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成立了民兵队，儿童团，抓洋烟灯，抓吸洋烟的人。有哪个英雄好汉自告奋勇敢过关？尚有在半夜做饭被逮着的，逮着就被没收了。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有过许多次运动，运动是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也是村史的一部分。以下是对这个村几次较大型运动过程的记叙，从中可以看出，运动对村民的生活和生存状态会产生深刻影响，同时，村民的态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运动走向和深入程度。
一、禁烟
山阴县于1946年解放，新政权颁布的第一个法令，就是禁烟肃毒，改造烟民。
当时，安岸庄约有耕地2000亩，其中有400多亩种植鸦片，村人称洋烟。种鸦片的地集中在村东，全是园地。种洋烟比种其他作物能多挣许多钱，所以村民们有好地全种洋烟，好肥料全放在洋烟地里。隔不远打一眼井，每眼井配一套承杆或辘轳，后生们脱光了膀子，拼命盛水往地里灌。粪大水勤，不用问人，每到开花季节，满眼一片艳红。艳红过后，被称作洋烟圪蛋儿的洋烟果实就逐渐大起来，长到李子大小时，就可以收割了，无名指上戴一个戒指一样的铁圈圈，上边有一个刀刃，绕着烟果拉一圈，白色的奶子就稠糊糊地渗出来，然后用手指一抿，再刮到一个小筒状的铁盒里，回家在锅里熬制一会儿，就成了黑色的膏状物，那就是烟土了，就可以上市交易了。洋烟能带给村民好的收益，但更多的是毒害，吸食的也不少，喝洋烟自杀的也不少，甚至用洋烟报仇的也有。邻村有两家男人不对头，这家男人比较强势，那家男人常吃亏，吃着吃着就想起个办法，他开始关心起对方的儿子来。他自己抽洋烟，也让对方的儿子抽，儿子不会，说不抽，他就撺掇：“这有啥哩？玩玩嘛，吸了以后好着哩，云遮雾罩地，好着哩。”那儿子经不住诱惑，就试，他就白白供给，试着试着上瘾了，他还供，巩固成果的意思，一直供到那儿子离了洋烟不能活了，他才切断供给，直到这时，对方家长才知道有这事，但已为时太晚，不久，一个好端端的殷实人家就被儿子吸塌乎了。
对于鸦片的毒害，村人早已深恶痛绝，新中国成立后上级一发号召，大家都拥护。村里成立了民兵队、儿童团，抓洋烟灯，抓吸洋烟的人。深更半夜，爬墙上屋，一旦发现有谁偷吸，立马抓住，没收灯具洋烟，把烟管折断，把“洋烟猴”送到区上去戒毒。有人私下还贩卖，抓住以后，立即送交政府严肃处理。
一年以后，政府实行统购鸦片的政策，说是购买，其实是强制的，带有收缴的意味，谁家有积存的鸦片都必须交公，然后给予一定的价格补偿。许多人不愿意，禁烟小组就实行群众公议，议出谁家有多少，就必须交多少。公议是个好办法，就等于法院宣判，谁都不敢违抗，有的人家里实在没有公议的那么多，就私下匀兑一些，凑足数量上缴，这些人都是拥护和执行政策的。也有对抗的，装在缸里，埋在地下，还有人乘机收购，制成“料面”倒卖，从中牟利，但这都是个别现象，在民兵队和儿童团的整肃之下，大部分被揭发出来并被处理。与此同时，对一些有名的洋烟猴采取政治教育和家人规劝等办法，到五十年代初，该村鸦片就基本绝迹了。
二、土改
山阴的土改始于1947年初，当时，在西山地区的上立羊泉村和织女泉村搞了两个试点，其方法是发动群众，开展对地主老财的斗争，把地主的粮食拿出来分给群众，并且镇压了两名地主，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接着，按人口平分了土地。此后，全县地主富农纷纷外逃，有的到应县、大同，有的到包头呼市，跑到内蒙的最多。县委发现后，立即组织力量，把所有名气较大的斗争对象抓起来，集中看管，当年十月份，山阴县委在水头村召开土改工作会议，部署全县土改，并组建工作组，分赴各村，指导工作。
土改依据的政策文件是当时晋绥边区发的一个名为“告农民书”的文件，其核心是“一切权力归农会”，“群众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群众成了真正的主人。
土改大致经过了五个阶段，一是走家串户，扎根串联，召开大会，让贫苦农民“倒苦水”。二是由群众评议，给各家各户定成份。成份档次如下：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地主最富有，剥削现象严重；家庭富裕、剥削较少的是富农；有土地、有耕畜自给自足的是中农；租地过日子的是贫农；纯粹没地靠给别人当长工过活的是雇农。其中中农又分上中农和下中农，比中农稍好点的是上中农，稍差点的是下中农。当时有一个说法：“中农是团结的对象”，还有一句歌词：“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可见土改不仅仅是以贫富定成份划财产，而且也关乎日后的政治地位。三是在划定成份的基础上开展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清算和没收财产。四是分配胜利果实，群众称为“分浮财”，把没收来的粮食、家具、牲畜、衣物等等全部分给群众。五是按“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按人口平分土地并颁发土地证。土改是一次大的社会变革，是一种实现人人平等公平占有的非常措施，因其“非常”，所以会伤人，会使阶级矛盾更加对立。在社会分配和社会成员占有财物极不公平的状态下，变革或革命的情绪总是会滋生会蔓延并会形成强大的潮流。如何避免，如何使社会稳定成员和谐，很值得深思。
