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的平衡
回想起来，从李世民即位之初一直到贞观十年（636年）这段时间里，大唐官场总体呈现出一派励精图治、欣欣向荣的景象。
许多让后世争相传颂的典故和美谈，也都出自这一时期。
贞观元年（627年），废除肉刑，宽简刑罚；在武德年间的改革基础上继续并省州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废郡为州。同时命房玄龄精简中央官员，将两千多名京官裁撤为定员六百四十三人，大大减轻了百姓供养“肉食者”的负担。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下诏由府库出资，赎回百姓因旱灾而被迫卖掉的子女，同时因连年水旱蝗灾大赦天下。当年京师大旱，飞蝗四起，心急如焚的李世民竟然当众抓起蝗虫吞入口中，对天祷告：“假如你真的有灵，请不要再去残害百姓，就来吃我的心肺吧。”此举自然在青史上传为美谈。
也是在这一年，李世民接受李百药等人的谏言，前后放出宫内宫女三千多人。朝廷官员在李世民的鼓励下以直言敢谏为风尚。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李世民得到了一只上等的鹞鹰，正在爱不释手地把玩之际，魏徵前来奏事。李世民怕魏徵看见这只鹞鹰，于是一把将鹞鹰藏在怀里，没想到这一举动早就被魏徵看见了。他担心李世民玩物丧志，于是故意喋喋不休地进谏了很久，直到鹞鹰被闷死。这个故事旨在颂扬当时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听上去颇有几分喜剧色彩。
贞观四年（630年），李靖大破突厥，彻底清除了大唐的北部边患。各部酋长纷纷前往长安请求李世民上“天可汗”尊号。日本遣唐使也自海外来朝，从此，大唐国威远播异域。还是在这一年，全国获得了久违的大丰收，米每斗不超过三四钱。这一年仅判决死刑犯二十九人。
贞观五年（631年），重申了判决死罪的五复奏制度，以示慎重。
贞观六年（632年），三百九十名死囚在被放出京师牢房，与家人团聚之后，于次年自动前来归狱。这件事情在当时震动天下，被传为千古未见的奇闻和美谈。
贞观九年（635年），大破吐谷浑，扫清了大唐的西部边患，大唐国威再一次远震宇内。
从以上这些一鳞半爪的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李世民治下的大唐国势蒸蒸日上，开国之初，百姓们流离失所，而如今仓廪丰实，安居乐业。开国之初，国家还要忍气吞声地向突厥示弱求和，而如今李世民已成为四方君长所推戴的共主。君王与百官和衷共济，推诚相待，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一幅景象！
如果你过分陶醉于此，你就永远也不可能看到，在这朝廷之下，官场之上，其实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大唐官场，那就是“折腾”。
李世民折腾朝官，官员间也互相折腾。此起彼伏，不亦乐乎。朝堂上明枪暗箭，你来我往，实在是热闹非凡。
可能有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有内耗、有政争的朝堂，能打造出“贞观盛世”的黄金年代来吗？
其实，一个没有纷争的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如何能强求所有人都能团结和谐得好像一个人？有差异，就有政见上的分歧，做君主的才能在不同的意见中权衡取舍，择其善者而从之。否则的话，李世民要这么多的文武百官做什么？
然而，有了差异，有了政见上的分歧，自然会带来矛盾和冲突。这还是一心为公的情况，更不要提不同派系、不同集团之间在私利上的激烈斗争了。
私怨暂且不论，彼此都是一心为公，难道不能求同存异、顾全大局吗？
有人确实可以做到，但这不代表朝堂上所有人都能做到，也不代表朝堂上的官员们任何时候都能做到。其实，出自于利益上的冲突，有时候可以通过谈判妥协的方式来加以调和。而若是出自于理想公义、信念价值方面的冲突，往往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找不到调和的余地，因为，那是每个人心中固守的底线。越是大公无私、忠心为国的人越不可能在这个层面上做到妥协退让。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求做臣下的不折腾，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在李世民的立场上又会怎么想呢？其实，官场就好像一潭深水。古人云：流水不腐，若不能时不时地拿根棍子把这潭水搅上一搅，及时补充新鲜水源的话，它很快就会变得臭气熏天，蚊蚁横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求做君主的不折腾，非不愿也，实无奈也。
