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新闻传播学术发展是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因此，要描述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轨迹，就是要揭示相关因素的变化及其影响下的新闻传播学术。当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想找出因素之间“因果决定论”式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它们在某一个阶段内是相互联系的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
学术研究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自然受国家政治气候，尤其是宣传导向和科学文化政策的影响。新闻学尤其如此，“一条明显的线索贯穿在整个新闻学中：新闻学与政治合二为一。”（1）另外，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甚至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不同，新闻传播学与新闻传播事业本身密切相关（即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而新闻传播事业又与我国政治发展，尤其是政治体制关系密切。因此，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发展是探讨新闻传播学术必须要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当今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主战场”，新闻教育是新闻传播学术队伍生成和学术传承的基本途径，因此，新闻教育是影响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直接因素之一。
作为整体的研究队伍以及作为个体的研究者是学术生产的主体，学术组织、学术刊物是其基本组织和互动方式、机制，因此，研究队伍、学术组织、学术刊物也是揭示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轨迹必须要考察的因素。
当然，揭示上述因素变化的目的在于考察新闻传播学术本身的发展，后者主要表现为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以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书把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并为以后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队伍、机构、交流平台以及方法论上的准备；第二阶段（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取得初步共识；第三阶段（1989-1991），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新闻传播研究陷入低谷与反思期，学术研究曲折前行；第四阶段（1992-1996），与上一阶段相比，学界开始放弃对新闻改革的鼓与呼，更多地转向知识本身的探索，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第五阶段（1997-至今），随着新闻传播学升为一级学科以及研究队伍的扩大，新闻传播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向多元化发展。
2.1 1978-1982：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新闻传播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1976年10月，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其遗留下来的各领域的混乱秩序仍没有得到有效更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成为新的思想桎梏，直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以及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确立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根本性的理论和思想基础。学术研究更是如此。因为学术研究的终极追求是探寻事物的规律，是求“是”，检验规律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能是一些抽象的条条框框或教条式的语录。政治和社会步入正常轨道，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在文革期间，以报纸为代表的新闻事业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新闻工作的真实性、严肃性荡然无存。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为代表的新闻界积极行动起来，在揭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修复自身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9年3月，被称为“我国新闻工作改革开放的起点”（2）的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召开。此后，新闻界一方面继续深入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一方面开始把中心工作转移到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推出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经济宣传报道，为全社会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相应地，新闻业务也摆脱了以政论、文件为主的局面，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政论纸”开始向“新闻纸”回归。尤其是1980年新闻媒介关于“西水东调”和“渤2”事件的舆论监督，彰显了新闻报道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功效，恢复和提高了新闻界的声誉。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著名新闻工作者（包括学者），如范长江、邓拓、王中等，相继得到平反。与此同时，不少报纸纷纷恢复出版，如《工人日报》（1978年10月）、《北京晚报》（1980年2月）、《新民晚报》（1982年1月）。全国各类报纸从最少时候的42家（1968年），恢复和发展到382家（1980年数据）；全国性报纸也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安岗，1982）。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市场、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这都表明整个新闻事业随着国家一起开始走出文革的泥潭，逐步恢复和发展。新闻传播实践是新闻传播的基本研究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新闻传播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尽管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新闻传播事业自身元气的恢复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其起作用的方式是间接的；新闻教育、科研机构的恢复与建立则为新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提供了人才和机构上的保障。
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恢复统一招生制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和广西大学等高校的新闻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办，北大新闻专业整体并入人大新闻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3）、河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安徽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大学、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高校也开设、开办新闻学课程、专业或学系。除培养本、专科生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从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有相当多的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新闻教学、科研工作（4），成为学术研究的后继力量，学术发展的持续性得到保证。
