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开始，我申报了副教授。在全院大会上龚院长说，历史学院今年只有一个副教授名额。我心里盘算一下，觉得大概是轮不到自己的。过几天龚院长又说，他到人事处反复要求，又增添了一个名额。这样我就填表报了，反正也不抱多大希望。
填了表看看自己的材料也还可以，博士论文赶在暑假前出版了，这就有了一本著作，上半年申报了一个教育厅的课题，虽然没有资助，是自筹经费，那也算一个省级课题。论文有《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那一篇，加上读博时发表的那几篇，也还拿得出手。交材料的时候，我在小陈那里看到前面已经有两个人交了，就问她今年有几个人报副高？她说三个。我说：“看一下他们的材料啊！”就从牛皮纸的文件袋中把材料抽出来看了，觉得自己的材料比别人也不差，就萌生了一点希望，像初春树枝上的一丝嫩芽。
材料交上去了，刘教授提醒我说：“你得打听一下哪些人是评委，要拜托一下，投票前的评议，没有几个人帮你说话，形不成氛围和共识，那是不行的。”我说：“我到哪里去打听？人事处的人会告诉我吗？”他说：“要打听总是打听得到的。”我说：“打听到了对我也没有用，难道我提一网兜水果去评委家敲门？”他说：“现在谁还要水果哦！”我说：“那送点什么好呢？”他说：“送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水果。”我说：“那就更没有用了，我总不能提着烟酒去敲门吧，更不能怀揣信封去吧。这事我也听说过，没想过会轮到我自己。”他笑了说：“跟我一样倔。别人做了什么，我觉得也没什么，要我自己做，我就趴下了。我这个教授当年是报了五年才报成的。难道你也准备个几年抗战，让评委觉得再不评都对不起你了，太委屈你了，放你过去？”我也笑了说：“到了那一天，这就是我最大的优势。”
十月底结果出来了，我没有评上，这是早就预料到的结果。我以为自己会很平静，得到一个预想的结果，有什么可沮丧的呢？可真正有了结果，心里还是非常难受，有一种嫩芽被一只陌生而粗暴的手摘掉的感觉，痛。我似乎这才明白了自己，深心是多么希望有一个意外之喜啊！说旷达吧，写在书上是多么豪迈，现实中的展开又是多么艰难。
我想有一个意外之喜，也不是凭空的念想。上报的三个人之中，我的材料跟向老师差不多，可比杨老师还是明显好些。杨老师是龚院长的弟子，龚院长去人事处争来一个名额，就是为他争的。这我知道。可学校评委有十多个人，我抱有幻想，就是希望他们看着材料投票。这样的奇迹没有出现，这让我体会到，刘教授说评议时能有人说话，是多么重要。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材料占有明显的优势，甚至绝对的优势，才会有点希望。忽然又觉得高校还是个好地方，无论如何，材料还是绕不过去的。怎么说也有一个东西摆在那里，硬邦邦的几条。如果在机关，没有几个硬指标，好坏都在别人嘴上，那我就更没有戏了。
虽然早就跟赵平平吹过风了，当我真正把这个结果告诉她时，心里还是很内疚的。我跟她说的时候脸上挤出几丝笑意，似乎真的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似听非听地听着，说：“跟不跟我讲没有关系，我也没有什么想法了。我的想法就是安安，你跟她讲清楚就好了。”我脸上那几丝笑瞬间就变成了哭，嘴里“嘿嘿”地敷衍着，感觉着自己脸上的表情很怪异，也不知这是笑呢还是哭。
幸好到年底学校涨工资了。卢校长说向年轻老师倾斜，我们增加的数额跟教授差不多。这样我对卢校长有了好感。我对赵平平说：“你看看工资卡上是不是有多的钱进来了，应该多了有那么多呢。”她说：“就算真的有那么多，那是很多吗？当然买纸尿裤还是够了。”我说：“这是国家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懂吗？知识分子，懂吗？”她说：“有那么得意吗？又不是你一个人涨了。”又说：“这年头知识要变现，那才叫知识。一堆观念装在竹篾箩筐里，烧火都煮不熟一餐饭。”我摇头说：“天呢，这是一个文科大学生说的话呢。”她说：“我的话是接地气的，悬着，浮着，飘着，飞着，抵不上一罐惠氏奶粉。”又抱着安安：“是吧，是吧！”一根指头在她脸摸了一下。安安甜甜地笑了，赵平平说：“你看她都说是的。”
接下来一年，我把职称当作核心目标来追求。像我这样的人，材料跟别人差不多，那肯定是没有戏的，一定要强，明显地强，那才有可能。我想让材料强些，是不想求人。千方百计地搞到评委名单，然后上门去拜托，搞得跟江湖似的，那不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大学也江湖了，那还叫大学吗？
可是我想把材料搞得丰富一点，这本身又是一件要求人的事。评个课题，没人为你说话，那就评不上；发篇论文，没人为你操心，那也发不出。可是别人凭什么要为你说话，为你操心？面对这样的局面，我真的有些灰心了。可想起蒙天舒，我就不能灰心。他几乎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了，再过两年就要评教授了，而我呢？我呢？想起安安，我也不能灰心。眼前这条路，就是展现在我眼前唯一可走的路，不然就无路可走了，那怎么对得起她？我是个男人，我躲到哪里去？无处可躲。这唯一的道路，再多荆棘，再怎么陡峭，那也得往上爬啊！我感到了心酸、委屈，可这心酸委屈只能细细嚼碎了，用力咽到肚子里去，连赵平平也不能说。一个男人，向自己的女人倾诉委屈，那就太可悲了。
