有关开放海禁，允许贸易等法令，基本都属于地方政策，也就是古人所谓的“令”，而限制海外贸易，尤其是限制私商贸易规模，贸易内容，对外交往等方面的法令，大多是属于《大明律》《大明会典》等“祖制”的内容。相比一下，“令”自然大不过“律”。而且“令”大多属于临时性政策，变动非常大，就以收税来说，在“隆庆开关”后的重点贸易地区福建月港，商业税的征收就几经变化，税收名目多如牛毛，比如有出海的手续费，交易的关税，货物税等等，而且名目经常变化，到了万历后期，万历帝向全国各地派太监强征税赋，沿海地区也未能幸免，当时太监高采在福建横征暴敛，几乎引起民变。而从根本上说，晚明虽然也有保护对外贸易和商人利益的法令，但这些法令，一是权威性不强，多是临时性地方政策，二是地位不高，大多都是各类法律中的细枝末节。已经走向“对外开放”的中国，对于海外贸易的管理依然是粗线条的，更没有出台一部完整稳定的，适合海外贸易发展大势的法律，封建末期的明王朝，与这个大航海时代其实已日益脱节。
在这个“脱节”的时代里，身为一个生意人，如果要做个老实人，其实是既吃亏又倒霉的。赚钱的货物，政府基本不让你卖，能买你货物的大客户，政府往往百般阻拦，限制你和他们接触。挨了欺负，尤其是出门做生意被欺负了，政府也通常不管，政府管你管的最多的，就是在你交税的时候，还经常说话不算话，本来说好了可以不交的税，说变卦就变卦，辛苦挣的一点钱，有时候全搭进去都不够。这样吃亏又倒霉的老实人，稍微有点理想的海商是不会做的，日久天长，不老实的就越来越多了。“不老实”的主要办法，就是走私，越是不让卖的货，我偏要卖，越是不让打交道的客户，我偏要打成一片，越是不让去的国家，我偏要去。这种行为明王朝当然要严打，但枪炮打不死经济规律，一来二去，从万历中后期开始，一度消停的中国东南沿海走私团伙死灰复燃，各个有兵有枪，往来于千里海岸线上，生意也越干越大，一开始，不过是贩卖点违禁物品，后来就开始勾搭连环，在沿海上兴风作浪，比较可恶的，还打劫往来商旅，甚至上岸打家劫舍，渐成明王朝海防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