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群体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殷海光用来形容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句话，可以恰当地形容当代中国的精英群体的特征：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所谓后天失调是指国家与精英之间的扭曲关系，妨碍了精英群体的健全成长。
当代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都是在国家控制体系松动的缝隙中发育出来的。但是，国家权力的控制虽然松动了，却始终保持着其革命党信念，没有放弃全盘控制社会的意图，对于社会各个领域精英的自发成长，本能地采取压制态度。
在经济领域，私人企业始终受到法律歧视。在当权者眼里，私人企业家始终不具有道德上、政治上的正当性。这一点，甚至体现在宪法的相关条款中。自愿组织社团的社会活动家更是政府所厌恶的。政府也一直禁止使用“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尽管执政党曾经提出过吸纳这些精英的设想，但是，革命党的性质决定了国家与自发形成的社会各精英之间，终究是一种敌我关系，只不过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享受统战对象的待遇而已。
这种情形与传统中国完全不同。传统士绅脚踩国家与社会两条船，因而能够在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两方面同时发挥重大作用。在当代，精英群体的功能受到政体结构的限制，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也就难以真正承担起精英的公共责任。已经有一些企业家愿意从事慈善公益事业，但政府对于此类活动始终保持警惕，不让其自由进入这个领域。民众却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商人是狭隘而自私的。
这样的精英与国家间关系也给精英带来了另外一重毁灭性影响：权力腐化精英，进而掌握权力的精英与商业、知识等领域的精英相互腐化。以商业精英为例，私人企业的市场准入始终受到法律、政策的严厉限制。商人如欲进入某一领域，必须以各种形式贿买官员。商人由此获得的，并不是所有人可以普遍享有的权利，而是贿买者自己独享的特权。特权为企业家带来垄断利润，为了保有这种利润，商人继续向政府投资。
长此以往，商人的心灵就会腐败。公众看到官商之间这重关系，自然对商人财富的正当性产生怀疑。“原罪”问题被不断提出，就反映了这种普遍的不信任心理。不信任又让商人恐惧。事实上，当初为获得市场准入而进行的贿买行为，也确实让他们随时可能被政府有选择地拿出来作为牺牲品。为了躲避这种法律与政治风险，他们要么通过移民的办法躲避，要么把自己与权力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其他领域同样如此，精英同样因为权力的挤压而走向腐败。南方某大学一个处长职位引来四十位教授争抢，显示了在权力控制学术的体制下，知识精英也倾向于借助行政权力来维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一旦行政评价体系压倒学术标准和学术伦理，学术腐败及学者的丧德就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置身于与国家的扭曲关系中，精英群体同时是受害者和施害者。他们固然遭受不合理的压制，但他们又利用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获得特殊利益，而被普通民众视为特权享有者。他们发挥正常作用的空间被挤压，因而对国家时有怨言；但受道德形象拖累，在已有的自由活动空间中他们又不能充分发挥正面作用。
这种局面的形成，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根源：当代中国的精英群体成长于道德真空的精神气候中，因而先天不足。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反道德的观念与政治力量的冲击。晚清至民初，传统的道德体系先是经历进化论的冲击，再经历“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妖魔化，传统及包含在传统之中的道德伦理体系被“祛魅”（disenchantment）。五十年代之后，反传统的观念运动变成摧毁传统的政治、社会运动。随着传统的毁灭，人们的道德感趋向微弱。因为道德总是与传统联系在一起，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道德是传统道德。唯理主义者、革命者所构造的所谓“新道德”总是反道德的。
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权力也借助其整个思想教育体系，向整个社会灌输物质主义的哲学信念，依据这种信念，人只有肉体，而无灵魂，唯一真实的是权力，宗教不过是毒药而已。到九十年代，主流经济学建立了起霸权地位，把“经济人”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学理假设，当成唯一普遍的伦理准则向全社会贩卖。中国人刚刚因为幻灭而抛弃一种物质主义，很快又被另外一种似乎带有自由主义气息的物质主义所征服。人们疯狂追求金钱，进而否认金钱之外的一切价值。人们肯定肉体，进而相信肉体享乐就是灵魂的归宿。
当代中国的精英就是在这样的精神气氛形成、发育的。大部分精英是物质主义的信徒，他们贪婪地追求财富的行为方式、丑恶腐败的生活方式、玩世不恭的人生信条，对已经摇摇欲坠的道德体系与人们的道德感，推了最后一把，使其接近崩溃。很有可能，精英的心灵普遍地比普通民众更为卑污。这样的商业、文化、知识精英，生活在物质之城中，听不见灵魂的召唤；他们把自己封闭在俱乐部、高尚社区中，看不到其他群体的悲苦，缺乏最起码的同情心；面对权力的强横，他们缺乏基本的道德勇气，哪怕是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害时；面对社会公益事业，他们缺乏普通市民也具备的伦理担当，汶川大地震之后房地产商们的集体表演就是一个例证。