三、镇反
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一次重大斗争。国民党败退以前，在大陆组成了众多的反动团体，其中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叫“一贯道”，专门进行破坏活动，我们看《林海雪原》，东北那地方也有一贯道存在，说明这个组织是广泛的。一贯道主要是制造和散布谣言，破坏刚刚安定的社会秩序。一个在当地流传甚广的谣言，是说“苏联和中国友好，苏联需要大量的男性睾丸和女性乳房来制造原子弹”，并说：“某某村的某某男已经被割了睾丸，某某村的某某女已经被割了乳房。”我们在这里说“睾丸”，说“乳房”，只是为了文字的优雅，实际一贯道散布的谣言很直白，就是说“骟蛋”和“割奶”。在散布谣言的同时，还有行动配合，每当夜深人静时，一贯道成员故意上房，沿着墙头和房顶乱跑，弄出许多声响，不时喊叫道：“来了，来了！”“骟了，骟了！”还有的一贯道在半夜烧硫磺放鬼火，加剧恐怖气氛。对此，那时的村民是无知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制造原子弹是不是就需要这些原料。尽管大家将信将疑，但是架不住房顶上的脚步声嗵嗵响，所以，大家都人心惶惶，都不敢出门，连生产也不搞了，播种期快过了，没人敢到地里去。这样的乱象延续了半年有余。到了秋天，当时该村所属的察哈尔省公开镇压了一批一贯道头目，并让群众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这样才真相大白。一贯道的首要分子是坛主和点传师，都是对新政权不满的首恶分子，但这样的首恶分子并不是很多，多数是受蒙骗的群众。该村曾经揭发出有人加入过一贯道，但被揭发的人声称是“老君道”而非“一贯道”，因被揭发时，镇反运动已过，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四、合作化
合作化运动是从1951年开始的。我们知道，当地于1946年解放，随之进行了土改，分田到户。但是，对于贫困农民来说，有了土地也不便耕种，因为役畜和农具不足，有的有，有的没有。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政府的号召下，许多农民自愿联合，成立了互助组、变工队。今天你给我种地，明天我帮你锄苗，一切都折成工日，到时齐工找补。这种办法解决了许多单干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还有问题，有些赤贫户既无农具，也无劳力，互助组不愿接收。为了让所有农户都达到有田能种，共同发展，1952年，该村又响应政府号召，在原有互助组、变工队的基础上，试办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以群众自愿入社为主，将土地、役畜、农具等全部归到集体，登记造册，作价入社，然后大家集体劳动，秋后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因为当时对合作社的发展前途没有把握，为了避免今后有可能出现的因解散而出现的财产纠纷，不仅登记造册时对各户所入的农具、役畜等都有明确记载，而且还给所入的农具、役畜等贴上了标签。役畜的标签是在耳朵上打眼，按一个金属扣，上边打上户名，比如高廷宏、樊二旦等等。那时，村内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放牲口的回来，交代饲养员说：“今儿高廷宏一天不吃草，好像是生灾了。”或者，饲养员问：“樊二旦蹄子怎了？一拐一拐的。”放牲口的说：“那狗日的发情烧香哩，见了母牛就想爬，一整天在地里疯跑哩，大概是崴了。”这种以主人称呼牲口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建立人民公社。