除高等教育机构外，专门的新闻传播研究机构、学会也纷纷成立。1978年8月，国家级新闻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该所在新闻资料搜集整理、新闻传播研究、组织、交流和人才培养上都为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北京广播学院于1980年9月成立了新闻研究所。部分省市也建立了一批新闻研究机构，如吉林省新闻研究所（1979年3月成立）、黑龙江省新闻研究所（1980年2月成立）、甘肃省新闻研究所（1981年12月成立）等。除此之外，媒体内部也成立了一批专门研究机构，如人民日报新闻战线编辑部（《新闻战线》杂志于1978年12月复刊）、新华社新闻研究部（1980年成立）、中国青年报社研究部（1981年2月成立）以及天津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设立的研究所、室等。资料显示，至1981年，我国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33个（5），1982年底和1983年底分别为近40个和50多个（6）。
与此同时，研究者的组织——学会和交流园地——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1984年改称首都新闻学会）。它是我国解放后成立的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该学会办有《新闻学会通讯》和《新闻学刊》，设有新闻理论组、新闻法规组等11个学术组，并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大量新闻调查、开展了一系列中外学术交流活动，在1980年代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具有重大影响力和号召力。除北京新闻学会外，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湖北省等也恢复或成立了新闻学会。
1980年8月，在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记协）恢复活动。此后各地记者协会纷纷恢复活动或成立，它们的业务范围中也涵盖学术研究。
1980年12月，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学会的任务之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组织和推动新闻学术研究，对新闻理论、新闻实践以及新闻事业史、干部培训中的问题进行探讨，组织国内外新闻学术交流，以促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学会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西北五报会议”。1980年5月5日至12日，由《陕西日报》、《青海日报》、《宁夏日报》、《新疆日报》和《甘肃日报》共同筹备发起的新闻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这是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宣部新闻局、各地报刊、新闻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40个单位的8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着重探讨的内容有：报纸的性质和任务；无产阶级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报纸的指导性和真实性；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党委与党报的关系以及新闻自由等。这次大规模的盛会，“不仅煊赫当时，更光照后世”，“昭示着我国新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7）
新闻学术期刊方面。人民日报社主办的《新闻战线》于1978年12月复刊。它一直是全国性新闻工作和新闻业务理论研究和经验交流的重要刊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国际新闻界》于1979年5月复刊，1980年起改为16开本的季刊。社科院新闻所主编的《新闻研究资料》于1979年8月创办，前5辑为不定期出版，1981年起改为季刊。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大学》于1981年创刊。其他新闻传播研究刊物还有《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北京广播学院主办，1979年9月创办，内刊）、《新闻学习》（湖北日报主办，1980年8月创办）、《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1981年创办，1984年公开发行）、《新闻战士》（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1982年1月复刊）等。该阶段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大多以经验交流、业务探讨、史料整理为主，理论研究较少，但它们的恢复或创办为新闻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由于文革期间新闻教育、研究的中断，导致研究队伍断层，造成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人员以文革前的老一代为主（8），再加上有新闻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以实力最强的几个教学、科研机构为例来看（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有40多名科研人员，整个北京广播学院有专任教师280人，人大新闻系有教职工60多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有专任教师51名，合计教职工400多人。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10）。除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外，高校新闻学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11）。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虽在恢复，但研究仍非常有限，不过恢复和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这是由当时特定的背景所决定的。新闻工作在文革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新闻界的形象和尊严荡然无存。因此，步入新时期的新闻界在起点上连零点都算不上，实际上是处于负起点上，所以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开始研究。这种状况反而为学界提供了诸多研究课题，也是造成有实务经验的新闻人成为研究主体的原因之一。
除传统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于1983年底开始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宣传、新闻与美学、新闻与哲学、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4月，有“传播学集大成者”之称的施拉姆（Wilbur Schramm）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关于研究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和新华社、《新闻战线》编辑部等代表参加。座谈会主要讨论了传播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目前的研究对象、内容、理论和基本方法以及我们对传播学应采取的态度：“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会议内容结集成《传播学（简介）》一书，于1983年1月出版。这是我国关于传播学介绍和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标志着1978年以来，对我国传统新闻学（12）影响最大的一种外来思想、理论和方法——传播学开始从零星介绍转为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研究。