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草沙（原名胡连江）已9年多了。我退居二线到北京不久，受朋友之托，去看望中宁籍的北京老作家。
亲不亲故乡人。我是干过文联工作的人，对文艺界朋友自然有一种亲近与敬仰。我提了3斤中宁特等枸杞，一盒高级茶叶，找到王府井大街上的门牌号码。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大门”只能容两人侧身而过，院子也只能放下一张乒乓球台。我向院中人打听：“请问，草沙同志住哪儿？”他反问：“找他何事？”我告知从宁夏来，专门拜访前辈作家。他说：“我就是草沙。”普通话中略带中宁口音。我抬头看：他高个子，旧衣服，瘦削脸，花白头发和满脸皱纹，表明他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但从他泰然自若的表情中，似乎又透露出一种脱俗气韵。
走进草沙的家，像是进了宁夏山区地窖子。打开电灯才看清：一张斑驳单人床，变了颜色的铺盖，书架装满了书，墙角还堆着书。一张旧方桌上，放着些稿纸和杂物。房间大约14平方米，室内陈设犹如明清时期家境败落的老秀才的陋室。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是延安时期老革命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老乡来访，他有些高兴。口中念叨：“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我代表故乡文学爱好者表达了对他的敬意，随后谈起了故乡的事。他说：“我读了你们出版的《康熙访宁夏的传说》很高兴。你们把民间散存的故事加以提高，变成了可读性很强的民间文学，这是为故乡的文化发展做了一件好事。我应该祝贺你们！”
我邀他回乡看看，谁知竟拨动了他的痛感神经，立刻变色道：“古人说：‘未老不还乡，还乡空断肠。’打倒‘四人帮’第二年我回中宁，见到故乡一片凄凉，户户住破房，家家都缺粮，尴尬得我连亲戚家都不敢去。故乡素来被称为塞上江南鱼米乡，可低标准时，全县饿死了两三千人。70年代末了还那么穷困，真使人寒心，这简直是对我们革命的极大讽刺！”
恨之愈切，爱之愈深。他希望故乡成为人间天堂，然而一旦国民经济滑落到崩溃的边缘，要恢复岂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我的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草沙性格耿直，嫉恶如仇，有棱有角。我赶忙弥补说：“改革开放后民要富，是需要假以时日的，现在的故乡可谓户户有新房，家家钱粮广了。”
草沙情绪稍稍趋缓，说：“虽然我曾决定不再回乡了，但那种乡思、乡恋的情结却怎么也割不断、放不下。每次看电视、听广播、读书报，但凡有关宁夏消息，我都看得很仔细，听得也很认真，毕竟月是故乡明嘛！”几年后，他还高兴地告诉我，中卫市成立了，下次回去一定要到沙坡头看看，那可是世界奇迹啊！
第三次见草沙时，他笑着告诉我，因大街拓宽，他要搬家了。我为他庆幸，以为这次就该落实老干部政策，改善他的居住环境了。但他却说：“城建干部动员我搬到三环以外，就可照顾两室一厅的楼房。可我身体日衰，如果离学校和定点医院远，怎么方便生活？知道情况后，他们就另给我调拨了附近一间旧平房。国家有困难，我能理解，因为还有一些人没房住哩，知足常乐啊！”
这就是草沙，我们可爱的老革命。
我到他的“新房”去看。房子只不过刷了墙，抹了地，开了一扇小窗。面积比旧居大了两平方米。因门外又砌了一道小厨房的墙，室内依然昏暗。我不禁想起了一千多年前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这仿佛是草沙的写照。他与世无争，只需一间房屋避雨，一份工资吃饭，一张桌子写作，一个安静生活氛围，让自己与创作的人物作心灵对话。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一个”也是草沙。
这以后，每当我路过美术馆地区，总要绕道吉祥胡同去看他，我们成了忘年交。我解读他的笔名：“草者，七星渠畔之野草，虽然极为平凡，但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带给世界的是生命之树常青；沙者，黄河畔的细沙，历经大浪反复淘洗，更纯净耀眼地反射太阳光辉。”他笑道：“知我者老王也。你说的虽有些道理，但我只取平凡朴实，心清如水，绝对谈不上高尚！”