山阴县的人民公社化是1958年实行的，并且是在三天之内完成的。这年秋天，秋收还没有结束，雁北地委就下达指示，要求各地迅速迈入公社化。地委要求县委，县委要求各区各乡，各区乡要求各村，三天之内，全县所有区乡庄严宣布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区乡政府改称人民公社，与此同时，各村改称生产大队，下设若干生产小队，一个类军事化的生产组织从此普遍建立。当时的《山西政报》为此还刊发了一条消息，题目是“奋战三昼夜，全县公社化”，说的就是山阴。事实上，早在1956年，全县各村就已经普遍建立了高级社。与初级社相比，高级社已经具备了公社化的雏形，所有的农户都入了社。安岸庄有三个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公社化时，三个高级社改称三个生产小队，从此进入集体化时代，所有农户的生产资料包括人身全部归到了集体。这一年开始吃食堂，全村人在一口大锅里搅稠稀，将近年余。
公社化的分配制度主要体现在粮食分配和收益分配上。粮食分配是公社化分配制度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在粮食分配过程中，首先要核实产量，在此基础上，由大队编报分配方案，报公社批准，再报县核实备案。具体编报办法是：总产量减去籽种、饲料、人员基本口粮，然后缴售爱国粮，再留集体储备粮。剩下的作为机动粮，或者再作贡献，卖给国家。在分配原则上，基本是先国家，后集体，然后个人。社员的口粮部分分两种，一种是基本口粮，一种是劳动补助，称作工分粮。所谓基本口粮，就是把平均口粮按人七劳三的办法分成，每人分得百分之七十，剩下的百分之三十作为工分粮，补助给那些出勤的农民，多出勤多补助。实行这种办法的目的是促使社员多参加集体劳动，多做贡献。劳力以外，尚有烈属、军属、干部家属和“五保户”，统称“四属户”，他们的口粮标准按平均水平分配，按规定，分粮时要按当时的粮价交钱，但实际只有干部和职工家属有时交一些。
收益分配的办法如下：先算总收入，把一年中农业收入、副业收入等算总账，减去支出后称作纯收入。从纯收入中再减去行政管理费、公积金、公益金等等，剩下的作为社员的分配部分。分配时，将可供分配的部分除以全生产队的工分总数，得出每个工的应得数额。然后进入农户分配，每户合计多少工分，乘以每工日应得数额，就是一个家庭全年的劳动所得。安岸庄是一个纯农业村庄，没有搞过副业，集体化时代的粮产量又很低，所以，多数农户都是缺粮户。缺粮户欠了集体的钱，分口粮时要补交差价，但是，集体化时代的“人性化”不比现在差，实在交不上的，应得的口粮照分不误，有些更困难的，还可以申请救济。“受不受，三百六”，说的就是这。
五、统购统销
1953年冬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向苏联学习，各种物资全部实行计划管理，计划分配。就在这个时期，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开始实行。
那年十月份，县委召开了县、区、乡、村四级干部会议，布置了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大会结束以后，几乎所有的机关干部都被分配到各村进行粮食统购。统购的任务由县下达到区，由区下达到村。层层包干，限期完成。当时新中国成立刚几年，尚属单干时期，土地都由个体农民耕种，加之农民刚得温饱，许多人惜售。怎么办？由群众评议，群众议定谁家卖多少就卖多少。群众对干部的命令是可以反驳的，但群众对群众自己是不敢违抗的，因为人们普遍相信这样一句话：“家有千两银，外有百杆秤。”“外”就是群众。这样一来，任务很快完成了。有的户本来没有多少余粮，但在一个崇高名义的激励下和“群众评议”的制约下，通过私自挪借的办法凑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样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办法以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一直挂在人们的嘴边，但是，通过这个村庄的统购统销这件事，我们可以断定，某些时候，群众的眼睛并不是雪亮的，有时也可能故意不雪亮。因为，仅仅在第二年春天，这个村庄就发生了较大范围的饥荒，通过向上反映，区、乡政府又拨下一笔较大数量的返销粮。虽然拨下的粮食中有陈粮，还有红薯干之类的替代品，但村民对此还是感激的，对政府也是相信的。那以后，村里人在“受不受，三百六”这句话的后面又加了一句：“够不够三百六，不够吃再研究。”
六、扫盲
