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建忠的书房布置可见，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们是把西洋的知识看作技能，而不是精神载体的。马建忠留学多年，回国以后也要把自己的书房精心布置一番。客厅里摆放的，是中国与朝鲜的书籍和字画。西洋的书籍，只能放在“东偏房”那样的地方。从马建忠的书房布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马建忠的书房与别人不同，那里“东壁下有画屏三坐”。它们都是朝鲜国的产品。
“马眉叔谈草余曰：久屈僻陋，劳苦备至。想敝邦傧接之节，必多疏慢。概蒙恕谅，不胜感激。马曰：蒙优礼相待，主客相安，别无所苦。余曰：伏闻此次，进见寡君，通款曲之意。尤切喜幸。马曰：贵国王英明果断，力排群议，克成和事。厚蒙延接，心切铭感。余曰：美、英两约，己（当为”已”字。笔者）臻妥协。大人此行，造敝邦生灵之福。未知英约，亦遵前稿，无所增删否？马曰：奉有谕旨及傅相筹划，仆但效奔走之役而己（当为”已”字。笔者）。何劳之有？英约照美人约稿，不改一字耳。余曰：似闻德国将近出，而欲改约稿数款；俄人则欲于陆路通商。他约则均在港口，宜用通例。惟陆路之约，则虽有中、俄约条，地方情形不同，不可全仿。自敝邦详询，知北道风土之人，讲究便否。惟在大人，酌度代筹。马曰：德使见张制军，欲改约条四款，制军坚执不许。并云不欲介绍。彼亦惟惟听命。然洋人多狡，在贵国议约时，请先折其心，无俾肆其所欲。俄约，仆当说法代筹。与金道园商议妥定。余曰：道园，明白人。周旋之际，想必有心照矣。马曰：道翁胸中雪亮，议事自能易易。”（〔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48～149页）
原书上有注曰：“与马眉叔之笔谈”（韩文），“俄罗斯之条约”（韩文）。
原书“道翁胸中、雪亮议事、自能易易”断句有误。
关于此次马建忠的朝鲜之行，《高宗实录》“十九年四月”里记载说，“初十日，御便殿，接见中国使臣丁汝昌、马建忠。”
“金道园”就是金宏集。
马建忠与金允植所关心的重点并不一样。金允植首先问的是马建忠在朝鲜所受的待遇是否满意。而马则并不太关心这些。他把李鸿章交给自己的使命看作是第一位的任务。与其他的洋务派官员一样，马建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朝鲜王朝赢得外交与通商谈判中的最大利益。
“余曰：从事徐秋堂，见过否？马曰：这是好人，惜鬓发己（当为”已”字。笔者）白。余曰：秋堂亦有心人，虽老，志气不废。余又问曰：向闻法人亦出去，尚未有闻否？马曰：只通好而己（当为”已”字。笔者）。余曰：闻此次大人及丁军门之行，敝邦民心洽然，无不瞻仰欢欣。可见中外一家气像。马曰：过荷贵国人厚遇，实不敢当。余曰：李应浚既奉咨文进京矣。不知大人，何时启旌？马曰：仆拟于初二乘船，至沽坐轮船，由烟台买办食物。计当于初七日十二点钟，可抵仁川。余曰：沧溟一涉为难。一旬之内，往而复来。自奉使以来，未之有也。马曰：人臣分内之事，何敢辞劳？
余曰：仁川埠头，形便何如？马曰：甚佳。但不便登岸。余曰：英人欲于江华注文岛开港云。果有此言否？（此时不知巨文之为三岛。华音注与巨相近。故拟为江华之注文岛，而有此言也。原注）马曰：以仁川月尾岛不便登岸，有移设于南阳之议。英人所言巨文岛，考贵国地图，乃楸岛（即楸子岛。原注）。在济州之间。仆己（当为”已”字。笔者）驳辩罢职。马曰：请尹公初一日先往大沽相待。仆于初二日往会，共坐轮船东还，何如？石汀曰：己（当为”已”字。笔者）奉制军谕，方欲附骥。猥同仙舟，昕夕畅聆至教。实为平生之幸。马曰：周玉山拟于明日，邀两位一谈。仆亦往会。未知有信否？余曰：有信。明天再会海关署，晤谈为佳。余指西壁下书帙，曰：此是购买否？马曰：是贵国王所赐。
谈毕，复还南局。今日身气尤不佳。夜，入见王筱云。”（〔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49页）
原书上有注曰：“国王下赐品”。
原书“闻此次大人及丁军门之行、敝邦民心、洽然无不瞻仰欢欣”断句有误。
原书“由烟台买办食物计、当于初七日十二点钟、可抵仁川”断句有误。
原书“马曰、是、贵国王所赐”断句有误。马建忠与金允植虽然是笔谈，说的往往是口语。在口语里，“是”是判断词。即使这里的“是”字用作“这些”讲，也不必断开。
“人臣分内之事，何敢辞劳”是马建忠的人生信条。金允植对此身有体会。不要忘记，金允植现在是带病在与中国官员进行着笔谈。