边缘学科、传播学的研究表明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新闻学，一边在逐步恢复，一边又在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方汉奇、艾丰在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的研究是此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正式出版于1982年，是解放后我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新闻理论著作，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新闻现象的理论著作，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第一次系统化表述。该书成为当时大多数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材，并被国家教委指定为全国自学考试必读书籍。该书在10多年发行的高峰期，销售20多万册，称之为新时期之初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著作并不过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该书的意义，最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新闻有学”。该书不是泛泛、零散的经验总结，而是有一定理论体系的著作。全书以“新闻”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解剖“新闻—传播者—受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出“新闻控制者—广大受众—不断变动着的现实世界”三者的关系。（13）新闻事业与党的关系始终是该书关注的焦点，（14）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形成以来，系统地建构‘党报’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部著作”。（15）影响大，争论也大。甘本人也总结过它的不足：一是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二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三是个别论点不一定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或不必强调得过分。（16）不过，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在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是无法抹杀的。
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方汉奇著）被认为是“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出版的一部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学术著作”（17）。“欲了解中国新闻史者不可不读此书”。（18）1987年，该书荣获吴玉章奖金新闻学一等奖。新闻史料的收集和基于史料的判断始终是新闻史研究的主题，也是我国史学研究的传统。该书材料丰富、体制恢宏，订正前人研究的谬误达200多处，是一部信史。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得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应该说，在我国纷繁芜杂的新闻传播研究中，新闻业务类研究最多，其中又以经验总结为主。这类著述虽然可以称之为“研究”，但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又很难冠之以“理论”或“科学”，因为其缺乏必要的抽象和概括。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分析工具，分析新闻采访的规律，把我国新闻业务研究第一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被称为“新闻哲学”。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曾自评该书是“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19）由于没有做足够和细致的比较，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是中国和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但其对新闻业务的理论化和抽象程度，以及其在新闻业务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和认可度，直到今天仍无法超越。
文革期间，片面的、教条的、语录式的“贴标签”法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还谈不上是研究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恢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作出了一定贡献。1983年10月、12月分别召开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研讨会”和“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更是使学界经受了两次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论的洗礼，有利于早日摈弃教条主义，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恢复和回归仍是初步的。上面提及的三本代表性著作都还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的影响。（20）由此也可以看出该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异常艰辛和不易。
与此同时，一些知名学者深感学界普遍不知如何开展新闻学研究的状况，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研究、科学研究及研究方法问题，做了一些常识的普及工作，以促进、加强新闻学研究。如王中写于1980年的《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新闻学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和《谈谈研究生的科学研究》、宁树藩写于1981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方法的若干问题》和方汉奇写于1982年的《消除新闻史研究工作中的“左”的影响》等。
总之，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全国拨乱反正的进行，新闻事业、新闻教育、研究机构、研究队伍和专业期刊得以恢复。在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领域分别出现了的里程碑式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了“新闻无学”的论调。传播学也开始从零星介绍到系统研究。这些都为此后新闻传播研究的持续开展做好了准备。新时期之初，我国新闻传播研究虽然起点低，但在短短5年时间内的进步还是巨大的。
2.2 1983-1988：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揭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全面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但由于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而没能持续下去。因此，1984-1988年是我国全面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社会的全面改革开放为新闻改革提供了大环境，新闻改革只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新闻改革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关于媒介功能定位、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媒介制度等体制层面。改革的结果首先表现在内容上，即信息量增大，以提供信息为主的媒体增多；相应地，媒介的功能和结构都有了变化；接着，媒介体制（21）开始有所松动。1985年广播电视事业被列入第三产业；同年，《洛阳日报》开始自办发行；1988年前后开启了媒介可以办公司的先声。1988年新闻出版署对15个省市的175家报社的调查统计显示，已经开展多种经营的报社占54.2%（22）。