建国初期，为了提高全民素质，党和政府号召在农村扫盲。村里办起了民校，也叫夜校。该村虽为文化村，但有文化的仍是少数，广大农民识字很少，特别是妇女，几乎全是文盲。对于上民校夜校，大家都拥护，也都踊跃参加，但有些妇女会受到丈夫和公婆的阻挠。碰到这种情况，下乡干部、妇女干部和夜校教员们就登门做工作，开导教育，教育不好的就开会“帮助”，总而言之，非参加不可。开了几个人的“帮助”会以后，大家的思想就都开通了，扫盲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效果非常好。那时，大队部设在一处土改时被没收的四合院里，正房办公，东厢房就是民校夜校。夜校外面的墙壁上用毛笔写了两千多汉字，人、手、口、足、尺……从简到繁，从易到难。这就是一张大考卷，考卷上边写了一句很能激励人心的话：“有哪个英雄好汉自报奋勇敢过关！”大家都想过关，于是大家都在认真学，每晚吃罢饭，男人们顾不上抽烟，女人们顾不上洗锅，早早就都来上课。从1952年冬至1953年夏，夜校办了将近一年，效果很好，成绩很大，青壮年文盲基本扫除，连许多老年妇女都能写出自己的名字，能够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和洋码字。那以后，实行五年制普及教育，再以后实行七年一贯制、九年一贯制，适龄儿童全部上学，村里就再无文盲产生了。该村夜校办得好，扫盲扫得好，被政府树立为典型和样板，常有人参观，还到省城太原开过经验交流会，得到过一面锦旗。
七、大跃进
1958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合称为“三面红旗”。“高举三面红旗，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超英赶美”。当时，村里的墙壁上到处都写满了激励人心的政治标语。
山阴县的大跃进从1958年年初开始，那年春节刚过，县委就在县城北边一个叫大桥沟的地方搭台，召开了万人誓师大会。当时全县13万人口，差不多每个村庄都有十分之一的人去参加。会上提出宏伟口号：“大战洪涛山，征服三道河，治理盐碱滩，战胜五峪口”。当时要求男的学赵云，女的学穆桂英，孩子学罗通，老年人学佘太君。动员全县人民群众向荒山大地进军，彻底改变山阴面貌。
大跃进一开始，全村人情绪热烈，高潮迭起。首先掀起的是一个积肥的高潮，村干部带头，每户必有一个粪筐和粪叉，出门挎着，见粪就拾。那时的牲畜很少，地里路上可拾的粪肥不多，于是就大扫除，把街上院里的尘土垃圾清扫到粪堆上，泼水沤制，街院干净了，肥料也增加了。其后不久，又开始沤绿肥，把长在地里的杂草割下，挖一些大坑沤制，也有效果。
与积肥同时进行的是“除四害”。初时的“四害”包括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其后将麻雀去掉，代之以臭虫。以当时村庄的环境状况而言，消灭苍蝇蚊子是困难的，效果明显的是老鼠和麻雀。当人们发现麻雀一少连天上的鹰鹞也少而庄稼虫害却越厉害因而不打麻雀打臭虫时，麻雀已经很少出现并且长时间很少出现了。
这一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十分喜人。但到秋收时，上级号召要大炼钢铁，全村的青壮年都被拉到西边的洪涛山上安营扎寨，日夜不停地建高炉找矿石，鼓风加料，地里的庄稼没有及时收割，损失不少。
秋后的另一个高潮是深翻地。上级号召，凡是基本农田，都必须深翻达到一米，为的是增加活土层，蓄水保墒。这个任务按村里人计算是每人两亩。由于不能用犁耕，犁耕最深只能达到半尺，所以只能用锹挖。每人开一条深达一米的壕沟，然后一幅一幅向外翻。按土方量计算，每人二亩挖三尺，应是四千五百方左右，以一六口之家计算，将近三万方，即使每家能有三个强劳力出勤，每个劳力也要完成一万方以上。这样算来，似乎不可能，但这村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到封冻以前，全村的基本农田基本达到了深翻。之所以能按时完成，实是缘于村民的固执和狡猾，他们按要求深挖几块地应付检查，其余就不那么认真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深翻其实并没有好处。事后证明，村民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当地熟土层本来就只有半尺左右，深翻以后，熟土散失或埋在地下，第二年，庄稼长势明显颓弱。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许多地块颗粒无收，天相不好是一个原因，深翻地也是一个原因。
这个村庄的版图面积大约有六千亩，其中半数为耕地，半数为盐碱滩。如果把盐碱滩改造成耕地，那么，该村粮产量就会翻番。于是，村干部乘着大跃进的东风，果断决定向盐碱滩进军。先是在大滩的纵深地带建一个盐碱作坊，称为盐房，抽调一批青壮劳力熬制盐碱。另把全村人集中在大滩里，早出晚归，肩扛人担，每隔三五百米，挖一条东西向的大渠。大渠挖成后，地下水渗流到渠里，水流泌泌，一两年后，居然有小鱼游动。但是盐碱地从未耕种，原因很简单，以当时近乎原始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全村不到二百整半劳力，根本就顾不及来种。此外还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生态损失。这片盐碱滩实际是沼泽地，它与以东大片的沼泽地连在一起，往年春天，总有被村民称为“赤佬”的大雁排成“人”字或“一”字，一群又一群地飞来，晚上就在这里栖息，但在此后就渐渐绝迹了。