我把博士论文反复看了，在其中又挖出一个题目。本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一点修补拿去发表，忽然又觉得思维大有进展，干脆就重写了，反复打磨，打印出来觉得赏心悦目，就投到上海一家一级刊物去了。没有多久就收到了编辑回信，说论文很好，可他们刊物一般只发有高级职称的人的文章，刊物到年终要统计的。总之是发表不了。说起来编辑也算负责任，居然回了一封信，还这么快。平时都是等三个月，没有消息就自行处理的。我想着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没有一级刊物的文章，学校不给评高级职称；可没有高级职称，一级刊物不发你的文章。这要到哪里去讲道理？不知道。
我又把文章寄给了《探讨月刊》。这刊物本来是我看不上的，每期发一百多篇文章，目录都是几页，收几千一篇的版面费。可它是C刊，只有发表在C刊上的文章，学院才在年终时算作成果统计。编辑很快就打了电话来，说文章很好，马上可以发表，但要收八千的版面费。见我犹豫了，又说：“版面费你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回来，你在别的刊物发文章，只要引用了《探讨月刊》的论文，就奖一千块钱一条。引用率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说：“问题是要把你们文章的段落插到我的文章中去，不一定能够插得进呢。”他说：“所以你要动脑筋。”又说：“还告诉你一个办法。实在插不进去，在注释里写上就行了。”我说：“那不是个空城计？”他说：“统计引用率的人只看注释，不会翻到论文里去核对的。你放心！”我说：“好，好的。”过几天他又来电话催我交版面费，我说：“好，好的。”他说：“要快点，我们的版面很紧张呢，等着评职称的人很多。”我说：“好，好的。”觉得没交那几千块钱，有点对不起他。他催了几次，就不再来电话，我如释重负。
尽管有点舍不得，无奈之中我把文章送到学报毕老师那里去了。过几天他告诉我，考虑发表，但是要等，教授的文章还在那里排着长队。我恳求他在八月份的第四期之前发出来，不然就赶不上评职称了。他说尽量争取。我读博士的时候发表文章还没有这么艰难，才三四年，形势就大变了。
文章在第三期就发表了。我想着怎么感谢毕老师才好，赵平平说：“他抽烟的吗？”我说：“好像是抽的。”她说：“那就送烟，送烟是最好的。”我说：“那太俗了吧！”她说：“你不俗你买套《四库全书》送给他，看你买得起不？看他一辈子又会翻那么一次不？人家往哪里放啊！”我想想也是，世上的事哪有那么优雅？就买了两条烟送给他。这是事后的感谢，真心的，没有交易在里面，我心里没有纠结。送去时毕老师对面的办公桌还有一个人。我接过毕老师给我的几本学报，在桌子下打开装烟的塑料袋示意了一下。他瞟了一眼，仍然跟我说话。他没有拒绝，我安心了，心中很感激。
出来了我忽然意识到，这虽然是事后的感谢，也是真心的，可还是不能说真的就那么纯粹，有点为下次发表文章埋下伏笔的意味在里面。幸亏我开始没有这么想，不然哪有勇气提着塑料袋走进那张门。一个人吧，有时候也得把深心的想法对自己也掩盖起来，然后才能像个君子那样，平静地走到别人跟前去。
九月份开学，蒙天舒对我说：“致远你不错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了。”我没听懂，追问之下才知道是说学报那篇文章。这真的是意外之喜，等于是发表了一篇一级刊物文章。毕老师打电话过来，连声说“谢谢”，说：“聂老师以后还有什么好文章，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优先考虑本校的学报！”我把转载的文章找来看了，对远在千里之外那个不知名的编辑充满感激，对学术也多了一点亲近感。成长如此艰难，几乎寸步难行，我总算又迈出了一步。
出版的那本博士论文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像泥牛入海。我送给院资料室两本、校图书馆教师阅览室两本。送的时候动了一点心思，前面两页叠起一角折了印记，如果有人读了，肯定就会把折着的一角展开，至少会把重叠的折印分开。过了几个月，我去校图书馆找到那两本书，折印没有人动过，心中一冷。再到院资料室看了，也是如此，心中就更冷了。这书本院本校都没有人看，我还能指望远方不知道的什么角落有人看吗？没有人看，那出版了又有什么意义？难道真的就是为了报职称填表时那一栏不要空着？以前觉得自己的委屈总有一天能够在学术上得到疏解，像这样又怎么疏解？这让我心中有了太大的疑惑。花几年时间写了这本书，又花三万元出版了，竟是这个命运，那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赵平平说，这一切都是稻粮谋，用时下的话说，是混碗饭吃，其他幻想不能有。这个结论我不愿承认，可也无法反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