贞观元年（627年）十二月，作为官场折腾的第一个出局者，萧瑀落寞地离开了他不久前才再次得到的相位，被贬为太常卿。这次出局，当然跟他与房玄龄、杜如晦这些新贵搞不好关系有很大的原因。可以说，他是大唐官场上最别扭的一个人，永远不会像封德彝、裴矩那样放低身段去靠迎合谁来巩固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主张或利益。
萧瑀，就是官场当中的刺猬！
李世民把这个人的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中，不仅是因为他在玄武门之变前有恩于李世民，李世民对其有更深远的考量，当然，这是后话了，这里暂且不提。
不过，当时在官场上招人忌恨的，倒还不是“刺猬”萧瑀，而是魏徵。在许多人看来，这个当初在李建成身边的重要僚属今天竟然能得到李世民的赏识和重用，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心中不平衡，有怨气，这股怨气当然不可能冲着李世民，那就只能朝魏徵发作了。很快，一份举报魏徵任人唯亲，私下里提拔亲信官职的密奏送到了李世民的眼前。
对这个情况，李世民是非常在意的。要知道，魏徵当时担任的职务乃是尚书右丞。虽然名位在尚书左右仆射之下，然而尚书省内的一切日常政务，都归由尚书左、右丞分别处理。尚书左丞掌管吏、户、礼三部，而魏徵作为右丞，掌管兵、刑、工三部，都是十分重要的职务。如果他真像密告者说的那样，任人唯亲，那是大大不妥的。
为了慎重起见，李世民委托御史大夫温彦博前去调查此事。温彦博与魏徵一样，都不能算是李世民的嫡系，而是燕郡王李艺的老部下。再加上他办事稳重谨慎，应该可以避免党派利益的成见，秉公处理。
很快，温彦博反馈了自己的调查结论：要说魏徵任人唯亲，实际上并没有密告者说的那么夸张。然而无风不起浪，魏徵不知道远避嫌疑，虽然是抱着一颗大公无私的心在做事，但也应该加以批评提醒。
那么说，魏徵毕竟还是有做得不妥当的地方嘛。于是，李世民顺手把这个批评任务交给了温彦博，并且还当面警醒魏徵：“从今以后，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瓜田李下啊。”
当时，魏徵没有表态，看上去是接受了批评，认识了错误。然而让李世民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魏徵借机在朝堂上回击了李世民。他一本正经地说：“陛下，关于您那天说的话，微臣仔细琢磨了很久，臣认为，君臣之间本来该以诚相待，就像陛下对微臣那样。若是成天都把避讳嫌疑放在心上，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不做，第一时间想的都是会不会沾染嫌疑的话，国家兴亡可就不好说了，因此，微臣对陛下的批评持保留态度。”
这一席话一时还真让李世民有点意外，听上去似乎还有些道理。再加上魏徵又是李世民为了鼓励纳谏而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望着满朝文武，李世民也不好多说什么，于是大度地表态：“是朕当时没考虑周全，你说得有理。”
听了这句话，魏徵似乎更加来了精神，朗声道：“辅佐陛下是微臣的荣幸，希望陛下能够让微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
哦？在场的各位还都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公然声称自己不愿做忠臣的，魏徵是得意昏头了吗？李世民大感意外，追问道：“难道良臣跟忠臣还有区别吗？”
“当然有，后稷、契、皋陶，他们能与君王同心同德，用自己的智谋来辅佐主上，共享殊荣，这就是我所说的良臣。龙逢、比干抗言谏上，不惜拼得一死来换取好名声，可是却弃自己的君王于不顾，最终身死国灭，这就是我所说的忠臣！”
这番话说得深获圣心啊。李世民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群臣：“你们都听听，协助我管理国家，可不是只图一时意气、沽名钓誉就可以做到的啊。不管是对我这位君王，还是对手中的政务，都要讲究方式方法，只要能达到良好的目的，哪怕是采用变通的手段也是可行的。千万不要效仿那些意气用事的书生，满脑子都是圣贤的条条框框，真的处理起实际事务来，迂腐又过激，倒把做君主的弄得左右为难，这可就不行了！”