为了解放妇女劳动，这一年，村内还设立了幼儿园，也叫托儿所。妇女们早饭后，把孩子们送到托儿所，中午接回，下午再送，与现时的城市无异。到得其后成立公共食堂，妇女们就连做饭的营生也没有了，只是和男劳力一样，按时参加劳动，那时的人们几乎全都以为，这就已经是共产主义了。
与扫盲夜校一样，这村的托儿所也办得红红火火。托儿所办在樊生果自家院子里，这是一个四合院，有人教孩子们认字，还教唱歌跳舞。这个托儿所被树为省里的典型样板，也获得一面锦旗，副书记兼妇联主任樊生果和托儿所管理员马礼岗的妻子还受邀去省城太原开会。
八、吃食堂
在大跃进形势下，为了解放生产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在上级号召下，村村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安岸庄的食堂设在村中间一处流亡地主遗弃的院落内，掏空三大间。那时村内约有一百五十多户八百来人口，每当饭时，每家每户都来人打饭，全村人要吃啥都吃啥，一种主食，一锅大菜，一人一份。窝窝数个，米粥过秤，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标准的“平均主义”。食堂初办时，伙食尚好，标准高，份量足，管理人员和炊事人员也都尽职尽责。但是问题很快就出来了，八百多口人的大锅饭，做不好，吃不惯，来了客人不好招待。有人病了，想汤汤水水热热乎乎吃点面片什么的，没办法满足，打回家的饭全是凉的。当地食俗，主食以糕为主，吃糕必须热吃，冷吃不好吃，也不好消化。总而言之，弊端很多。有的人家想办法自己改善，但村干部和下乡干部监视得紧，看见谁家烟洞冒烟，立马就制止了。尚有在半夜做饭被逮着的，逮着就被没收了。事实上，那时刚成立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每月发一次口粮，食堂办起后，口粮就不发了，绝大部分家庭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1959年粮食歉收，加之办食堂初期胡吃海塞、浪费严重，跑冒滴漏也多，队里的存粮日渐紧缺，只好减量。到得1960年，普遍大旱，粮食大幅度减产，算下来，每人每日只有六七两原粮，折成成品粮超不过半斤。怎么办呢？搞低标准，瓜菜代。“瓜菜代”是一个好听的说法，实际既没有瓜，也没有菜，只是寻找“代食品”，山药蔓子，荞麦花子，玉米皮、玉米芯、秕子稗子、树皮树叶等等都成了群众的食粮。在大面积饥荒下，“代食品”也是有限的，在实在没办法维持的情况下，公共食堂只好解散，恢复家庭生活。集体没办法，单个的家庭更没办法，青壮年只好外流。那时，内蒙地区地广人稀，许多人就到那里投亲靠友，或偷偷挖小块地自己耕种。至于没能力也没胆量外流的，就只好待在村里，艰难度日。这场饥荒中，全村饿死的人不少。先是浮肿，指头摁下去就会冒水，然后就死掉了。
到得1962年，大旱势头稍减，党中央又实行“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方针，给各户分了自留地，也允许各家各户在集体耕地以外刨种小块地，这样，全村经济就慢慢恢复了。
九、通电
通电不是运动，但是一件大事、好事，所以应当特别记叙。六十年代初期，山阴农村电力事业还是一片空白，老百姓照明全用煤油灯，磨面用的是传统的石碾子，浇地用的是承杆和辘辘，生产条件十分落后，粮食产量得不到提高。
1964年，公社所在地北周庄村打出一眼好井，出水量很大，两架辘辘昼夜不停也抽取不完，因而种的小麦长势特别喜人，成了全县一片丰产田。六月，山西省副省长焦国鼐来山阴视察，县委领导和北周庄公社领导陪同省长视察了这片麦田。省长高兴地说：“多好的水，多好的地，如果有了电把水提上来，农业就有希望了。”县里和公社大队的领导顺势向焦省长提出了输电请求，省长说：“你们县里作计划，从朔县输电，上报省里，我们研究批复。”于是，县里根据省长指示，立即着手写报告、拟定计划，并成立指挥部，报告省政府。没等多时，省里下达文件并拨款，批准山阴从朔县胡家窑村拉一条三十五千伏输电线路，在中间地带的安良铺村设立了一个变电站，并由这个变电站直接给北周庄输出一条十千伏线路用以灌溉。因为安岸庄属北周庄公社管辖，距离北周庄只有四公里，因此，安岸庄通了电，照明改用电灯，碾米磨面改用电磨，然后打机井灌溉，基本农田全部变成了水浇地。
十、统派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所有的物资都由政府部门统一收购，统一供应，这就是所谓统派购，与此同时实行的是凭证供应政策。继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后，1954年实行了布匹和棉花供应制度，规定每人每年供应一丈八尺布，一斤棉花，并发给布票和棉花供应证。1959年又开始了大购大销，社员自养的猪、羊都不许自杀、自卖，一律由供销社统一收购，然后再发给百分之五到十的返还肉票，养畜户凭票到当地供销社再买返还肉。同时还规定，养猪每户不得超过一口，养羊不得超过三只。由于社员没有土地，没有饲料来源，加之政府限制数量，所以很难发展。生产不发展，供应紧张理所当然。
