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秘密情报局在北美和南美的行动得到了迅猛的扩张。而且，随着日本在亚洲对英国利益的威胁加剧，秘密情报局也适度向远东地区扩张。1939年以前，秘密情报局在美洲已有三个情报站：纽约“48000”，其护照管理官员（有一个古怪的电报挂号“下沉的纽约”）负责“美国及其附属国的情报”；以巴拿马为基地的“72000”，负责“墨西哥、中美洲以及一些地域上属北美洲的南美国家区域”；蒙得维的亚的“75000”，负责南美洲的余下区域。到1939年初秋时，纽约情报站都还是一潭死水，不过后来却成为“二战”时秘密情报局最重要的海外情报站。整个情报站只有10个人：护照管理官、助理护照管理官、自1937年8月起就在纽约的詹姆斯·佩吉特上尉、4名审查人员（他们大多数的工作是处理实际的护照管理工作），以及3名秘书。由于辛克莱于1938年6月下达命令停止对美国的行动，目前该站已没有任何特工。
威廉·斯蒂芬森和英国安全协调处的创立
这一切都将在未来的6年改变。因为在战争开始后的18个多月内，即美国在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正式承诺将支持英国的战斗之前，英国都面临着困境，其大部分军工产品、物资、船只及境外投资都是在别国的领土上进行。而这些国家没有义务保证这些资产的安全，而且在这些国家许多少数群体还拥护纳粹政权。尽管具体的采购和保证物资安全均由英国采购委员会负责，秘密情报局仍然得负责提供大量的可靠情报，建立反特工组织和采取颠覆行动。但是这要求秘密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建立密切联络，后来威廉·斯蒂芬森建立了这一联络。[412]
秘密情报局最初注意到斯蒂芬森是在1939年夏，他建议将他所管理的英国工业秘密情报局划归英国政府管理[413]。1939年至1940年间，他提供过斯堪的纳维亚事件的情报，尤其是其中关于瑞士向德国供应铁矿这一情报，而这正是D区渴望破坏的。但最终足以让孟西斯刮目相看并决定任用斯蒂芬森，是1940年他作为中间人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的交流工作。斯蒂芬森是做此项工作的理想人选，因为，1918年，他在军种间拳击队里认识了拳击手吉恩·滕尼，而吉恩·滕尼刚好认识胡佛。佩吉特最先是从孟西斯的线人那里得知这项任务的，线人告诉他，斯蒂芬森“没有采取针对美国的行动，与我们熟识。万一胡佛询问的话，你就说斯蒂芬森没问题”。斯蒂芬森于4月16日拜访了胡佛，（美国方面的记录平淡地记载着）“两人讨论了秘密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进行合作的具体安排”[414]。当晚，斯蒂芬森激动地向伦敦方面汇报：“渴望华盛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会在各方面进行全面合作……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进行非官方的私下秘密沟通。”并分别为两方特工取了代号：“我们局长孟西斯的代号是S.M.斯科特，而胡佛的是H.E.琼斯。”“琼斯向斯科特保证其合作意愿，并表示愿意提供公务之外的帮助。”
伦敦方面提醒佩吉特和斯蒂芬森：“由此建立的任何联络都必须完全是非官方的。”胡佛十分谨慎，向罗斯福总统秘书埃德温·M.沃森将军解释与英国的合作，以确保白宫不会反对联邦调查局与秘密情报局之间的特殊关系（国防部显然不知此事）。斯蒂芬森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与胡佛进行了无数次会谈。他告诉孟西斯，胡佛建议他在“美国找一份正规工作，以掩护与华盛顿方面的私下联系”。孟西斯采取了这一建议，任命斯蒂芬森为纽约护照管理处处长，代替了佩吉特（令其返乡并加入海军），并向格拉德温·杰布说明，斯蒂芬森与一位知道罗斯福日常行动安排的官员有交情，他认为这样安排有很大的价值。[415]
