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院长暗示我去跟教授们沟通一下，这让我很为难。可是汪燕燕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如果不做，他们的情感天平往那边倾斜一点，我就没希望了。吃了亏我如果不嚷嚷，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嚷嚷呢，人家有个现成的理由在那里：资历。我如果真的被牺牲了，还真的不能嚷嚷，那不是让那些教授们丢脸吗？那下次就更成问题了。
可是我怎么去沟通呢？也学汪燕燕提点什么上门？或者送个购物卡什么的？这些事情，别人做了我没做，那大家的情感就站到别人那边去了。说真的我还是愿意相信那些教授，他们大多数都教过我的，都是很好的人，也有水平，材料的好坏看得懂。可如果万一呢，万一呢，万一呢？我被自己提出来的这个“万一”难住了。
正犹豫着，小蒋又来电话，问我拿到那本书没有？我说拿到了。他说：“那你赶快行动啊！”我说：“万一是正式出版的呢？”他说：“你怎么这么不相信人呢？没把握我会乱说？”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他说：“院里知道的人好多，可还是要有个人把真相提到桌面上来啊！上不上桌面，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不上桌面人人知道也不是个事，一定要上了桌面才算个事。”我说：“我这就打个电话去出版社澄清一下。”他说：“最后一天了，哥！快下班了，哥！”我收了线，又马上把电话打到太原，问114要了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电话，再打过去，没有人接，还打，还是没人接。
我几乎彻夜失眠了，趴在床上不动，听见赵平平确实睡着了，才敢轻轻翻个身。好几次我想把她叫醒商量一下对策，又觉得毫无意义，她会说什么，怎么说，我都知道。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起来了，等着到上班时间去打那个电话。赵平平去了学校，我又打电话到出版社去，没人接，再打，还是没人接。一直到九点多，有人接了。我说要买那本书做教材，要几十本，请她查下还有货没有，要得急。那边说尽快去查，要我下午打电话去问结果。我想着下午教授委员会就开会了，说：“我十一点再打电话来问行吗？”她答应了。十一点我再打电话过去，又没人接。一直打到十二点，都没人接。
我在心里恨着自己，这个信息早就知道，为什么要拖到今天？我有点绝望，非常绝望，觉得自己又一次被牺牲已成定局，翻盘是不可能的。只怪自己太相信自己的材料了。材料是死的，投票的人是活的，你说自己的材料好又有什么用？就像论文是死的，编辑是活的，你说自己的论文好他就给你发了吗？又想到小蒋说得那么肯定，龚院长都暗示了，我就用赵平平的手机把情况发给那些教授们，又怎么样？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事情非常容易，我把内容写好，要致高去转发也行啊！拿起手机我又犹豫了，万一小蒋的信息不准确呢？那我不是诬陷？就算准确，对同事下这么重的杀手，我也非常痛苦。我想着今年实在不行就算了，就等明年，不就是晚一年吗？
中午一点多，小蒋打电话来，问我把汪燕燕的事揭出来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怎么不揭出来，不揭你就危险了。”我说：“万一不是那么回事呢？就算是那么回事，那她受的打击也太大了。”他说：“那就算了。”就收了线，过一分钟又打过来说：“我跟你说过什么没有？我什么都没跟你说过，是不是？”我说：“是的，是的。”他说：“那我也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是的，是的。”到了四点多钟，龚院长发信息来说，你排第一。我想：这怎么可能？天上就算有馅饼掉，也不会砸在我怀中啊！心里对那些教授充满了感激，觉得对世事不必那么悲观，对人性也不必那么悲观。
过了一两个星期，学校开评了。我听说汪燕燕又在校评委那里活动，心里又紧张起来。她的意志这么坚强，这么执着，这么不辞劳苦又这么拉得下面子，她不赢那难道还是我赢？学校的评委跟院里的不一样，他们不是历史专业的，对材料不可能看得那么清楚，因此情绪的成分就更大些。汪燕燕把他们逐个都拜到了，我呢？谁都不认识，我不输那难道还是她输？不让老实人吃亏，那让谁吃亏呢？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没有办法，要我也像汪燕燕那样去奔走，我实在是做不出来。我停在原地被动地等待命运的宣判，希望结果再一次证明对世事和人性都不必那么悲观。
对学校评委的评定过程我不了解，只知道投票就在明天了。晚饭后我在厨房洗碗，心里突然冒出“困兽犹斗”这个成语。自己怎么就这样等着，连一只困兽都不如呢？性格就是命运，也许我只配这样的命运吧？这时手机响了，我把手上的水甩了甩，在抹布上擦干，一看是汪燕燕打来的。她说：“聂致远，你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小人就算了，你怎么还这么卑鄙呢？”我一下火了，我忍让退，忍让退，一直在忍让退，她还说我是卑鄙小人。我说：“汪老师，你想想你自己都做过什么，我又做了什么，你还说我是小人？”我左手的食指在自己鼻子上点了一下：“我是小人？我卑鄙？”我问一声就点一下：“谁是小人谁自己清楚。”她说：“你有什么想法你放到阳光下面来说，你怎么在黑暗的角落使阴？你就那么害怕阳光吗？”
我怔了一下问：“谁使了什么阴呢？我是使阴的人吗？”在鼻尖上点一下：“我？”又连点几下：“我？我？我？”她说：“那难道往校长信箱泼我的污水那还是别人泼的？他是雷锋，担心你评不上？”我马上想起了那本书的事，又想起小蒋，说：“是你那本书的事吧？我没发什么给校长。”刚说出来我又后悔了，我想证明自己是君子，事情是知道的，检举信我不会写，可她怎么会相信？她说：“是吧，是吧，你还敢说你不知道？我知道你是知道的，有铁的证据！”她把铁证说出来，是我去资料室借过那本书。我说：“事情我知道，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怎么会出去说？绝对不是我，绝对绝对！”
我感到自己的表达很无力，把“绝对”说一万遍都没有用，虽然这绝对真的是那么绝对。她说：“这是一个阴谋。你不知道阴谋论的原理吗？谁受益就可以倒推他是阴谋的主使。陈水扁挨一枪擦破点皮，就选上去了，那一枪能是别人的人安排的吗？谁会去做这个好人好事？你知道你不往上面捅，那可能吗？”我说：“别人可能不可能我不知道，我是这样做人的。”她说：“‘做人’这两个字你就不要说了，这是该你说的吗？”我说：“汪燕燕，我聂致远说的都是事实，你不相信就算了。我以人格担保那封信不是我写的。”她说：“‘人格’这两个字你也不要说了，这也不是你该说的。你是君子？朝三暮四，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小人啊，小人！历史学院谁不知道你是什么人？谁不知道你那点学术是什么学术？小人啊，小人！”我说：“那我们就不要说了。”就挂了机。
我把手机塞进裤口袋，接着洗碗，心里想着，别人怎么就那么有勇气？出书的错是她犯下的，怪错人的也是她，她倒还像个道德的审判者来审判我？像这样，做个好人还有意义吗？这样想着，我把手中的碗用力往下一蹾，一声脆响，那只碗裂成了两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