进入六十年代，特别是“文革”开始后，物资短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凭票供应，计有粮票、布票、棉花票，还有肉证、油证、烟证、火柴证、自行车证、缝纫机证、手表证等等。村人把这些证统统称为“圪塔儿”，想买什么东西先找人弄到“圪塔儿”，特别是结婚送彩礼时非弄不可。那时的供应偏重于城镇，农村居民除了一些必需品种外很少能得到。火柴紧缺时，有人用火镰打火，就是用两片犁铧铁片敲打，火星掉在棉絮上，慢慢就燃着了。地里劳作时，有人想抽烟，就拿两根锄柄或锹柄互相摩擦，摩擦多时，就可以点烟。这就是古时的钻木取火。有一阵子，上边分配下一些进口的日本尿素，包装袋是尼龙，编织得很紧密，村人就把包装袋拿回家，染色后做衣服穿。至于结婚时要用到的“三大件”，则只能花钱去黑市上购买。
十一、四清
1964年春，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原文一共有二十三条，所以人们口头上也把这个决定称作“二十三条”。这是针对当时农村干部在集体化后出现的贪污、盗窃和多吃多占进行的一次整风运动，目的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教育，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四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现金、清工分、清粮食、清财产”，第二阶段是“清阶级、清思想、清路线、清作风”。实际在农村并没有明显的区分，一直以抓“麻袋”和“票票”为主，“麻袋”是指粮食，“票票”是指现金和工分。“四清”是以派驻工作队的方式进行的。工作队进村以后，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树立贫下中农绝对优势，进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村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安岸庄是个小村庄，也是个穷村庄，日常工作中没有多少现金流量，反映最多的问题是多吃多占、多分粮食和多记工分。但反映归反映，落实终究需要证据，运动进行了一年多，最后只是落实了一些干部们“打平伙”的事。干部们开会开累了，到谁家借些白面抉圪塔吃，或者到豆腐坊里捞几块豆腐打牙祭，然后在往来账上变通。这当然也算多吃多占，有几个村干部受到了处分。相比别的村庄，这个村庄的运动算得上是和风细雨，这与村人不思争斗和不欲伤人的性格有关，与文化村的村风有关。别的村庄中，有许多发生了刑讯逼供现象，把管钱管物的村干部囚禁起来，迫其交代问题。有的村还死了人。
十二、“文革”
1965年秋，中央下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从此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紧接着，在全国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先是学校，后是机关，最后波及到农村。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名称来看，它是一场文化领域的革命，所以，运动前期也主要是在文化领域开展的，“破四旧，立四新”，扫除封建残余，扫除旧文化。普遍的行为是拆庙、砸神像，烧旧书等等。但是，这个方向很快就改变了，“红卫兵”组织以捍卫毛泽东思想为理由，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然后就是武斗，揪走资派，开批斗会，游街示众，全国大乱了。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安岸庄的运动有以下几个过程：
1.成立红卫兵组织
运动初期，经村干部、群众代表和村小学老师商议，在本村小学生中选出三名红卫兵。这是该村“文革”史上第一批红卫兵，分别是高林云、吴国禄、陈玉花。其时，高、吴十二岁，陈十一岁。因为年龄太小，这三名红卫兵其实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真正领导运动的是村里年轻人和在外边上学的初高中学生。
2.剪辫子
年轻妇女把辫子剪掉，留成齐耳短发。然后一群一伙上街，看见谁还留着长辫，红黑不说，上去就是一剪刀。尚有小脚妇女扔掉裹脚布走路的，因不习惯而作罢。这是学着民国初期的革命样式进行，但民国时这样做是为了解放妇女，此时就有些胡闹了。