佩吉特受命离开时，备受争议的秘密情报局驻纽约前特工威廉·怀斯曼爵士，刚好在伦敦出现并愿意任职。百老汇曾拒绝了他秋季在美国组织宣传工作的建议。怀斯曼作为“一战”时期的“有影响的特工”的成功形象已经破灭了，这还得归咎于他在海军界自毁形象的臭名声（这是前海军军官盖伊·冈特传出去的，因为从1915年到1917年，他对怀斯曼的崇敬就消失殆尽了）。辛克莱曾在1939年10月写道，“怀斯曼沉湎于许多乱七八糟的阴谋”，“没有取得过任何情报成就”。他还写道，怀斯曼“非常精明，尽管大多数人不信任他，但他却成功地骗取一些重要人物的信任”。1940年6月，怀斯曼试图说服外相哈利法克斯勋爵证明他在美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孟西斯没听进去。“我的前任都明确表示，组织不会再用怀斯曼，”他写道，还加入了一句让人捉摸不透的话，“他们这样做自有其理由。”[416]
1940年6月21日星期五，斯蒂芬森抵达纽约接任护照管理处官员一职。第二天，法国与德国就签订了停战协议，将英国和她的帝国撇在了一边。由斯蒂芬森负责，并于1945年进行编撰的“官方记录”（自1941年1月起），即《英国安全协调》记载道：离开伦敦之前，斯蒂芬森没有固定的或限定的任务，但是，孟西斯曾给他一张必备事物清单，而这张清单正是英国所需要的。孟西斯定下了三条主要内容：调查敌军行动，制定针对破坏性威胁的安全措施，组织有利于英国的美国舆论。斯蒂芬森工作的总部位于第五大道630号洛克菲勒中心国际大厦的35楼和36楼。尽管孟西斯委派情报老将C.H.“迪克”·埃利斯做他的副手，他还是建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组织，并从他的祖国加拿大招募了许多员工。纽约组织工作范围扩大，远远超出了纯粹的情报工作范畴，最后不仅综合了一些北美秘密情报站的工作职能，还有军情五处、特别行动处以及安全执行机构（包括协调反间谍和反颠覆工作）的职能：包括情报、安全、特别行动、宣传等。具体工作包括：招募特工以便锁定敌人或敌人所控制的企业，并刺探轴心国和中立国的外交阴谋；安排情报特工在关键地区，如华盛顿、新奥尔良、洛杉矶、旧金山和西雅图；鼓动美国记者、报纸和新闻机构有针对性地发表亲英材料；接管一个表面上独立而且“有光明正大名声”的无线电台；建立与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紧密联系。斯蒂芬森在整个西半球采取特别行动，在1942年7月至1943年4月间负责秘密情报局在南美所有情报站。
“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及与美国的联络
当然，英国的最终目标是让美国加入盟军。1940年至1941年期间，斯蒂芬森在建立密切的英美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接触和游说美国政府高层是关键目标，因此他不得不重复英国大使馆在华盛顿的传统外交活动。比如说，斯蒂芬森和英国大使洛锡安勋爵都试图结交弗兰克·诺克斯。诺克斯是美国新上任的海军部长，主张亲英国、反轴心国。斯蒂芬森通过一个旧交结识了诺克斯，这个旧交便是多诺万上校，多诺万是战时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及秘密行动的领军人物。多诺万曾是一个贫穷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但他是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他在1916年随潘兴将军远征到墨西哥时，因攻打潘乔·维拉而获得绰号“疯狂的比尔”。其后，他在西线上领导纽约的爱尔兰人组成“战斗69军团”。最后作为授勋最多的士兵荣归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罗斯福命他前往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从事实地调查活动。多诺万反对美国现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正如斯蒂芬森于1940年12月告诉孟西斯的那样：“他是天主教徒，有爱尔兰血统；身为共和党人却掌握民主党情报；具有出色的作战记录，他的特殊地位能帮助我们提前实现目标。”虽然多诺万亲英，但是“这是基于实际的美国立场，真的非常根本，仅仅因为英国介于希特勒与美国之间”。