从总体上看，媒体获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大发展。最能代表新闻改革成就的新闻法也于1988年完成了起草工作。尽管至今仍没出台，但它标志着当时新闻改革的推进程度。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从报纸的规模看，1983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共792种，1984年则达1049种，1986年底已达2151种，1988年底这个数字更是达到2322，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3年底全国共设有电视台52座，1988年底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23）。电视在全国媒介整体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报纸的“新闻+副刊”相比，电视以电视剧为主要产品，大众文化开始在中国进一步发育。电视的发展并渐具影响力在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上得到了呼应。198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广播电视专业并开始招生。1986年10月15日，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同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开始出版。1987年7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它是全国性广播电视专业较高层次的学术刊物。这都意味着，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而以前都是以报刊为中心的。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5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召开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部署加强新闻教育工作。受此政策的直接影响，吉林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宁夏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于1983年增设新闻系或新闻专业。至此，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全国高等学校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24）。1987年10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高校新闻教育改革讨论会上，已经开始呼吁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切记片面地追求速度、求数量。这从反面说明，本、专科层次的新闻教育在此阶段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规模迅速膨胀。标志着我国新闻传播教育迈入一个新台阶的是博士教育的开始。1984年1月1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二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复旦大学新闻系获得授予权，并从1985年开始招生。首批博士生导师为甘惜分、方汉奇和王中。博士课程的开设，是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和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1988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相继成立。同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被列为高等教育重点学科点，也是我国首个新闻学重点学科。至此，以人大、复旦为龙头的新闻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教育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师资力量的增加。1989年12月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共有新闻类专任教师880人，比1982年的同一数字增加400多人。高职称教师数量明显增多，其中，教授40多人，副教授240人（25）。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新闻传播学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26）。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相继成立，分散的学术组织得以整合。由复旦和人大自设的研究机构——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这标志着高等院校新闻院系在承担培养人才任务的同时，科学研究正逐渐成为其重要功能之一。继1983年新华社成立研究所后，人民日报也于1986年成立研究所。从1986年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设立社会科学基金，并设立新闻学方面的课题（27）。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这是“我国新闻界和新闻学界的大喜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它再一次向社会宣告，新闻学是一门科学，对繁荣我国新闻学研究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28）在1987年第一次评定中，《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新闻采访方法论》（艾丰）分获一等奖和优秀奖。跻身社会科学界重大基金资助体系，表明新闻传播研究正在突破新闻学界这个小圈子，开始立足于中国社会科学之林——最起码在体制上如此。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争论反过来有助于新观念的扩散，进而推动新闻改革。这是该阶段新闻改革与新闻传播研究高度互动的体现。争论的话题涉及新闻定义、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性、新闻的指导性、新闻的党性与人民性、新闻与宣传的关系等等。这些争论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随着新闻改革的逐步深入，争论开始集中爆发。从1985年到1989年，连续4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均开设了“专题讨论综述”栏目。《新闻学刊》也专门设有“争鸣”栏目。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有些问题经过争论初步达成共识，如新闻真实性问题、新闻的指导性与服务性问题等；而有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新闻的定义等。对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关注，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由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研究。
