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风俗如何化成
那么，如何化成、维系优良的风俗？也许不出下面几种办法。
第一种是政治。顾炎武似乎就是这样解释东汉、宋代风俗之美的，《日知录》“两汉风俗”条曰：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
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
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
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跃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好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梯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
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按照顾炎武的看法，东汉风俗之美，源于政府重视儒家，起用儒家士人，从而引导整个社会崇尚名节。而汉末曹操之“求才三令”，则对风俗产生了巨大破坏影响。同书“宋世风俗”条云：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
从西汉中期开始，伴随着儒生进入政府，带入了新的治理理念。尤其是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比较强烈的儒生出任地方官员，成为“循吏”，自觉地以儒家理念治理地方，致力于优良风俗之化成。循吏的典范是西汉中后期的韩延寿，据《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记载，韩延寿“少为郡文学”，可见其接受过系统的儒学训练，后出任人口众多的颍川郡太守：
颍川多豪强，难治，国家常为选良二千石。先是，赵广汉为太守，患其俗多朋党，故构会吏民，令相告讦，一切以为聪明。颍川由是以为俗，民多怨仇。
延寿欲更改之，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长老皆以为便，可施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数年，徙为东郡太守。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铖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向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仟佰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箠楚之忧，皆便安之。
韩延寿树立了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之儒家地方官员的治理典范，此后历代不乏循吏。人们所熟悉的大儒，比如程明道、朱子、陆九渊、王阳明，无不如此。与今人之误解相反，他们普遍遵照孔子“先富后教”之治民之道，首先致力于“富民”，包括兴修水利，鼓励农业、工商业等。在此之后，才致力于教民。这包括兴办学校，养成地方士人群体；再与这些士人、乡里长老合作，移风易俗，提升民众生活之文明程度，而创造和维持健全的地方秩序。
由此我们看到了塑造风俗的一种重要手段：教化。教化就是以教化人，而在儒家语境中，教首先是学。《礼记·学记》开篇即谓：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郑玄注：宪，法也，言发计虑当拟度於法式也。求，谓招来也。謏之言小也。动众，谓师役之事）。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注：就，谓躬下之。体，犹亲也）。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8）
这里的“学”当然是儒家之学。儒家参与治理，包括化成优良风俗，兴学总是第一入手处。循吏总是会在地方兴学，通过兴学，儒家价值渗透到社会。最重要的是，经由兴学，可在地方养成知书达理之君子、绅士群体，而他们是风俗的化成主体。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论述。
教化之实体内容为“礼”。如孔子所说，“齐之以礼”，历代儒家都重视礼的决定性治理作用，而不断地因应变动了的社会状况，缘民情而定新礼。比如，朱子依据宋代高度平民化社会之现实，而订定《家礼》。分散于基层社会之儒家君子、绅士遵行这些礼，这些礼也就逐渐成为民众之习惯，从而化成宋明之社会风俗。这样，即便普通民众缺乏“思”的能力，无法自主成为君子，他们只需守礼，就可以成为好人，彼此之间也可以较确定的预期相互交往，基层社会形成基本秩序。
宗教也化成和维系着风俗。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有很多论证，基督教的主要功能就是塑造风俗。在中国，佛教，尤其是唐以后儒家化了的佛教，以丰富的手段教化信众，引导其向善避恶。各地差异很大的多神的民间信仰，同样对良善风俗之化成，发挥了作用。这些宗教让民众有所敬畏，它们也普遍教导民众具有仁爱之心，关心他人，也引导信众服务公共事业。对于所有这些宗教，儒家总体上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甚至参与其中，与宗教人士共同兴办基层公共事业。这也是儒家与一神教的重大区别。
无君子，则无风俗
当然，风俗终究需要人来化成。在儒家看来，塑造与维系优良风俗之主体终究是君子。不管采取何种手段，惟有借助君子开风气之先，借助于作为现场治理者之绅士，优良的规则才有可能渗透社会，化民成俗。
需要注意的是，儒家绝不相信，惟有当每个人成为君子，甚至成为圣人，优良秩序才有可能。社会中只要一部分人，甚至是极少部分人成为君子，也就足以形成和维持优良治理秩序。这是因为，每个人都被上天赋予孟子所说的“四端”。即便大多数人不能成就完备的德行，成为君子，至少也具有向善之心。而这就让他们足以承认君子的权威，模仿君子之行为，风俗也就因此而可以形成。