在一个比较健全的东方封建社会里，“忠”“孝”“节”“义”是崇高的精神追求。对比一下，此时中国与朝鲜方面的“忠”的崇高力度与日本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作为有上千年历史的文化范畴，“忠”本来是可以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的。但是，中国的宫廷里是满人为主子。即使是满人的宫廷里，也是太后在支撑其家天下。假如李鸿章是满族将军，假如马建忠是满族文人，其局面可以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惜的是，八旗制度给满族的优厚待遇耽误了满族后人。尽管满清王朝极力推崇汉文化，极力拉拢李鸿章等人，其所唤起的忠心与壮志都是要大打折扣的。在朝鲜方面，有五百年历史的李氏王朝在高宗这里也遇到了困难。高宗本来不是正统的继承人，是王族的旁支。因为宫廷里没有了继承人，高宗被才推举出来。而日本的天皇制度，是一以贯之的。其国民的“忠”是毫不犹豫的。“忠”所能够唤起的崇高也是中国与朝鲜的宫廷不能比拟的。
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崇高的精神都是不能舍弃的。我们在评价甲午战争的时候，尤其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形态，只是从简单的军事装备与战术上去看问题。
“五月初一日，风。昨日，周玉山有与石汀（原注：尹泰骏。）来饭叙别之约。石汀今日将发。乘小船至大沽，附搭火轮船。偕马眉叔同向仁川。昨夜，张制军送御前咨文及抵兴寅文书函，属石汀带回。朝日泊舟馆门前，先载衣包箱笼及回礼物种，往待于紫竹林下流。十点钟，余与石汀往海关署。主人出外，坐花园。移时，马眉叔来。相与笔谈。”（〔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0页）
原书“昨日、周玉山、有与石汀、（尹泰骏）来饭叙别之约”断句过于零碎。而“石汀今日将发乘小船、至大沽附搭火轮船”又当断未断，使得语意不清。
原文的“兴寅”就是指“兴寅君”。“属”通“嘱”，是“嘱托”的意思。
张树声要尹泰骏带回国的，一是给朝鲜高宗的咨文，一是给兴寅君的文件箱。
现在是公元1882年6月16日。天气已经很暖和了。周馥安排大家在花园笔谈，既舒服，又显得彼此很亲切。
“海关署与马眉叔谈草（尹石汀与眉叔东渡。周玉山邀余二人及眉叔，会饭叙别。原注）石汀曰：奉张制军所送咨文及信函，谨书归呈。而书中辞意，概可得闻否？马曰：只言俄事。信函亦一样。马又曰：仆在仁川时，令从氏奉贵国王命来见。余曰：舍从己（当为”已”字。笔者）知仆于大人，托契有素。宜无不满心欣仰。而奈言语不通。祗是脉脉相看而己（当为”已”字。笔者）。马曰：笔代舌，足以达意。且交情贵在知心，不在言语。余曰：王世子见过否？马曰：见过。歧嶷夙成，动容中礼。为贵国可贺。余曰：敝邦素是僻陋，室屋街衢，在在湫溢。况海曲荒村，极目萧条。虽云开港通商，不知何时粗成模样。马曰：贵国土地肥沃，民心驯良。若开扩商务，导率得宜，不出十年，必成富庶之国。余曰：敝邦在罗、丽之时，疆场多事，干戈日寻。尚有富强之实。今升平日久，不知何故，渐成贫弱。莫可振作。马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安之道，在王者秉公无私，大臣体国精白。为民兴一利、除一害，如救焚拯溺，则民生自然均安。均安则富庶。未有民富而国贫者也。方今地球各国，推以福民为事，国家自然享利。
余曰：招商五人出去者，何时还来？想敝邦无可贸迁之物。马曰：招商局友己（当为”已”字。笔者）于去月十五日回津。尚未看察明白。
石汀曰：仆今将先往大沽，侯（当为”候”字。笔者）台驾同发。庶得朝夕奉聆至教，深幸，深幸。马曰：亦仆之幸也。
少顷，主人至。共饭。饭罢，话别而起。”（〔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0～151页）