什么是新闻？或者说新闻的定义、本质是什么？这与人们的新闻观（对新闻的基本看法）密切相关，又是新闻传播研究和学科建设中的基本问题。该阶段出现的诸多新闻的定义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事实说，二是报道说，三是信息说。（29）它们分别以范长江1961年提出的“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陆定一1942年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宁树藩1987年提出的“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为依据，或扩展，或补充，或完善。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文革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这是根本问题；二是都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来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而持后一观点的日益增多。这也反映出“阶级斗争”这种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新闻价值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先后”问题，二是主、客观问题。“先后”是指新闻价值到底是作者衡量、选择事实的依据（在新闻作品之前），还是评价新闻作品的标准（在新闻作品之后）。主、客观问题是指新闻价值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统一的？1957年反右派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禁区。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深层次问题。新闻价值是这一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不管持何观点，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30）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也是学术上的一大进步。它表明，我们开始承认新闻学中有一些知识（如规律）是可以超越阶级性的，是普适的。这一认识的转变，为我国新闻学术继承以往的研究扫清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可以继承的研究，不光是无产阶级的，还包括国共两党对立时期资产阶级的新闻学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开始重新融入世界新闻传播研究的版图。
新闻的真实性是个恒久话题，争论已久，尤其是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讨论的焦点是所谓“现象真实”和“本质真实”问题，即如何做到真实，怎样才算做到真实。真实不真实在新闻操作中本来有个简单的判断标准（多方核实），但在新闻传播研中却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原因是真实性这个问题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31）这表明“左”倾思想依然紧箍着人们的头脑，简单地排斥所谓资产阶级新闻学，用哲学范畴代替新闻学范畴的思维方式依然存在。
关于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有四种主张：一是包容说，即宣传包括新闻，新闻手段，宣传是目的；二是并列说，认为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三是差别说；四是交叉说，认为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32）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交叉说逐渐成为共识。这表明，在人们的观念中，新闻事业开始初步有了独立性。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如此，其有个基本前提：党性与人民性是可分开的。而在意识形态的论述中，党性与人民性从来都是一体的。这样，问题就须转移到解释什么是党性、什么是人民性上。于是，问题一下子又转移到意识形的论述上了。就新闻事业而言，党性与人民性之争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尤其是报纸监督同级、甚至上级党委的问题。
1985年初，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明确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真实性等问题。新闻界的争论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同时，这篇讲话也为上述争论定了性。总的来看，应树立的新闻观念包括：破除单一的党报观念，树立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多种类的报业观念；破除单一的功能观念，确立多功能观念；破除“舆论一律论”，确立舆论不一律的观念，让新闻媒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出多种声音；破除只传播不反馈的观念，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增强新闻信息观，加大新闻媒介的信息量；破除“平面”新闻观念，提倡“立体式”报道；破除大造舆论、大打宣传战的观念，确立按新闻规律办事，使新闻报道做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33）。这些在学界达成共识的观念，实际上是以大众传播的功能、体制、操作方式等为参考标准的，这反映出学界构建大众传播体系的构想，这是与当时各条战线上突飞猛进的改革相一致的。后来的发展实践证明，这些超前的构想在当时实现起来是不可能的。
通过该阶段（有的争论是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的，只是中期达到高潮或初步达成共识）新闻学术争论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这是由当时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个特殊年代所决定的。它表明，尽管思想解放已数年，但陈旧的思维方式、习惯依然存在；第二，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该阶段的一些争论，我们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当今新闻教科书中的必备问题，尽管尚有部分问题没达成共识，但没有这些争论，我们就无法从更多的角度去思考它们。1991年，几乎每次重大论争都参与了的甘惜分教授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他认为争论澄清了些问题，即使对一些问题无法定论，通过争论也发掘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争论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争论锻炼了队伍，人员大增，研究所林立，专著有一百多种，刊物达数十种，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34）
在研究方法上，开始逐步摆脱单一的哲学思辨方法，系统论方法开始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之一。1985年9月，邓小平为《经济参考》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全国掀起一股信息热。由于新闻媒体是信息的基本载体，“信息”一词顺理成章地成为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之一；扩大信息量，提供信息服务也成为媒体改革的方向之一。我们知道，“信息”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信息科学和系统论方法分别是传播学的学科来源之一和基本研究方法。从新闻传播学术发展进程来看，传播学此时逐渐发展壮大，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日益深化。1985年，首都新闻学会成立了传播学研究组。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分别于1984年、1986年成立，传播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1986年8月，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在黄山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目标。研究成果上，1986年出版了居延安著《信息·沟通·传播》一书；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出版。另外，还有诸多传播研究的硕士论文。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令新闻学研究耳目一新。信息概念的借鉴与融入、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1988年出版的《新闻学论集》第13辑为“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可以看作是新闻学界运用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新闻学、探究二者关系的一次集中展示。同年，刘卫东著《信息论与新闻》一书出版，标志着系统论方法开始运用到新闻学理论体系建构中。