我知道，中宁县恩和完小，在20世纪前期，是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因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进步教师的宣传，不少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新中国成立后当了省军级、地市级、县团级干部。我很想了解草沙这位老革命，走过的又是怎么样的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草沙在我面前翻开了他历史的一页。
“我生于1921年，17岁小学毕业。那时一方面受抗战爱国热情的鼓舞，另一方面因我喜欢读书，如果不外出的话，只能回家种田。因此，在老师指引及革命同学张子华的鼓动下，决心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
“那时到延安是要提着头走的。因为反动的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道路和关口上布了重兵，抓住可疑人员就枪杀。地方上的保甲长也暗中监视来往的行人。那时我年龄小，个子矮，装出上山找父亲要钱还债。白天我爬高山走沙漠，夜晚绕敌堡过关口。一天我正走在山沟里，突然遇见一只狼，吓了我一身冷汗。没办法我捡起了一块石头，退到了一个崖边，与狼对峙了老半天。它看吃不了我，才转身走了，我腿酸得坐在了地上。”
我笑说：“这就叫前面躲过了虎，后面又来了狼，老天爷在考验你对革命的忠诚哩！”
“山区的羊把式都很善良，他们给我吃，让我住。第四天上午，我正在一个小山包上欣赏雄伟的万里长城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两个人来，把我五花大绑，说我是国民党特务在察看地形。我由于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不敢暴露身份，便被带到边区政府审问。一个干部听到了宁夏口音，过来看‘特务’。突然大叫：‘小胡，你怎么在这儿？’我也认出了这个校友。他笑道：‘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动员我说：‘三边政府差人（即靖边、定边、盐池解放区）你就留下来先工作吧。’这一干就是两年多。这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在20多年后，被我写入了长篇小说《奔向延安》。”
在解放区，草沙亲历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人新事，他把一些感人的东西写出来，寄给《三边报》，由此结识了诗人李季。李季很有名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在那段时间孕育的。
“边区领导记着我想上抗大的愿望，同时我也托人给赵部长（原名孙殿才，中宁人，恩和完小校友，当时在延安兼管宁夏地下工作事务）带了信。不久我便背着背包，一路听着《信天游》，轻快地跋山涉水，来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唱着‘宝塔山下，延水河滨，聚集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歌儿，走进了抗大校门。”他深情地回忆说。
这恰似夸父追日。只要有理想，肯奋斗，光明就会在前。
听草沙谈往事，我想起了延安整风。便问“延安整风时，你在干什么？”
“我上抗大不久，不知是因为住的窑洞潮湿阴冷，还是传染所致，竟得了伤寒病，那时延安缺医少药，差点死去。结果住院一年多，是共产党捡了我一条命，我怎能不俯首甘为孺子牛呢？在我病重期间整的风，所以我没参加。”
吉人自有天相。遥远的回忆使他释放出了内心的寂寞，他对我这个忠实听众无话不说。
“在我身体恢复健康的后期，萌生了创作欲望，写出了短篇小说《到区上以后》和《新乡长》，在《解放日报》发表，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也因此敲开了鲁迅艺术学院大门，成了文学系第五期的学员。”
在桥儿沟教堂的院子里，草沙和鲁艺同学们直接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半个多世纪过后，回忆延安的情景，他还有些激动。我又看出草沙性格中尚存着天真的一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新解放区。草沙于1946年底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搞土改。他根据土改的体验，创作了中篇小说《东霸天的故事》，发表在《东北文艺》上，后被光明书店出版。接着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大裤裆的故事》，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
