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正进入一个新的大突破阶段的前夜。这次革命的总的特点，正如有的学者概括的：科技对生产过程的渗透越来越深；科技在产品中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科学各学科构成的立体网络的整体性越来越强；科技知识的更新越来越快；科技人员的队伍越来越大。这些基本事实说明，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将使人的体力劳动越来越被自然力和科技装置所代替，人们依靠受自己控制的物化知识的作用，将越来越不必直接地参与生产过程。人的有用性在发生变化。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一种从解放人的体力进而到开发人的智力的根本性的转变。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正在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生产力的整个结构和成分，改变着劳动的条件、性质和内容，使劳动生产社会化的过程更加复杂化了。同时，它又影响到当代社会生存的一切方面：生产管理、人的教育、日常生活、文化、道德、心理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可以说，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性质，它在社会的全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引起了重大的变化。在当代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人的伦理道德问题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尖锐了。这是因为，过去历史阶段上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所包含的一些消极后果，在当代正在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新科技革命又为我们消除这些消极的后果、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而当代社会生活的急速发展的节奏，则使这种选择变得非常紧迫。
一、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考察
科技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是科技伦理学乃至科学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历代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有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
第一，所谓“科技与道德等同论”。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把知识与道德放在等同的位置。在他看来，“没有人有意作恶或无意为善”，一切恶行都来自愚昧无知；人有了知识就会变得聪明、理智，就会有美德。那么，为什么往往一个人明知某种事情是不道德的，却偏偏会去做呢？苏格拉底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你真知道是不道德的，你就决不会去做，你之所以去做，就完全证明你是无知的，就说明你没有真正的知识。一句话，善出于知，恶则出于无知。当然，苏格拉底所讲的知识虽不等同于科学知识，但包括科学知识。
第二，所谓“科技与道德排斥论”。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中便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说法；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敌视科学技术，公开提倡蒙昧主义，鼓吹科学知识是罪恶的东西。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则认为科学技术是导致道德沦丧、社会奢侈腐败的主要原因。1749年，他在其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第二部分开篇即写道：“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科学的创造神是一个与人类安宁为敌的神。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谎言；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因此科学和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1）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永远会隐藏在礼仪那种虚伪一致的面幕下边，隐藏使我们夸耀为我们时代文明的依据的那种文雅背后。”（2）卢梭认为，科学技术之所以导致道德沦丧，是因为它们产生闲逸，而闲逸又引起奢侈，并进而导致勇敢、尚武与德行的丧失。科学进步使生活日益舒适，奢侈之流行之时，真正的勇敢就会削弱，尚武的德行就会消失。因此，卢梭称颂贫困，他认为贫困使法兰克人战胜了高卢人，撒克逊人征服了英国。罗马帝国吞噬了世界的财富，却在奢侈中敲响了自己的丧钟。于是他主张人类应该摈弃科学技术，返回自然的原始状态，过一种远离文明的纯朴生活，这样才能保持道德的、善的本性。
第三，所谓“科技与道德无关论”。英国近代经验论的最后代表休谟认为，科学与道德是不相干的东西，他把知识、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和“价值的知识”、“物理科学”与“精神科学”，从而把伦理学搁置于科学之外。这种“科学与道德无关论”得到了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巴特勒等人的继承，巴特勒在其《科学和人类生活》一书中认为，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不可能有科学的根据。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则更进一步认为，科学是关于事实真伪的判断，属于认识领域；道德是关于价值善恶的判断，属于情感领域。科学没有善恶之分，道德也没有真假之别。因此，科学对道德是“中立”的，道德与科学没有关系，道德不能解决科学问题，科学也不能解决道德问题。在他们看来，科学家的信条应该是：凡是能做的就去做，不必受什么“良心”、“人道”之类的伦理道德约束。
第四，所谓“科技决定论”。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明确指出：“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就在于“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在此意义上，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培根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而为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这样，培根就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成是人类理性能力提高的表现，并进而认为科学技术在改造自然和变革社会方面有巨大潜力。后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等人也认为，科学技术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就越能使个人得到幸福，越能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和谐，其结果当然导致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五，所谓“道德决定论”。当代比利时社会学家德里克·德曼在其《社会主义心理学》一书中认为，科学无权干涉应有的事物与未来的领域，道德决定一切；“如果我们相信我们做的是好事，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相信科学的必然预示着这种好事的胜利呢？”因此，世界上只有道德的知识、辨别善恶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科学知识是工具知识，是被道德支配、为道德服务的。
