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都不能企求完美，而应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审视。关于世人对杨士奇有些方面的看法，我想谈点自己的意见。
一、关于“忠贞仁义”
明初的政治斗争是复杂尖锐而且残酷的。惠帝刚刚继位，当他欲行削藩时，便引起了燕王朱棣的反叛。朱棣美其名曰“靖难之役”，实则是“清君侧”的故伎重演而已。不到四年，惠帝便被他赶下了台，生死不明。燕王继位成了成祖皇帝，年号永乐。藩王纂位，宫廷易主，这对明王朝是一场极大的变故，刚刚休养了三十多年的百姓，又一次横遭战争蹂躏，而以方孝儒为首的建文旧臣，因为坚持封建的法统观念，不堪新命，被列为奸臣，成批成批地遭到屠杀。在这场政变中，杨士奇曾与解缙、胡广、金幼孜、黄维、胡俨、周是修等约同死义，可是朱棣一进城，除周是修在国子监尊经阁自缢而死，还有一个吉水籍的王艮也饮鸠身亡外，解缙、士奇等人则改弦易辙，皆“叩马首迎附”，参加了迎燕王入城，拥燕王登基的行列。
对杨士奇的这种做法，世人有两种不同的议论，一种是纯粹从封建宗法、伦理的角度出发，持“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和“食人之禄，死人之事”的迂论来诋毁杨士奇；另一种则截然相反，称赞他“有拥立功而口不言，类文彦博。”是政治家明智的抉择。燕王与建文之争，是皇室内部的权力争夺与转移问题，与秦、汉改朝，魏、晋换代不同，与宋和元、明和清的民族矛盾更不相同。“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他还是认清了大势，顺应了潮流，没有稀里糊涂地成为殉葬品。论人是非，尤其是历史名人的是非，应看他对当时的国计民生起的什么作用，对后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春秋时齐国的公子小白（后来的齐桓公）与纠在父亲齐襄公死后，兄弟争国，最后公子纠失败死了，他的两个主要助手一叫召忽，殉难而死，一个叫管仲，没有殉难，反而投靠小白，作了桓公的宰相，忠心耿耿地辅佐桓公。后来他以“尊王攘夷”之策，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孔子对其评价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清代的论者称杨士奇“公之功，更甚于管仲。明代非词林不谥‘文’，‘文贞’之谥尤不多见，公由荐辟出身而竞得之，是岂可以‘贞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绳之耶迨我朝雍正二年，诏公配享历代帝王庙，事久论定，愈足见公之勋业，在明代固当首屈一指矣！”（肖敷政《重刻东里全集序》）倒是很有见地。
二、关于台阁体
明朝前期，在政坛和文坛都以“三杨并称”，杨士奇是明台阁体的盟主，他对台阁体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文风成为台阁体的典范。后人对台阁体颇有微词，但我们对此应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作为应制唱和歌颂盛世气象的一种宫廷文学，台阁体的出现并非偶然，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来看，是有其文学传统和历史背景的。台阁体属于我国古代宫廷文学的一种，我国宫廷文学的源头可追溯到《诗经》的“雅”和“颂”，然后是西汉大赋，始于南朝的宫体诗，唐朝上官体，宋代西昆体，接下来才是台阁体，之后有茶陵派。这些宫廷文学派具体来说各有特点，但总的看来，都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歌颂太平盛世，在文学地位上都起过引领和规范一代文学的作用。
与宋之西昆体派相类似，台阁体派也带有激发文学革新思潮的因素。它是在当时特定政治和时代环境中产生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台阁作品是台阁大臣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三杨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他们不仅是这一历史时期的见证人，还是四朝政治的参与者。他们生活在涵濡深恩，优游帝侧的环境中，鸣太平之盛，颂天子之恩，是其内心的自然愿望和当然责任。
杨士奇的诗文多为应制、应人之作，飒飒雅音，风格雍容平易，逶迤有度，醇实平正。他的诗歌题材较广泛，数量也多，虽然有时会因为题材相同而显出浅易单调的毛病，但总体上应该值得肯定。其文多序跋、墓志铭、墓表等应用、应酬之文，继承了“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关乎教化，温柔敦厚。
