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惹恼了茅台酒厂。在新闻发布会上，茅台股份公司总经理反问：“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该总经理继续说：“我们（贵州）省委书记也说过了，如果三公消费不喝茅台，那么你去喝拉菲吗？”多么理直气壮。官员们吃公务饭是必须喝酒的。这位总经理和省委书记说出了这个时代的惯例：无酒不成席。
这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官场惯例？大约是从九十年代开始，进入新世纪以来，愈演愈烈。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有测算数据称，中国全年的公务用酒量是一个杭州西湖，触目惊心。而这个惯例清楚地呈现了这个时代的败坏与糜烂，尤其是官员群体、精英群体。
说起来，精英的群体性纵酒倒也不是新鲜事。早在三千年前，中国就出现过一次让人吃惊的末世景象，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这样描述商纣王的生活：
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这段话似乎就是在描述当今时代精英群体中某些人的生活，而这一大段话中所描述的诸多现象，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一言以蔽之，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是物质主义。人们相信，人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作为物质之肉体，精神是虚无缥缈的。因此，人生的唯一价值就是满足肉体感官之欲望，能满足这欲望的只有外在的物质。
这物质首先是声、色，它们直接对应于人的最本能的感官，其所带来的感官满足是最强烈的。所以，众多被揭露出来的贪官，几乎无不沉溺于色。财则可以购买到这两者，所以，纣王爱财，败坏的官员也普遍爱财。这些败坏者也十分虚荣，他们希望别人仰慕自己，所以，他们喜欢建造宏大的宅第、喜欢奇异的玩物。
而所有这些物质满足过程都离不开酒的刺激。酒的基本功能是抑制精神的自主控制能力，增加感官的敏感度，让人投入于追求感官满足的生命过程中。而感官有这样一种性质：物质增多，效用递减，敏感度会不断减低。而共同的享乐则可以增加满足程度。这就是太史公最后一段话的含义：酒将解除人本应的羞耻感，让一群人共同投入纯粹的感官满足中。这样的场景，在现代诸多酒场、会所都可看到。
可以说，群体性纵酒，尤其是精英的群体性纵酒，是物质主义时代的典型标志，它折射出精英的贪婪、无耻与末世心态。精英的群体性纵酒一定伴随着其私人生活之混乱，疯狂聚敛财富，滥用权力和权威，傲慢而冷酷地对待普通民众，以及最重要的，对共同体秩序之不负责任。
正因为见证了商末纵酒所导致的失序，周武王声讨商纣王的一大罪责就是“淫酗肆虐”，周公在他的弟弟康叔被封到殷人居住区时，专门制作策命《酒诰》、《毋逸》，历数殷人纵酒所导致的严重伦理与政治后果，进而严禁周人在祭祀娱神之外饮酒。而在此相关论述中，周公再三提及“敬”。
纵酒是“逸”，也即放纵身体和心灵，“敬”则与“逸”截然相反，始终保持精神在一种严肃、紧张的状态，身体因此也获得条理。周公要求周人当敬于神，敬于身，敬于事，敬于他人。可以说，一切美德都是以“敬”为基础的。经过周初圣王之教诲，“敬”成为周人精神之基底。这一点被儒家所承继经由儒家的教化，也成为中国人精神之基底。比如，程朱教人修身的工夫，也就是“主敬”而已。“敬”正是中国文明保持顽强生命力的精神根源。（89）
因为“敬”，传统社会精英群体，也即儒家士君子，对于酒，始终保持戒心。历史上，精英的群体性纵酒偶有出现，比如魏晋之际所谓竹林七贤，或者明末西门庆式人物。但放到历史大视野中，这只是插曲而已，而这样的时代，总是乱世或者制造乱世。
不幸的是，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精神传统中断了，人们逐渐不知道“敬”为何物。物质主义成为时代之主流精神，尽管其间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这个物质主义把人化约为纯粹肉体的存在，于是，纵欲就成为上等生活的标志。酒则是这种物质主义生活的象征和催化剂，精英的群体性纵酒蔚然成为一种风气。酒类广告在各类媒体上占据显著位置，官场、商场上已经无酒不成席，普通民众似乎也把纵酒当做生活的荣耀。
精英群体性纵酒之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了。有识之士已经发出了结束这种荒诞现象的呼声。建立约束性制度，比如从财政预算上控制公务消费开支，当然是十分重要而必要的。不过，与此制度建设同等重要的，还有时代精神之省思与改造，尤其是精英群体心灵之改造。而这种改造，只能通过回归的方式完成，那就是重温经典，重新找回塑造了中国人之特有精神气质的“敬”。有了这样的“敬”，精英的群体性纵酒之精神基础将不复存在，而所有美德也将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一点是精英自救的唯一法门，也是中国社会完成秩序再造的关键。
精英败坏是社会失序之源（90）
三则与汽车相关的新闻：
11月26日，广东惠州市惠城区人大代表许茗雄酒后驾驶奔驰轿车，逆行撞翻一辆电动车，大骂伤者陶志良：“你这个穷人，还敢骑一辆破车来撞我。”
11月29日19时许，成都，一名驾驶北京牌照别克轿车的男子与执勤交警发生争执，态度傲慢，并对交警喊，拦他车，是干交警干腻了。
