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族，便有民族主义。
正如有人，便有人性现象。
说到底，民族主义也是人性现象。
人和其所属的民族的关系，仿佛动物和种群的关系。倘若某一动物种群之命运处于危亡关头，会刺激它们中的一些表现出拯救种群的责任感，曰动物本能。这时候它们集体是紧张的，一些敏感的由紧张而狂暴，并且极富牺牲精神。原本凶猛的，更加凶猛。原本胆小的，居然变得勇敢。
据我所知，建国以后，内蒙大草原有的地方发生过狼患，于是进行过灭狼运动。灭到后来，少数被追剿的狼，凶猛如狮，反扑起来以一当十……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建设西北的三线劳动大军饥饿难挨，组成猎队，驾着卡车猎杀野羊。后来有的野羊，大抵是雄羊，或做了母亲没有多久；它们不再拼命逃窜，反而迎着卡车，迎着子弹跃过去，竟能纵到卡车上，以角撞人……
人比动物高级得多。所以动物们的种群反抗表现，无论多么壮烈乃至惨烈，也是谈不上是主义的。而人在捍卫民族利益之时，不但做，还要说。说是为了唤起更多的人和自己一样。一说之下，主义产生。
任何主义皆载于文字或语言。
载于任何国家的任何民族的民族主义文字或语言，都不可能不是强烈的发烫的。
譬如我们的国歌。
又譬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帕特里克·亨利那一篇大声疾呼于议会的著名演讲《不自由，毋宁死》：
“假如我们想获得自由，并维护我们多年以来为之献身的权力；假如我们不愿彻底放弃我们多年来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那么，我们就必须战斗！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必须战斗！……”
“囚禁我们的枷锁已经铸成，叮当的镣铐声已经在波士顿的草原上回响，战争已经无可避免——让它来吧！我重复一遍，让它来吧！……”
“难道生命就这么可贵？和平就这么甜蜜？竟值得以镣铐和被奴役作为代价？……”
“我不知道别人会如何行事，至于我，不战胜，毋宁死！”
此篇著名演讲，在美国独立文献史上占有极重要极特殊的地位。
一个民族也罢，一个国家也罢，甚至一个阶级也罢，没有一些帕特里克·亨利式的人物是可悲的。那将意味着，虽曰民族，曰国家，却只不过是一盘散沙；暴力当前，屠刀之下，或成案上俎肉，或沦为失语畜类。
但，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动辄齐声叱咤——“我们必须战斗！”、“让它来吧！”那也是很令人瞠目结舌的。
因为古今中外，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发生利益冲突之时，战争不应成为首选的解决方式。
“我们必须战斗！”
“让它来吧！”
在特定的情况下，是豪言壮语，体现英雄气概。否则，类似山大王语耳——京剧中山大王们开打前常说的台词便是：“放马过来，与尔拼个鱼死网破！”……
还有另一篇同样著名的演讲，便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他在坚定不移地表达了将争取美国黑人人权的斗争进行到底之决心的同时，也发自肺腑地说：
“但是，对于站在通向正义之宫艰险门槛上的人们，有一些话我必须要说。在我们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适得其反……”
“我们应该永远得体地、不失理据地进行斗争。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抗议沦为暴力行动，我们应该不断升华用理性力量而非宣泄方式进行斗争的境界……”
帕特里克·亨利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不可或缺的人物。
马丁·路德·金也是。
在需要帕特里克·亨利的时候，强烈的民族主义其实便是强烈的爱国主义。
而在需要马丁·路德·金的时候，“我们必须战斗！”、“让它来吧！”之类话语，也许什么主义都不是，而只不过是宣泄。
无论对一个人，抑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宣泄都不是维护和提升尊严的最好方式——对于并非显然处于弱势的人、民族、国家，恰恰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