以上这些说法，从总体说来都是不正确的。科技与道德既不是等同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更不是互不相干的，也不是某一方居于绝对的决定地位。实际上，科技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推动着科技与道德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实践考察
关于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做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3）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法论原则来研究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表现是不同的：
第一，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科学技术，是在人类为了维持生存的需要中诞生的。他们把最常见的自然物稍加改变使之成为猎获食物、建筑巢穴的工具和手段。在与自然的抗争中，人类学会了使用火。火的使用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初级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人终于超出其他动物，开始了有目的地改造并利用自然为自己服务的斗争历程。然而，当时的道德，就它调整个人和氏族、部落整体的关系以及干预社会生活的权威性来看，却显现出是“纯朴道德的顶峰”。
第二，农业社会。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学会了种植、驯养等技术，产生了原始的农业、畜牧业，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时期。这一时期农业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相继发明了铜器、铁器等金属工具和耕作冶炼技术，产生农业、天文、气象等知识，农业科学技术的产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大胜利，它解决了人类早期的生存危机，从此人们不再频繁地迁徙，渐渐地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因此，科学史家认为，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随之，科学技术水平也比原始社会提高了，而且越来越发展。但是，这种发展，靠的是“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4），靠的是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统治阶级道德为标志的整个社会的道德，并不是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兼行并进，而是在总体上从古代氏族的纯朴道德顶峰堕落下来。
第三，工业社会。近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爆发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了工业文明时代。自此，小规模的手工业被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所取代，以煤、石油为动力的机器替代了那些曾经由人力、兽力做的工作。因此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学技术水平也是它以前的任何时代所无法比拟的。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5）恩格斯也说：“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6）在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7）一切为了赚钱，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信条，并因此而使邪恶变成善良，卑鄙变成崇高。
第四，现代科技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科技革命的浪潮。随着以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一系列学科的发展，一系列崭新的技术手段也随之发明出来，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原子能科学的发展为人们解决了能源短缺的问题，却导致了震惊世界的广岛悲剧；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使人们的生活更加轻松、方便，然而现代西方的所谓计算机犯罪已经成了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现代生命维持技术只能够延缓死亡，或使永久失去意识的病人维持生物学的生命，使患不治之症的临终病人多活一些时间，却不能逆转他们致命的病情。但这样的技术却使医务人员、病人及其家属和社会陷于伦理困境之中。比如，一位完全丧失意识达8年之久的永久性植物人，得益于专门为他设计的周到的营养方案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成功地克服了一次又一次的感染，以致体重比刚住院时还有所增加。政府却要支付大量的钱——大约一位教授薪水的10倍——去维持他的生物功能和单纯的存在。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无钱读不起书的情况下，这笔医疗费用花得是否有些冤枉？
那么，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推动了人类道德的进步，还是会导致人类道德沦丧呢？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因此必然从根本上推动道德的进步。
3.科技与道德的辩证统一
关于科技与道德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主张从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出发进行认识和思考。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8）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基本因素，无疑对经济状况起着一定的决定作用，从而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与道德是一对处于共构状态的矛盾，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所谓共构，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状态下，构成矛盾的双方不是处于激烈的相互对抗之中，其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双方及矛盾统一体的发展上。也就是说，矛盾双方和矛盾统一体发展的结果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或二者同归于尽，而是二者在相互制约和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长期共存并相互促进，矛盾双方不仅以各自的发展为对方提供发展的动因和条件，同时也因自身发展的要求对对方的发展提出要求，表现出对对方发展的信赖性，从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矛盾统一体的发展。在人类发展史上，科技和道德就是这样一对矛盾，它们共同推动着人类从蒙昧走向开化，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弱小走向强盛。在这个从无知走向有知的过程中，科技和道德相互促进，科学为道德充实真理因子并开辟新的道路，道德则为科技提供价值定向和精神动力。