12月4日晚7时40分许，上海，一辆宝马轿车和一辆奔驰轿车在追逐中发生碰撞。事发后，两辆车上的人员互殴，奔驰车司机当场身亡。
这三则新闻中的汽车都不错，奔驰、宝马、别克，驾车人或者是有钱的商人，或者有地位的人大代表，或者是身份神秘之士，总之，从经济、政治结构角度看，他们算得上是精英。
然而，从文化角度看，这些精英都是泼皮流氓。当然，他们只算低等级的流氓型精英，高等级的流氓型精英动辄贪贿几亿元，包养数十女人。笔者在想，这类流氓型精英在整个精英群体中能占到多少比例？很难估计，但可以确定地说，该比例一定处于史无前例的水平。是的，中国社会的精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败坏的，这正是当下社会严重失序的根源所在。
至少从尧舜时代开始，健全的华夏治理机制就是“君子之治”。《舜典》提出，以“乐”教“胄子”也即当时的精英具有下面的德行：“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君子德行养成科目。可以说，华夏文明之自觉，始于君子养成之自觉。这样的君子乃是完整的人，他们同时具备德行、具备治理的技艺，也具有庄重的威仪。周代就是依靠这些君子进行治理的。孔子立教之根本目标，正是在传统君子走向衰落之时重建君子之教，在新的环境中养成君子，以为邦国、天下治平之本。从根本上说，儒家之学就是君子养成之学。
华夏文明为什么会走向君子之治的机制？这可能与华夏天下之规模庞大有关。华夏天下的规模是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难以想象的。这样的规模决定了，天下只能分散地、多中心地治理。君子就是基层治理之中心，每个君子就构成一个治理中心。君子们通过联合，维系一个“和而不同”的天下共同体——它还具有强大的秩序扩展能力。
秦攻灭六国、一合天下之后，试验了一种新方法：以单一的权力中心统治每一个人，结果是迅速失败。这与交通、经济、政治控制技术等的效率无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第二次尝试这种统治模式，同样失灵。董仲舒—汉武帝之后，君子之治模式得以部分恢复，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秦制尝试之前。
实际上，孔子的一句话已清楚地说明了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与多中心的君子之治模式的根本差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1）单一中心的统治以人性之恶为预设，以政府强制执行刑罚、人们对刑罚的恐惧维持秩序，主要由官员构成的精英与被统治者是敌对关系。由此，人性之恶也就迅速成长，每个人都在寻找秩序的漏洞，维持秩序成本的迅速攀升，以至于无法承受。
相反，在君子之治的机制中，君子依靠人们的信赖而享有软性的治理权威，由此，精英与大众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就像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92）社会治理的成本比较低廉。而且，这种治理经常是以大众的同意和参与为前提进行的。
当然，这种治理正常运转的前提是：第一，政府保持节制，给社会充分的自我治理空间。第二，有一个健全的君子群体分散在基层社会方方面面。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无所不在的权力让社会丧失自治空间，君子也就不复存在。
晚近二十年，这个单一权力中心统治体系已经失灵。同时，在此体系之外，成长出一些商业、社会精英。但是，他们远不是君子，如无数新闻故事所表明的，其中很多人不过有钱的流氓而已，高度商业化的权力精英也在其中。金钱给他们放纵欲望提供了机会：物质消费的欲望、炫耀的欲望，以及压迫他人的欲望。在当代中国，金钱系统地制造了心理上、社会上与政治上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的混乱，十有八九是这些掌权、有钱而没有德行的精英造成的：他们制造毒奶粉；他们进行暴力拆迁；他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破坏交通秩序；他们滥用权力，他们也滥用金钱。他们以末日心态横行于国中，因为他们已经移民或者准备移民。
中国社会要好一点点，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驯服精英，养成其中一部分成为君子。制度当然需要变革，但透过儒家和佛教等传统价值、宗教之教化，唤醒部分精英之良心，也是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君子之治的突出特征是，它是多中心的、自下而上地构建秩序的。一个个分散的君子完全可以在不合理的大环境中，治理好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一个村庄、一个NGO。而只要养成一批君子，大范围的制度变革就能获得有力的引擎。
重建精英德行养成体系（9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对外发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提出将对公务员进行职业道德培训的纲要，其中基础知识部分包括中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课程。