也是在1988年，“全国首届新闻学新学科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五十多篇交流论文涉及多种新闻学新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新闻心理学、新闻经济学、新闻哲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管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法制学、新闻广告学、新闻美学、新闻统计学等三十门学科。这表明，传统意义上以“报学”为代名词的新闻学，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开始有所更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1978年以来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新闻调查（或曰受众调查）是1982年“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闻调查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角色，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如“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的态度”调查、“全国新闻界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等。如果把这些调查看作量化研究的话，方法是次要的，为新闻改革服务是其主要目的。
新闻改革意味着创新与突破，新情况、新问题带来新观念、新研究，新闻研究又反过来促进新闻改革。由于该阶段新闻改革如火如荼，新闻传播研究自然发展迅速。这种发展直接表现在著作的出版上。1978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050种（35）。1988年是改革开放的第10个年头，1989年则是建国40周年。稍后出现了对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发展状况的总结文章，如《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何光先）、《10年新闻理论研究综述》（童兵）、《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丁淦林）、《成果丰硕，任重道远——我国新闻理论研究10年回顾》（陈力丹）等。这些文章普遍认为，改革开放10年来新闻学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同时，“任重道远”。
该阶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由首都新闻学会骨干成员如胡绩伟、何光先、戴邦、钱辛波等做出的，主要内容仍是对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问题的辨析。大多数观点和主张都多多少少涉及新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进展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新闻史研究由于与新闻体制改革没有直接的关联，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很多大型研究项目（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撰等）已经启动。
2.3 1989-1991：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中，极少数新闻媒介在舆论导向上出现了严重错误。反思与清理错误言论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1989年11月，中宣部在北京举办全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党委机关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江泽民、李瑞环代表党中央分别发表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重要讲话，重点阐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地位与基本方针。讲话强调新闻事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它的基本方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是党的整个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性，要反对所谓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主张；新闻宣传必须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旗帜鲜明、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9年10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压缩整顿报刊和出版社的通知》，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对政治方向严重错误、思想倾向不好和过多过滥的报刊和出版社，大力进行压缩整顿”。1989年和1990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1496种、1442种（36），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政治风波影响也较大。从1989年下半年起，个别学术刊物（如《新闻学刊》）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新闻传播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主体是各大新闻机构的负责人，如邵华泽、穆青、范敬宜、吴冷西、徐光春、林枫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一些过激的观点以及如何贯彻中央的有关精神，加强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和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对以往关于“党性与人民性”、“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新闻学研究必须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针。
由于前期积累的结果，该阶段仍有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相继出版。新闻理论方面，王益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1989）和江柳著《系统基础理论新闻学》（1991）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1990）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1990）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传播学方面，心理学学者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之谜》，“一是力图阐明传播学是一门学科，为这一学科的存在理由做些陈述；二是力图开拓另外一些研究角度”。（37）“另外一些研究角度”包括“文化与传播”、“中国的传统传播方式及特点”、“信息传播的内在机制”等，这都是以往传播学著述中所忽略的。
“政治风波”改变了中国社会思潮发展的轨迹，此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19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38）新闻传播学界同样如此。陈力丹在一次访谈中透露，1989-1991年期间，由于搞清查运动，什么正经的研究也无法做，只好参加了多部综合性词典的编写工作，担任新闻学部分的编委或分科主编，先后写了近2000条新闻传播方面的词条（包括新闻界人物）。（39）回避敏感度较高的地带，“钻进古纸堆”，转向与新闻改革前沿较远的研究领域，成了学界的共同选择，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无奈感。
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包括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编著教材的研究）的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师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如陈力丹、孙旭培、李良荣、童兵、刘建明、郭镇之等，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不乏实务从业经历，但更大程度上凭借的是教育和学术资本，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