一时高兴，李世民当众赏赐了魏徵五百匹绢缎，以示嘉奖。
不过，李世民的心中，却再一次翻起了波澜。
老实说，这是一次传扬千古的君臣对话。魏徵一心为公、讲求实用的性格，李世民宽容大度、有过能改的气局，都毫不掩饰地展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魏徵，在还不到两年之后，被李世民免去了尚书右丞之职，调出尚书省，前往秘书省担任首长——秘书监。
秘书监，从品级上来看，为从三品，高于尚书右丞。然而从职能上看，却只不过相当于皇家图书馆馆长，与直接负责中央行政工作的尚书右丞相比，可谓明升暗降。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人事安排呢？恐怕许多人会想不通。不过，在李世民的心里，自然有一番称量。
表面上来看，魏徵朝堂上的那番话堂堂皇皇，无可指摘，就连李世民也不得不佩服。要知道，李世民一向是以辩论高手自居的，然而放眼满朝文武，唯一能够跟李世民过招且还不落下风的，也就只有这个魏徵了。
魏徵的立论很清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这两句话，也确实被许多为官者奉为圭臬。可是，皇帝真的也这么想吗？
外举不避仇，这一点对李世民来说倒是没有什么异议，问题就出在这个“内举不避亲”上面。
要知道，在政治上，通往政局紊乱之道路，常常是由所谓的“善意”所铺就的。所谓“内举不避亲”确实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然而，由谁来执行呢？
当然得由人来实行，既然是人治，就免不了有自己的利益选择，好恶标准，价值取向。一百个人心中，就有一百杆秤。魏徵也许自以为是在公忠体国，一心为公。然而其他的人对这样的行为又作何感想？
这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么？既然你能够以权谋私，别人又为何不可效仿呢？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避嫌的规定。这是一种制度。这一制度的存在，也许妨碍了像魏徵这样的人办好事，然而，却能够防止更多的人办坏事！上下效尤，风气因袭。那么谁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的徇私舞弊之举美其名曰“为国求贤”、“大道无私”！作为帝王，又该如何一一鉴别明辨，去伪存真？
还是那句话，帝王至尊永远是孤独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与千百个人斗智斗勇。
用制度来堵死这条歧路，也许李世民会与几位由魏徵或别人所举荐上来的贤才失之交臂，但这样的损失与日后将会出现的政治乱局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自然，没有谁比李世民更熟悉魏徵了，他是不可能被李世民说服的。这是一个执著于自己理念的人，他会用尽一切手段来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目标，甚至于连李世民都有可能只是他实现理想的“工具”而已。
关于这一点，李世民应该很敬佩他。因为他和李世民一样，都是为了“求治”。然而，当两人的施政理念出现冲突之时，就只能“挥泪斩马谡”了，于是才发生了魏徵被调出尚书省的一幕。
当然，实际情况也并没有“挥泪斩马谡”那样无奈和夸张。因为魏徵升任秘书监后，同时还拥有了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身份——以本官参与朝政。熟知李世民治政手段的人都知道，这实际上表明，从此以后，魏徵就是当朝宰相之一，可以直接影响大唐政治中枢的决策过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李世民用人一向坚持这个原则。不错，魏徵的毛病是专擅、揽权，然而说到见识谋略，当朝却少有能出其右者。用他为相，正是重用他的眼光和见识。但李世民要剥夺他的具体行政权力，只要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开，即便魏徵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得老老实实地为李世民所用。
这就是君臣佳话背后的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