不出意料，这样的计划招来很多批评。这是一个奇怪的时代：一方面，人人都感觉，这个社会道德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一切养成道德的做法又表示深深怀疑。某网站就此纲要进行网络调查，九成回答者认为，官德培训是“走过场，形式主义”。更多回答者则断言，这样的培训不能提高官德。
这种道德怀疑主义的逻辑实际上很奇怪：面对道德匮乏，人们并不从道德上找根源，而是一下子跳到制度上。毫无疑问，解决中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种种繁难问题，制度变革至关重要。但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制度变革，实属逻辑混乱。面对精神领域的问题，应当首先从精神上入手。面对道德溃散，应当首先从道德养成上入手。这当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至少这是解决问题的常道，也可以让局面变得稍微好一些。
官德培训属于这种范畴内的事情。不错，要从根本上改变官员的行为模式，需要制度变革，而且是非常深刻的制度变革。社会应当积极推动这方面的制度变革，不过，这方面的努力与官员德行之养成，并无任何冲突。制度变革与道德养成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即便在一个优良的政治制度和公务员制度下，职业伦理对于公务员群体保持健全的行为模式也具有重要价值。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应当是，养成公务员之德是否必要，而在于如何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五千年文明中国积累了很多智慧。
《尚书·尧典》开篇即记载帝尧之德：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舜典》记载，帝舜命夔“典乐”，以“乐教”教养未来的君子具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之四德。《皋陶谟》中，皋陶总结尧舜时代圣贤君子之德为“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左传》、《国语》中，春秋时代的贤者、智者对于君子之德，有更为系统之阐述。此处之君子，即是治理者。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古典之德，并非今人所说的道德，而是指“德行”，用现代的词汇来说，比较接近于“伦理”。道德与伦理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诸多学者、知识分子的论说和官方文件中，两者常被混为一谈。此处之“公务员职业道德”，准确的说法应是“公务员职业伦理”，这是由公务员的职业内在决定的伦理规范。上述古人所讨论者，也都是社会治理者之伦理。
有趣的是，如《尧典》所说，尧舜时代，君子之德乃是通过乐教养成的。“乐”所歌之词就是“诗”，从诸多经典文献可以看出，乐教、诗教是周代君子德行养成之基本手段。换言之，古人清楚地意识到，包括官员职业伦理在内的君子德行之养成，涉及人的气质之变化，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付出巨大的努力，方可奏效。
汉以来，以儒取士，士人通过长期诵读五经，养成士君子之德。最典型者为汉、宋两朝，儒家经典教育最为发达，士人普遍具有一定节操，更有仁人君子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德。顾炎武、梁启超等先生都曾经指出，儒家经典教育支撑的“士气”，让这两代维持了较为清廉的吏治，民风也较为醇厚。（94）
今人或许可以从上述历史经验中得到一定启发。若欲养成公务员之职业伦理，可借鉴古代士君子养成之方法，从较早阶段入手，进行经典教育。具体说来，应当局部地恢复以儒家经典诵读为核心的古典教育。最理想的做法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展开这项工作。这就需要对基础教育体系进行较大规模改造，难度较大。
而面对精英群体心灵空虚乃至败坏的局面，可以考虑针对一些关乎社会治理之良窳的职业群体，展开补课式的古典教育。比如，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养公务员，法学院培养法官、律师，商学院培养商业管理人才，此类精英之德行对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可以在这类院校系统地开设程度合适的经典诵读课程，阅读《论语》、《尚书》、《诗经》、《左传》等相关篇章。由此，精英们不仅可以习得诚意、正心而修身之法门，也可以习得治国之智慧。这样的效果，不是讲几个古代清官故事所可比拟。
实际上，近些年来，具有较强反思能力的精英已自发地产生了这样的需求。公务员、商业精英上国学课似乎已是一种时髦，儒家经典课程在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的课程中也是最受欢迎的。假如课程设计合理，师资得力，这样比较深入、系统的经典诵读，一定会对精英的心灵产生正面影响，推动精英发育成为君子，这是更化风俗、安邦利民之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