在权力控制体系松动之际，精英在当代中国再度出现，中国社会因而表现出活力。但是，这个精英又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被腐败症纠缠，中国社会也因此朝着黑暗的深渊狂奔。精英的精神分裂症状与当代中国繁荣与贫困并存、活力与腐败共处的双面性，是互为因果的。
成长为绅士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国家权力，没有多元化的精英群体，那这个社会其实没有“社会”，其国家体制也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完全堕落，那这个社会必然走向全面的腐烂，国家也与这样的社会同步走向衰败。好在，中国社会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事实上，在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也许有点过于灰暗的精英图景中，还是依稀可以看到很多亮点的。
在当代中国，并不是所有精英都在腐败。相反，考虑到当下中国的基本制度结构，很多精英的出现、发育，本身就是其精神自觉的产物。他们依凭着道德勇气、伦理担当而与权力抗争，与贪婪对峙，在夹缝中获得生存之地，并在公众心目中塑造了正面形象。大量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甚至商业精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接受着某种道德约束。不少企业家保持着草根本色，积极地对乡里承担责任。还有一些企业家在舆论的影响、引导下，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换言之，在当代中国的精英群体中，已初步形成了一个绅士群体。当然，这个群体的规模还很小，他们的公共伦理意识也不是十分强烈，他们发挥的作用似乎也不足以力挽整个精英群体腐败之狂澜。
但是，这个弱小的绅士群体却是中国社会重整并再出发的先锋。正是他们，在过去二十多年，推动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制度变迁。优良的社会治理机制未来的进一步发育，有赖于这个绅士群体的成长，有赖于更多精英转身为绅士，更为积极地承担公共责任，在各个领域发挥更为广泛的领导作用。
实现这一点，当然需要国家与精英的良性互动。就此而言，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需要寻找与政府沟通、合作的更为有效的途径和话语表达体系。但是，国家、精英关系的改进，主要是要看掌握权力者能否经历一次国家意识的自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任何国家，不论最初是以何种方式建立，如果它要长久统治，最终都必须转换为某种形式的共同治理。任何形态的全能国家都不能长期自我维系，惟有通过权力的分享，才可长久享有权力。
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国家乃是人民的事业”（59）。源于古罗马的“共和国”概念，传达的正是这样的政治理念。其实，回首中国历史，每个阶段也都在寻找这种“共同事业”得以成立的政体架构：秦的一家专制“不二世”而亡，汉武帝与董仲舒乃共同谋划皇权与士大夫共治，奠定华夏两千年文明大格局。慈禧晚年幡然醒悟，开放立宪，欲与绅士共建现代国民国家，弥平朝野、满汉、官民鸿沟。孙中山先生虽倡言军政、训政的革命纲领，但这不过是通往人民自我统治的“宪政”的手段而已。
权力分享当然始于与精英的分享。权力自我克制、退让，合理地确定精英在国家架构中的位置，容纳精英从事广泛的公共治理，是合乎权力运作的经济原则。而精英发育成为绅士，进行社会自我治理，也是为权力创造和维系社会基础。惟有在此基础上，权力才能在其所保留的领域中有效地运转。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性社会秩序，权力的运行成本将会非常高，甚至根本不能奏效。
从根本上说，国家既然是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治理就不只是政府管理。甚至可以说，政府管理是次要的，有效的国家治理乃是社会自治基础上的政府管理。如果掌握权力者能够具有这样的国家认知，自可消除对绅士的敌意，转而与其进行协商、合作。
另一方面，精英群体的伦理自觉对于中国未来优良治理秩序的形成，同样十分重要。历史上，宋代的绅士群体最为引人注目。眼见得唐末五代之礼义扫地，胡安定、孙明复、欧阳修、范仲淹诸公发起一场道德振兴运动。这些士人在私生活方面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甚至带上某种宗教狂的意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更是被士人传诵，激发强烈的公共情怀。经由这样的道德自觉，士人才重新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以天下为己任最终落实为以公益为己任、以治理为己任，推动社会“再文明化”。
在经历了物质主义的不断清洗之后，中国重新出现一个绅士群体的前提，恐怕也是精英群体的道德自觉，及在此基础上的公共责任伦理自觉。精英们需要抛弃那些冒充伦理学家的经济学家所贩卖的利益最大化教条，向传统回归，面向自己的灵魂，在信仰、自由、服务中寻找生命的意义。
六、新绅士阶层正在兴起？（60）
人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民主宪政制度的实质就是法治所维持、调整的多中心治理秩序。政府只是这一秩序的一个环节，从政治角度看，或许是最重要的环节，但这种秩序的基础，却是非政府的自治，即广泛的社会自治。发达的社会自治以最低成本最有效地满足民众的大多数公共品需求，同时也为政府权力划定一个界限，限制政府强制性权力之滥用。
而社会自治之维系，一方面依赖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另一方面又依赖自治的积极参与者、组织者与领袖。后者就是本文所说“绅士”。绅士传统在中断了大半个世纪之后，正在当代中国再度浮现，而他们将构成自治发育、扩展的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