因此，尽管儒家承认人人在道德上平等，但儒家之风俗论，特别强调君子之以身作则，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化”。如《论语·颜渊篇》所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以自己的言行给与自己直接接触的普通民众树立表率，这样的行为是得体的、优美的，而以向善的价值为基础。民众也心向往之，潜移默化中，民众也会模仿君子的价值和行为方式。透过他们，这样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不断向外传播、扩展，最终覆盖共同体内所有人，从而形成良风美俗。新加入这个共同体的人，比如少年儿童，会接受这一风俗之教化，习得与人打交道之伦理。由是，共同体中人即便不识字，也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的父亲、儿子、朋友、兄弟、臣民，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化成”一字的含义。《增韵》：“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康熙字典》：“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化成不是从外部塑造、灌输，把陌生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化成的前提是普遍的人性：每个人均具有辨别善恶之能力并有行善避恶之偏好，这是每个人内在固有的，尽管他们自己并不能在具体情景中自主地形成完整的善行。君子的作用只是展示完整而实在的善行，民众基于其天性，自会认同之，进而模仿之。化成其实是让普通人通过观察、模仿，找到自己内在之“善端”在具体情景中实现的方式，因而，化成是被化成者所意欲的，也是其主动参与才完成的。
曾文正公国藩在其名篇《原才》中对少数君子化成风俗之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土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9）
曾文正讨论的问题是风俗如何变化，如何从恶劣的风俗变化为优良的风俗。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极少数人的道德自觉。他们的“四端”较为强劲，又具有敏锐的“思”之能力。他们率先觉醒，自我养成为君子。随后，他们影响周围的人，逐渐地改变风俗。通过风俗塑造其他人，从而缔造和维持优良治理秩序。
据此，儒家对于社会变革从来都抱有信心。儒家不是制度决定论者，儒家相信人心。人心虽然柔软，但它必能突破制度。制度虽然恶劣，终究不能控制人心，尤其不能控制圣贤、君子之心。他们通过尽性、养心而自我成就，并养成普通君子、绅士。君子、绅士以身作则，而影响凡人。由此凝聚人心，改变风俗，甚至于改变政体。
重建礼乐，塑造风俗
谈到风俗，人们可能立刻想到“移风易俗”。儒家也会谈论“移风易俗”（10），然而，这种移、易却是有限度的。归根到底，儒家只是主张化民成俗，所以，君子之移风易俗，必定以民为本，缘民情而化民俗，而不会把一套民众陌生的全新的价值和行为模式强加于民众。《礼记·王制篇》中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儒家于风俗之审慎态度：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如果以此来衡量，二十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现代知识精英和权力针对风俗所做的事情，绝非移风易俗，而是毁风灭俗。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不适合于现代生活，所谓“国民性”是低劣的。国民必须全盘改变既有风俗，接受知识分子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他们说，这才是现代的、先进的。五十年代之后，一波又一波文化、社会、政治运动均具有极端激进的“移风易俗”指向。凡此种种观念和运动逐渐瓦解、摧毁了传统风俗赖以生存的种种社会制度。现代教育体系也传播了种种号称现代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塑造现代新人——顶奇怪的是，这些号称先进的价值、制度，几十年间不断变换。
这样的狂“风”借助权力，一遍一遍地在华夏大地上刮过，今日中国，风俗已经荡然——或者说，中国社会正处于战国、五代之败坏风俗中。人们已经不知道如何相互交往，社会礼仪已不复存在。生活之确定性已经十分肤浅，每个人的精神是紧张的，因为他必须在每个情景中计算采取何种行为模式，才可以获得利益。富裕起来的人们过着粗鄙的生活，在各种场合展示着自己的粗俗无礼。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人普遍富裕起来，却并没有过上得体而让人尊敬的生活。
到了重塑优良风俗的时候了。此一轮优良风俗之化成，须面对城市化等社会巨变。不过，基本的范式不会因此而改变。风俗之化成有赖于士君子——绅士之自觉与以身作则，风俗化成之主要管道是教化。因而，儒家之复兴，也就是风俗化成之关键。当然，各种宗教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法律、政体之变革，也可以为风俗之化成提供便利——当然反过来，优良风俗之化成，也可以推动法律、政体等正式制度之变迁。但归根到底，风俗化成，儒家复兴是关键。
一、要公民社会，先重建私民社会（11）
经过学者的讨论及媒体的传播，人们已经熟悉了“公民社会”这个概念。
诚然，公民社会乃是社会自治及民主治理的社会基础，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自然有待于公民社会的健全发育。不过，在中国，谈论任何一种来自西方的话语，都可能面临着时空错位的尴尬。经历过二十世纪的巨大变迁之后，中国目前所处的情形可能是最为特殊的。当人们热烈谈论“公民”社会的时候，很容易忘记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我们根本就缺乏一个健全而基础的社会，也即“私民社会”。并且，恰恰由于私民社会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一步一步走向解体，公民社会的基础才被抽空，进而影响到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秩序之健全发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