台阁体的出现和兴盛，与其所处的时代境际与所怀的个体时代体验是紧密相关的。出生于元至正末年的杨士奇，切实地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兵火和动乱，见证了由此造成的巨大创伤。（《东里文集》）进而将前后时代对比而言：“自吾之幼而壮而老，于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礼教修举，四境晏然，民远近咸安其业，无强凌众暴之虞，而有仰事俯蓄之乐，朝恬夕嬉，终岁泰安而恒适者。”（《东里续集》）这种由乱而治的人生经历，体现到文学创作中必然会展现出一种乐观主义的情调。而且史实表明杨士奇生活的主要时期永乐至正统年间，与元明之际和明后期相比，这一时期不能不说是政治比较安定、社会比较太平，史称“仁宣之治”的历史局面就是这期间出现的，欣逢盛世，可谓是不能不有感而发。他的诗作都是当时社会盛况和作者心情的一个真实反映，而不是无病呻吟，更不是纯然的阿谀粉饰之作，它是诗人主观情志在诗歌创作中的自觉表现。
综上所述，杨士奇的应制诗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应制诗所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但从个体与社会所处的历史交点来看，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杨士奇的应制诗虽然高唱时代赞歌，但却不是纯粹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而是一种内心的真情流露和创作的自觉追求，具有很强的文学感染力和时代意义。因此，即使反对“台阁体”的以明代中期文学家李梦阳为首的“七子”对他的诗文也大加推崇，如李梦阳就曾写诗称赞道：“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
至于三杨过后台阁体弊端百出，主要还是由于末流者浅薄模拟，而且当初的太平盛世景象已一去不复返，这种紧跟政治和时代的应制文风，也必然会随着政治时局的转变而衰落。《四库全书总目》卷170《杨文敏集》提要称：“平心而论，凡文章之力足以转移一世者，其始也必能自成一家，其久也无不生弊，微独东里一派，即前后七子亦孰不皆然。不可以前人之盛并回护后来之衰，亦不可以后来之衰并淹没前人之盛也。亦何容以末流放失，遽病士奇与荣哉。”我认为这是对台阁体比较公允的评价。
三、关于家族教育
《明史》称杨士奇有学行。有学行又居高位，杨士奇应该不仅会“治国平天下”，更会“齐家”，我们从《杨氏族谱附录·文贞公家诫》可以看出他对家人的严格要求。他虽然远在京师做官，但不断通过书信的方式训戒自己的晚辈，要诗书传家，团结乡邻，安守本分，不能借他的势力欺负人。他的一个侄子在衙门做事，有次用官府的纸张给他写信，竟因此而遭到了他的训斥：“尔在衙门内岂可向人索官纸写私信？虽是半张，亦系官物，但举发即有罪，今后切戒，毋蹈前非！”（《文贞公家诫·示侄孙挺》）凡片纸之利，只要系官物，亦不图之，其廉也若此。
对待后辈，他首先是不思广置家产，而是再三劝戒他们努力读书，不可断绝读书种子。他在正统二年《文贞公家诫·示长新妇》中讲道：“吾儒者之家，不可思量要富，户下田不许过百二、三十石，户下粮不过三四十石，尽足岁月，切不可过多。过多则后来必累子孙，为父母不可无远虑，切记切记！只是许多田粮在户，后来科举，子孙也自难当。”在大地主阶级开始大肆侵吞百姓，兼并土地的时候，士奇仍然坚持不让子孙广置田产，这种思想真是难能可贵，他和那些千方百计渔肉乡民的贪官豪强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
在《示稷子》中写道：“吾儿须谦和处乡里，凡事忍耐，不可使气性，但凭道理为上策也。子路大贤，喜闻自己过失，所以令名无穷。今人有过失，不喜闻规戒之言，所以终陷为小人，而灾害及矣。吾儿自今宜勉力为善，有人进善言者，便虚心听从，切不可拒善言不纳也。”“乡邻有过一切容之，勿与计较，凡灾伤之处，田租当体恤宽免，慎毋过刻也。”他教导儿子谦和处世，宽厚待人。对一些违法不善者，不惜劝戒族人动用家法，甚至送官治罪。“吾先世皆贫，然从来清白相传，不肯苟利。故出仕者皆有冰蘖声，……”“子侄有善行好学者，交共礼之重之。若有分外不律，不受训诫者，稷会诸兄弟数其罪而笞之，不可容恕。如又不悛（改过），明告于官，请治以不孝之罪。”（《文贞公家诫·示侄孙挺》可以说在对家族成员如此严格要求、严厉训诫，在中国历史上的大臣中也是不多见的。但也许是他光顾着国家了，也许因年老体弱精力所限，也许是杨稷顽固不化，自家的后院却起了火，其子杨稷仰仗老爷子有权，傲慢无礼侵暴杀人，遭到了言官们的交章劾举。碍于杨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没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着又有人告他儿子“横虐数十事”，皇帝这才下令查治。
一生清廉，严于律己的杨士奇哪经得起这样的打击，一代名相最终忧郁而死。
杨士奇死后，其子杨稷被绳之以法。
泰和人罗璟（1432-1503），字明仲，号冰玉，明朝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探花，自小生活在杨士奇家，后科举入仕任职翰林院，应该说耳闻目睹了杨士奇的言行，他对杨士奇的德行非常称道，在《冰玉集》中载：“燕山岳先生正，姑苏陈先生鉴，琼山邱先生浚，适同史事。三先生博学，傲睨一世，人物少可其意者。独推服公，谓公立朝遇事直言，虽忤不易，类唐魏征；处置大事不动声色，类宋韩琦；有拥立功口未尝言，类文彦博；凡有荐引不使人知，类王旦；心在国家生民，先忧后乐，类范仲淹；文章雍容醇厚有三代气象，类欧阳修。”时人有如此高的评价确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