1940年7月10日，洛锡安勋爵发回报告，称诺克斯将派遣多诺万前往英国调查“第五纵队的方法”。洛锡安建议，由于多诺万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顾问”，应当“向他提供一切便利”，哪怕是安排他会见首相。7月15日，斯蒂芬森致电孟西斯，告诉他多诺万的行程，并补充说多诺万本人就直接代表了罗斯福、胡佛和诺克斯。这次访问取得巨大的成功，孟西斯功不可没。他告诉斯蒂芬森，多诺万“与主要的政府官员和部长都进行了接触”，还与丘吉尔和国王进行了会面，参观了工厂和军事基地。多诺万返回美国后，使其上级相信了英国坚持战斗的决心。他的意见与波士顿爱尔兰裔美国人约瑟夫·P.肯尼迪所报道的情况截然相反，肯尼迪认为英国必然马上就会失败[417]。肯尼迪仍然是英美更进一步关系的障碍。1940年11月26日，斯蒂芬森称加州大使告诉电影大亨，说“出于为他们自己的市场考虑，他们最终得依靠希特勒”。大使还致函情报工作人员，提醒他们：诺克斯告诉总统先生，“不管是哪里来的混蛋，倘若胆敢靠近我的人的话，他绝对是自找麻烦。就像撤销多诺万的工作一样”。
孟西斯告诉斯蒂芬森：随着“疯狂的比尔”的访问，多诺万已经意识到联邦调查局与秘密情报局进行“密切合作”的必要，他还主张陆军和海军情报方面也应与英国进行类似的合作。斯蒂芬森很高兴地报告，就多诺万本人而言，“他强烈要求我们将驱逐舰的情况和其他事项”告知美国政府。很明显，多诺万所表达的强烈意见（以及洛锡安和斯蒂芬森进行的游说）对1940年9月的协议达成起了重要作用。协议表明美国同意向英国和加拿大提供50艘他们急需的驱逐舰，以换取美在英国属地建立基地的权力。斯蒂芬森认为，孟西斯在加强与多诺万的友谊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于9月4日发电报称“找个时间给自己打打气”，“没有上校您，这一切就不可能发生”。[418]
威廉·斯蒂芬森发自纽约的报告，语气尖刻地嘲讽反英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约瑟夫·肯尼迪（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父亲）。
孟西斯亲自参与建立了另一个无线电情报联络。1940年10月，斯蒂芬森告诉孟西斯，美国军事和海军情报部门决定对所有敌人的情报和其他密代码进行“全面交换”。与情报局武装部队的领导讨论此事后，孟西斯同意交换情报，认为“加密情报的自由交流”对英国和美国都有好处，并建议邀请美国专家到英国讨论问题。若专家们彼此都留下“良好的印象”，则可以考虑在意大利和德国密码情报方面的合作。但是，正如孟西斯向陆军情报局局长解释的那样，对所涉及的情报交流领域应当有一定限制。他还和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讨论了此事。卡多根爵士“不赞成在现阶段透露我们最隐蔽的秘密”。孟西斯的主要目的在于共享破解日本电码的专业知识，他担心限制讨论日本密码破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冒犯同盟国美国，因为这样做显得我们在隐藏重要情报”。但这不是政府最担心的。一位官员想到英国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这些年来一直在破解美国的外交无线电情报，便写道：“如果他们发现我们一直在研究他们的资料怎么办？”但最后丘吉尔却同意孟西斯的意见，不限制关于日本的讨论。[419]
1941年初，美国人带着代号为“紫”的日本仿真密码机的改造版来到布莱奇利庄园，进行了数周的讨论。此次讨论进行得非常顺利。应两军参谋长请求，孟西斯获得了丘吉尔的许可，揭秘“我们在探索德国军队密码方面取得的进展”，但当时的讨论仅“限定在我们利用的机械化设备方面，而非出结果”。尽管这一决定“在某些方面显得不合适”，孟西斯却坚决捍卫“其为明智的决定”，因为它能帮助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获取新的重要的日本情报[420]。此次美国在英国的解密任务，是英美情报关系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一事件十分重要，因为这说明英国已向目前还保持中立的美国揭示其所有情报秘密，包括最敏感的部分（尽管仍有少许保留，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次访问也是美国政府以及后来的美国公众舆论摆脱对英孤立主义、逐步走向对英支持进程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