第一，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的促进和背离。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社会存在；道德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是第二性的社会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技是推动现代社会和现代伦理道德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
首先，科技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变化，促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马克思根据我国古代三大发明及其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航海、军事等方面引起的社会巨大变化，论述了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9）历史表明，没有铁器生产代替石器生产，就不会有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没有机器大生产代替手推磨式生产，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
其次，科技的发展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从而形成与之相应的新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规范。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的三次技术革命，逐步深化着社会分工的层次。马克思说：“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10）社会化的分工需要社会化的协作。这样，调节新的社会关系的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就应运而生。现代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工程技术伦理学、宇宙伦理学等等，就是新开拓的伦理学领域。
最后，科技的发展不断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能力，改变着人们的世界观，从而提升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在西方中世纪神权统治时期，教会为实行愚民政策，向人们灌输迷信思想，宣扬所谓“地球中心说”，认为宇宙以地球为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绕地球转动；地球为上帝所创造。人们必须甘当上帝的奴仆。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太阳中心说”，科学地论证了地球既围绕太阳转动，又以地轴为中心而自转；后来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进一步提出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间有无数的星系，宇宙是无限的。这一思想彻底否定了教会的世界观，推翻了教会关于上帝创造天地、创造人类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念。
但是，科技的发展有时也并没有使社会道德发生相应的进步，反而引起道德堕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技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出“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显露出衰颓的征兆”，“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1）。例如，科技的进步、生产的发展，虽然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财富，但是只有少数剥削阶级才能得以尽情享受，使剥削阶级越来越穷奢极欲、享乐腐化、自私自利、尔虞我诈，不道德的事情层出不穷；而广大劳动者却仍处于贫困之中，或固守着高尚的道德，或因贫穷而道德堕落；如此等等。
第二，伦理道德对科技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对已成为社会“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的发展也具有促进和制约作用。
首先，社会道德对科技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道德舆论与科技政策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科技发展的方向。统治阶级以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对科技的研制、对科技成果的开发和运用进行取舍：凡符合它的价值观念、有利于巩固和维持它的统治的科技成果，它就给予提倡和支持；反之，则予以反对和禁止。例如，在中世纪封建社会里，哥白尼的“日心说”动摇了宗教神学的根基，与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和伦理道德相悖，因而遭到扼杀。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当家作了主人，发展科技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道德是一致的。因此，凡是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技，社会主义道德即为之开辟道路并提供舆论保证；反之，则遭到社会道德的谴责。社会主义道德为科技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
其次，社会道德对科技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里所说的社会道德是指进步阶级的道德或高尚的社会公德。大公无私、以人为本、淡薄名利、勇于探索、团结协作等道德理想和道德信念，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原动力，推动着科技工作者去排除艰难困苦，从事科研活动，获得一个又一个科研成果。前苏联著名宇航专家科罗廖夫在1937年肃反扩大化中蒙受冤屈，被囚禁劳改。但是他热爱祖国，矢志不移，忍辱负重。在当“囚犯”时，设计了有名的喀秋莎大炮，为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1957年又大胆采用捆绑式火箭，使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小时候读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后深受感动，决心为未来的新中国发奋学习科学技术，后来果然成为著名的物理学家，为发展新中国的原子能科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一部科技发展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高尚的道德促进科技发展史。