3.大串联
村里的小学生囿于年龄，不被提倡外出串联。但该村在公社农中和县一中上学的中学生们都参加了串联。这些中学生串联回村后，成为运动的中坚。
4.破四旧
所谓四旧，是指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该村破四旧有两个重大行动，一是把全村所有被认为是旧的东西包括旧书、旧画、旧物件搜来扔到当街，付之一炬；二是把村东一座已被拆过厢房的旧庙彻底拆掉。那庙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正殿很宏伟。殿内有画得很工整的壁画。院内青砖墁地，山门前有一棵几人搂不住的大杨树。庙被拆掉后，这棵大杨树被保存下来，其后被两次雷击，毁了些枝杈，但主干仍然茁壮。上世纪末，第三次遭雷击，主干断裂，从此枯萎，逐渐死亡，现在只剩下一个大木桩和拆庙后剩下的废墟，村里有人过世后都到这里“叫夜”，成为一个祭奠场所了。
5.夺权
村里的历次运动都难免掺杂宗姓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长期由吴姓担任，这一次趁着全国性的夺权高潮，马姓人奋起夺权。夺权过程很简单，以造反派的名义开一场斗争走资派大会，当场把公章拿来，权力就算移交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造反派中没有一人是党员。好在当时的政权机构已改叫革命委员会而非支委，所以，是不是党员也就没什么要紧了。事实上，当时的基层组织已全部瘫痪，夺不夺权都是由造反派说了算。当时的一句口号就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城乡到处都是。
6.斗人
“文革”的实质就是夺权，夺权以后就只有斗人、开批判会了。“文革”以前也斗人，斗争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简称“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文革”中又加进了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牛鬼蛇神主要是指巫婆神汉之类，走资派即是那些被夺了权的曾经的当权者，加了这两类就成为“黑七类”了。实际在安岸庄来讲，当时挨斗的只有地主富农和被夺了权的走资派。经常挨斗的有原支书吴德祥、吴德秀，被从矿上迁退回来的地主马九龄，富农马爱远、樊生茂、马生华。“文革”后期，走资派被解放，挨斗的就只剩那几个地主富农了。
十三、联产承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人民公社那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已经远远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到1980年，全县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已经建立。安岸庄于当年春耕前把土地分到了农民手中，并且评定了产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改革其实还不算彻底，还是以生产队为框架，打下的粮食还算是集体的，集体有一个二次分配的过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想法并不容易实现，核定产量是一件难事，于是，“联产承包”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另一种更为彻底的承包形式，即“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地到户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温饱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此前，该村作为高产作物的玉米亩产量没有超过四百斤，小杂粮一直徘徊在一二百斤。承包后产量逐年上升，近些年，玉米亩产都在一千斤以上，小杂粮也能达到四五百斤。目前实行的土地制度比“大包干”又进了一步，土地确权到农户，粮食交售任务早已取消，不仅如此，国家还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包括免除农业税，实行粮食补贴、农机补贴、养老补贴和加入医疗保险等等，经济体制上的家庭经营已经确立，公社化、集体化彻底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