在东北期间，草沙曾任东北大学鲁艺文学系助教，哈尔滨大学教师，吉林文联、东北文联的编辑和创作员，发表了许多杂文、文艺短评和诗歌等作品。
性格决定命运，草沙性格倔强，所以他的人生一波三折。“我这人不图官，所以也就不怕官。在东北时，我看不惯官僚主义的粗暴言行，认为进入城市了，工作方法及态度应该适应新形势，可有些领导还是一套老作风。提过意见，也顶撞过领导，他们认为我骄傲自大，目无领导，知识分子不堪重用。北京解放后，需要大批干部，单位批准我的申请，开出调动函，让我进关报到。说档案不能个人携带，由他们负责寄发。我到北京投入了工作，直到审干时，才发现我没有个人档案。组织上发信查询，回信不是查无此人，就是石沉大海。原来的单位早已撤销，人员也各自天涯海角，不知去向。那时，档案制度是学苏联的，死档案统治着大活人，没有了档案，就意味着失去党籍和工作。于是，我从中央行政单位下放到北京市教育系统，而且成了临时雇佣人员。我多次申诉，都因调动单位多，互相扯皮而没有结果。我一气之下，决定不再找寻烦恼了。不合理的制度害我非浅。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几位老干部为我鸣不平，建议给中组部写材料，这才落实了我的老干部身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惋惜中，他庆幸自己并没有虚度年华，除任教北京166中学的语文课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多部小说。1992年在甘肃的文学期刊《飞天》上发表了小说《我之爱》。1999年至200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财神爷的家史》和《草沙中篇小说集》。另外他改定的5部长篇和6部中篇正在筹备出版中。
“我看过你的中篇小说集。你一辈子孤苦伶仃，从未结过婚，但你写的恋爱婚姻却很有新意，真佩服你的丰富想象力。”我开玩笑地说。
“没吃过猪肉、难道没见过猪跑？只有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才能创造艺术！”
“那你怎么没有结婚呢？”
“说来话长，解放前战事忙，工作生活不固定，又不是官，没有条件解决个人问题。到北京工作后，生活是稳定了，可是没了档案，成了黑人黑户。成家是一种责任，正如一首歌唱的：‘我拿什么贡献给你，我的爱人。’另外，由于长期独身，又爱好写作，因而形成了孤僻性格，不愿受别人干扰，所以就决心不娶以成就事业，现在看来都不成功，可悲啊！”草沙自谦地叹息一声。
“追求的目标越高，痛苦就越多。我和中宁的一些人议论过，在你们这一代老革命中，张子华是佼佼者，但被延安的肃反扩大化断送了性命，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非常可惜。孙殿才解放初曾任宁夏省和甘肃省副省长，结果因为民请命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解放军38军的一位副参谋长（中宁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致命伤害，你也受过不公正待遇。这都印证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句话。我们认为你还算幸运，因为革命带给你的收获，是中宁其他人没法相比的。试问：中宁县还有第二个像你这样的老革命活下来的吗？有第二个生活在北京的作家吗？有第二个至今还省吃俭用为写书出书而继续奋斗的吗？你是中宁人的骄傲，你的精神，是中宁人学习的榜样……”
我的话被他打断。
“我安于淡泊，不敢与他人相比。我一辈子爱好写作，只是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北京市作协作家多，出书经费少，我挤进去张口求人难。靠自己省吃俭用，这是我的唯一办法。我之出书，只为‘留取丹心照汗青’，算没白来人世一趟，我对人民的贡献仅仅这几本书而已。”
我突然想起，应该建议他出了新书后，转赠中卫市、中宁县、恩和完小等单位的图书馆一部分，让故乡的人民进一步了解老一代革命者走过的艰苦道路，借以激励年轻一代迈向更高的目标。
我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正是这种乡情，构成了人们生命初始的精神家园，这也正是乡情的最深和最后的归宿了。”
草沙很欣赏这个认识，他说：“那就让我这棵草，这粒沙默默地、永久地与故乡同在吧！”
《沙坡头》《红枸杞》转载2006年
补记：草沙已于2007年亡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