最后，社会道德对科技发展具有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有两方面：一是反动阶级的道德禁锢和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例如，直到今天，封建社会的“愚孝”观念仍然制约着我国医学研究的开展。许多人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封建道德的影响，不愿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也不愿解剖自己的身体，不仅使我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供体严重不足，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人体的科研工作的发展。二是进步阶级的道德抑制或禁止不良的科技活动的开展。例如，核物理科学一旦被用来制造用于扩张侵略的原子弹，生物学理论一旦被用来制造危害人类的细菌武器，就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也遭到许多科学家的强烈反对。
科技发展推动道德进步，这是总的趋势和方向；道德促进科技的进步，这也是总的趋势和方向。由于道德作为思想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道德的作用，必须以经济基础为“中介”，或者说，它对道德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科技推动道德进步的具体过程可能同步，也可能错位，甚至可能是相悖。在历史上，科技一直或快或慢地发展着，然而道德却或上或下、或进或退地发展着，沿着迂回曲折的路线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二、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的挑战
1.现代科技发展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
传统伦理观念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那些带有社会公德性质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有的是人类社会道德品质的升华和结晶，在今天仍起着积极的作用；有的已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价值，变成了消极的因素。这里的“传统的伦理观念面临的冲击”有两层含义：一是怎样发扬光大那些在科技革命浪潮中已被淡化和遗忘的优秀传统观念；二是怎样变革和调整那些与新时代发展已不相适应的落后观念。
传统伦理观念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爱国主义与人类之爱。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规范的最高要求。但是，“现在人类居住的整个地区，在技术上已经统一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在精神上也需要统一为一个整体。以前只向人类居住地区的局部地区，只向其居民和政府献身的政治热情，现在必须奉献给全人类和全世界，不，应该奉献给全宇宙。”（12）这确实是一个矛盾。一方面，现代发达的交通工具、先进的通讯技术已经缩小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各国在贸易上越来越相互依赖，在技术上也互通有无，使各国家经济呈现国际化的趋势；生态危机的治理需要全球的力量；而毁灭性核武器的存在更使人类从内心渴望全球性的和平……“地球村”的存在使整个人类的利益日趋统一，如果追究爱国主义的终极精神，就应该是对全人类的爱，对全世界的爱。另一方面，国家政体的存在、民族区域的划分，使人类的伦理教育显然不利于全球的和平与发展。虽然现代人的生活基础已经扩展到世界规模，“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区域主义”已是狭隘的观念，但是国家主义与人类之爱的矛盾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促使人们去寻找解决的新方法。
第二，高消费是否就意味着幸福。“幸福”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古今中外的哲学家都有着深邃的关于“幸福”的道德思考。最为人们所赞同的幸福观就是“整体幸福和个人幸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劳动创造和生活享受的辩证统一”。但是消费主义的兴起使传统的幸福观越来越倾向于对个人幸福、物质生活和生活享受的追求。工业革命以来，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扩大了生产的规模和范围，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改变了人类传统的衣、食、住、行的方式，人类在极端丰富的物质产品面前，抛弃了可贵的俭朴的美德，从追求生存发展到追求享乐。而在工业社会，只有产品的快速消费，才能促进生产的快速进行，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人类进入了消费社会：消费资源、消费地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销售分析家维克多·莱保宣称：“我们雄厚的经济……要求我们消费更多，去变买和使用商品为礼祭，去寻求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在消费上，我们需要的商品不断增多，就需要物品高速消耗、更新和废弃。”（13）
西方国家大部分市民响应了莱保的号召，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向高消费社会迈进，人们把追求高消费和物质享受当做幸福。那么高消费是否就意味着幸福？对物质生活的拼命追求，势必造成人类内心生活的空虚。另外，消费社会对资源的拼命开采预示着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消费型社会与全球能否保持可持续性发展也是一对需要人类解决的矛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消费赐福于人的情景并不乐观”，“生活在90年代的美国人平均比世纪之初他们的曾祖父要富四倍半，但是他们并不因此比其曾祖父辈也幸福四倍半。”（14）而人类要持续发展，“地球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在物质需求方面目前已经完全满足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人能否返回到非物质的满足上；取决于那些决定目前世界发展方向的人能否开创一条更简朴和更满意的新生活道路。”（15）因此，怎样遏制人类对物质的无穷欲望，保持传统的简朴美德，由对外在的物质追求转向对内心精神的思考，对科学幸福观的发扬光大是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经济人”与人类的和谐发展。已故罗马俱乐部主席、意大利著名企业家、思想家雷利奥·佩切伊博士在其自转《一个未来学家的思想自转——人的素质》一书中这样写道：“现代化确实为许多人带来了繁荣，但是，并没有使人从贪婪中解放出来，这与人类事业开创的巨大新机会很不协调。在过去的匮乏年代所产生的利己主义和狭隘观点仍然那么严重地影响着人类，以至于在人类发生了惊人变化的情况下，几乎继续完全集中于取得最直接的物质利益。因此人类已经使自己变为一种怪诞的单向的‘经济人’。可是，新的富裕的真正受益者主要是社会的极少数部分，他们对其他活着或者还没有出生的人为他们的幸福所付出的代价似乎并不关心。”（16）确实，对物欲的追求使人们漠视了传统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美德，城市化的进程使人与人的交往日渐呆板和稀少，许多学者对当代道德危机和人际关系深表忧虑。“拜金主义”、“金钱至上”、“腐败堕落”等等导致了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堕落，不得不使我们深思怎样改变人类互不关心的现状，从而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使人类有一个和睦共处的和谐人际关系。
2.现代科技发展提出的伦理难题
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对社会意识形态，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提出了许多难题。