原书里的“令从氏”与“舍从”都是指与马建忠相见的金允植之堂兄金晚植。他是金允植叔父的儿子。因为不懂中文口语，只能与马建忠笔谈。但是，马建忠认为，“笔代舌，足以达意。且交情贵在知心，不在言语”。中国与朝鲜的朋友们交往，最重要的是知心，其次才是笔谈，再其次才是口语。马建忠是《马氏文通》的作者，对于口语、书面语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有深入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这一层次说，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外交与通商关系上的一个重要原则。首先是交心，其次是交换文字，最后才是交换口语。
马建忠对金允植说的一席话，很像是科举考试里的策论。我们可以注意到，每次与中国官员谈论朝鲜的时候，中国的洋务派官员往往会说出与马建忠类似的话语。而金允植则往往不做正面的答复。这其中的缘由其实也很简单。金允植知道，这些人几乎都不是科举出身。金允植自己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而马建忠等人都不是。科举的论断不是他们的强项。科技与外交通商才是他们的强项。
尽管金允植没有正面回应马建忠的论述。但是他知道，马建忠的话其实是李鸿章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朝鲜国自然资源相对较为单一，发展对外通商才是富民强国的出路。
“与石汀共至紫竹林下流舣舟所。虽小小民船，架构铺板，左右纱窗，床卓（通”桌”字。笔者）整洁，堪可宿处。
南局学徒就来告别。东局学徒乘船在前头候过云。坐舱楼。少顷，见日将夕矣。余欲起身，石汀执余手，泪欲落。余曰：昔汉阴相公（原注：李德馨。）自龙湾赴燕，白沙相公（李恒福。原注）就别于野。君谓此时情境，当如何哉？尚能效力中兴之业，共保晚节。吾辈此别，是乐事也。何足伤怀？遂嘱保重而别。行至数百步回望，石汀兄弟尚立岸头。真不觉黯然伤神。
此便付送封书及状启、家书。一行共九人。从事官及其庶弟尹泰驲（原注：字致骏。）、工匠金兴龙（原注：京居人。以疯狂，出送调理。）、安应龙（原注：义州人。以痢疾甚危。）、崔同顺（京居人。以淋疾久不瘳，送还。原注）、通事崔志华，从事官奴子兴福、长孙，学徒奴子龙卜也。”（〔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1页）
原书上有注曰：“与尹泰骏之诀别”（韩文）。
原文里“下流”即“下游”。“舣舟所”是停靠船舶的地方。
金允植把自己此行看作是朝鲜王朝中兴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洋务运动给了他启发，也给了他力量。尽管中国从1840年就遭受列强的侵略与压迫，但现在的中国天津，已俨然是一个洋务之都了。金允植感到振奋，也知道身上的担子份量不轻。他举出李德馨与李恒福在义州告别的情景的例子，是为了让尹泰骏振奋起来。
李德馨（1561～1613），字明甫，号汉阴、双松、抱雍散人等。朝鲜文人，祖籍广州。1588年文科别试及第，为玉堂参下官。被国君赐暇读书。1591年升大提学、礼曹参判。日本军队入侵朝鲜，以请援使入明都北京。回国后为汉城府判尹，并充当明将军李如松接伴官。1594年出任吏曹判书，并任京畿、平安、黄海等四道体察府使。1597年“丁酉再乱”时，明将杨镐带兵入朝支援。李德馨任右议政、行判中枢府事。升领议政。1608年，以陈奏使再次入明都北京。谥“文翼”。有《汉阴先生文稿》传世。
李恒福（1556～1618），字子常，号白沙、弼云、东冈等。朝鲜文人，祖籍庆州。李恒福乃高丽末期著名文人李齐贤之后人。1580年谒圣文科及第，为承文院副正字。1583年国君赐暇读书。升正字。后任艺文馆奉教、吏曹佐郎。1589年（朝鲜宣祖二十二年，中国明万历十七年）升为应教、直提学、右承旨。1590年为户曹参议。1592年以后，分别任吏曹参判、刑曹判书、都总管。日军入侵朝鲜，明军入朝援助，为远接使。1595年为礼曹判书、弘文馆大提学、艺文馆大提学、知义禁府事、右参赞。1597年为兵曹判书、右议政，出使中国。回国后升为领议政。1604年被封为扈圣一等功臣。光海君执政后被罢官流放。后复职。有《白沙集》《北迁日录》等著作传世。
“初二日，热而风。
朝起，朴元熙来传石汀书，言昨日阻风未发。留泊大直沽。子正起碇云。送追书函于马眉叔。嘱转交石汀。通事金姓孙、李致昌自北京来，传鱼校理（原注：允中。）及首堂（原注：李应浚。）书。知己（当为”已”字。笔者）呈咨文。姑未回下。鱼一斋闻俄人陆路通商之说，恐有后虑。贻书周玉山，欲自此阻止也。即送性孙于海关署，传一齐（原注：斋。）及余书以议之。”（〔韩〕金允植《阴晴史》下卷，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