现代科技发展提出的伦理难题主要有：
第一，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问题。现代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提高了社会的文明程度，但是同时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活和健康。几乎每一个新科技成果的运用，都是如此。煤炭和石油能源的大量开发，化学产品的普及，农药的使用，核武器的使用和核电站的泄露事故，不是已经和正在继续污染环境吗？不是已经和正在引起人类的许多奇奇怪怪的疾病吗？即使是离人们日常生活较远的宇航事业，不是也在制造着大量的太空垃圾，已经引起潜在的麻烦、构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某种威胁了吗？人类发展科技真的是在毁灭自己的生存根基地球吗？人类应当重新认识和考虑自己对自然的依赖问题，应当承担维护自己生存环境的义务和责任。于是，一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新学科——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
第二，人与自身自然的关系问题。近60年来，由于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现代医学技术、分子生物学等的飞速发展，人们可以用人为的手段（例如通过基因工程、试管婴儿、胎儿诊断、器官移植、心脏活动的检查和监控等等方式）控制和干预人类的生育和死亡，改变人类的自然进化过程，人的尊严和人格受到了“挑战”，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围绕生命价值问题而展开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优生基因技术将助长传统的重男轻女趋势吗？试管婴儿将瓦解人类的家庭与婚姻吗？器官移植会不会造成人兽同体的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怪物？克隆人有人的价值和尊严吗？采取某些医疗手段延续垂危病人与实行“安乐死”孰是孰非？这些问题是传统伦理学所不能回答的。于是，一门研究人与自身生命关系的新学科——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
第三，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随着计算机和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和飞速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但是，计算机和机器人毕竟只是一个“工具”，它带给人们的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合理使用还是不合理使用？正当使用还是不正当使用？这个问题的缺范已经构成对社会发展的某种威胁。在计算机网络交往中，人们应当遵循哪些道德准则？如何处理个人隐私与社会安全的关系？对各种网络犯罪现象如何防范和抵御？网络交往会误导人们的生存方式吗？“网虫”在虚拟、隐匿、多元的网络生活中会不会形成病态的人格？1997年美国IBM公司的计算机“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机器人发展的这种前景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困惑：人与机器究竟谁怕谁？人类创造的科技是否将失控？人类是否会被机器人超过而受机器人的奴役？机器人是否将被赋予和人类一样多的道义上的权利和尊重？机器人与人类之间会不会形成一种伦理道德关系、甚至出现人机关系取代人际关系的现象？这些问题也是传统伦理学所不能回答的。于是，一门研究人与计算机关系的新学科——计算机伦理学应运而生。
3.现代科技主体的伦理选择
面对现代科技发展提出的种种伦理难题，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科学活动中常常处于两难的伦理选择之中。
第一，科研选题的伦理选择问题。科研选题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技术问题“做什么”，二是理论问题“能不能做”，三是伦理问题“应不应该做”或“为什么做”。显然，第三个问题是最根本的。科学家在选择和确定科研课题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这个课题对人类、对社会究竟有无益处：有益于人类和社会者，则投入人力物力去研究它；反之，则放弃或中断对它的研究。但是由于科技社会作用的两面性，常常致使科学家陷入某种伦理困境之中。例如，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对制造原子弹的态度变化就是一个典型。本来，原子弹在价值上是一种“恶”，对于人类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组织一批科学家研制原子弹，爱因斯坦出于反法西斯的需要，曾经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制造原子弹；而当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刹那间玉石俱焚，固然给予日本法西斯致命的打击，同时却使广大无辜平民死于非命。领导这一研制工程的美国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在心中浮现出“我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的感觉，甚至说出“我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这样深感内疚的话。此后，爱因斯坦转而奋起反对制造原子弹。他表示，如果当初他知道德国法西斯造不成原子弹的话，他决不会去做建议制造原子弹这样的蠢事。类似的两难的伦理选择、伦理困境，几乎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回避。
第二，科技成果的“善用”和“恶用”问题。科技成果本身隐含着“善”与“恶”，人们既可以“善用”它，即为大多数人、为人类谋利益，又可以“恶用”它，即为少数人谋利益，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许多科学家往往只关注自己的科研成果，而忽略自己科研成果的应用。一旦发现自己的科研成果被“恶用”、自己又无能为力去阻止因而造成严重后果时，备受良心的谴责。例如，炸药是一种善恶兼备的科技成果。然而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却为自己发明的炸药运用于战争，在良心上感到极大的不安；遗传工程的奠基人、美国生物学家伯格看到自己的科研成果既可以用来改造生物体，创造新品种，又可以用来制造杀人的生物武器或基因武器，也深感内疚和不安；“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看到自己和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被用于战争、用于“恶”时，大为震惊，他无奈地说：科技的发展“具有为善和作恶的巨大可能性”，但我们却无法使为善的作用都能实现而把“作恶”的方面予以消灭。他觉得自己虽然对科学作出了贡献，但却站在一个至少是令人不安的“道义的位置上”。由此可见，虽然科技成果的“善用”或者“恶用”主要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然而科学家自己内心的伦理困境却是难以排除的。
第三，科学家的动机和效果相悖问题。例如，当科学家人工合成“氯氟烃”时，他的本意是要制作制冷剂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服务；然而他始料未及的是，“氯氟烃”却成为破坏地球大气臭氧层的元凶，以至当今的人类不得不禁止生产和使用“氯氟烃”。这个科学家的发明走向了反面。这是科学家所始料未及的，它在科学家心中所引起的不仅是困惑，而且是痛苦和内疚了。
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道德的挑战，使传统伦理学的局限性日渐显著，伦理学需要新发展以适应和解决新的道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