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成荣 郭庆年 皮俊鹏
张成荣：袁部长不论在政治、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对自己要求都很严。他当物资部长时正值关键时期，从物资总局到物资部，物资工作到底怎么搞，从分散到集中，又从集中到分散，确实费了心血动了脑筋，做了很多工作。第一，他根据少奇同志指示精神，确定“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为物资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二，组建物资供应服务队，深入企业了解需要，送货上门，很受企业欢迎；第三，在大三线组建地区物资机构，为三线建设服务贡献很大；等等。
物资工作十分繁杂，问题很多。开始，韩哲一管物资，感到工作非常艰巨、吃力。他说，“忙着做了很多工作，还得挨批，挨批还得忙着干”。后来，成立物资总局、物资部，袁部长主管，工作很有生气，调来大批干部，搞调查，抓试点，通过在无锡、石家庄等地试点，逐步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不仅管一类、二类物资，还管三类物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千方百计把物资搞活。三类物资原是地方生产和分管的一般物资，后来发现上边不管也不行。钢铁企业炼钢，扫掉钢锭上的氧化皮没有扫帚就不行。物资部的同志一致认为，那个时期在袁部长领导下，大家生龙活虎，干劲很大，是物资工作的黄金时代。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一直按照刘少奇同志的设想，由袁部长贯彻执行和部署，把物资工作坚持下去，那就更好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很可惜。少奇同志对物资工作做过八次指示，很了不起。袁部长在物资工作起步、开创阶段做了大量工作，带出了一支好队伍，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都深有体会。
好多工作，袁部长都是亲自动手。如讲话稿，自己起草，自己讲，他的苦干实干精神，那是人人皆知的，袁部长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鞠躬尽瘁。
袁部长生活简单朴素，比如坐车，有的部长都坐吉姆，他一直坐伏尔加。当时物资部是管分配车的，什么好车都能得到满足。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坐的伏尔加跑不起来。“一汽”曾送给物资部一辆大红旗样车，袁部长坚决不要。当时，物资部机关有13辆小车，都是胜利、伏尔加、华沙牌的。可想而知，部长坐伏尔加，其他同志还能坐好车吗？
物资部成立较晚，机关所需家具本来可以用开办费买新的，无可非议。可最后物资部用的实际上都是其他部委淘汰下来的旧家具。沙发没个像样的，当时部里为军管会副主任黄胜真挑选了一套。黄主任见到我说，这沙发把我的屁股扎了。
其他部的部长在机关吃饭都有小食堂，我们袁部长和大家一起吃大食堂。中午赶上吃饭就到食堂吃，赶不上就买个馒头啃，也算一顿饭。他利用和大家一起吃饭的时间，和大家聊聊天，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袁部长对干部既关心又严格。他经常讲对干部要严格要求，不准出任何问题，有个干部自己花钱走后门买了一块手表，曾作为一件事引起一阵讨论。每次运动涉及经济方面的，往往把物资部门列为重点，但是经过检查，从没有发生大的问题。部机关干部职工，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这是袁部长以及其后的李开信同志带出来的好作风。袁部长非常关心干部。有一次我和袁部长谈及乔金声同志的情况时，袁部长说，乔的爱人是小学教员，说明他对干部情况的深入了解程度。过年过节，他到干部家中给大家拜年、问好，跑到三里河宿舍区看望大家，看望年老的同志，使大家很受感动。
袁部长1969年到物资部“五七干校”慰问在校干部职工。时值插秧季节，他当即下地参加插秧劳动。一边劳动，一边和大家交谈。大家感到十分亲切。
郭庆年：那个时候，大家都尽职尽责。那真是想一切办法把物资搞活，部长一发话，下边就照办。20世纪60年代，搞物资工作不像现在那样讲“钱”，谁也不敢“开后门”，搞不正之风，都能自觉地不搞多吃多占。
宝华同志既抓业务又抓政治，在他下边工作舒心、顺手。我们做保卫工作，部机关党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各局局长都是支部书记，布置的有关保卫工作，很快就落实了。重要任务，部长到会一讲，大家分头去办。我过去在富春同志身边工作过，富春同志常说：“袁宝华这个同志特别好，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和我一起工作，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我一起去过苏联；他干什么工作都能干好，抓什么工作都能抓好。”
宝华同志生活简朴，自我要求严格。20世纪60年代一个春节，我和王惠谦（行政科长）到宝华同志家里检查安全工作，在厨房看到他用的一个小橱柜，没有门，遮了一个布帘子，王惠谦说给换一个吧，宝华同志不同意换，继续使用，他的家庭生活之简朴可见一斑。他穿的衣服和我们一般干部的基本一样，在机关大食堂吃午饭，经常是忙于工作吃不上，买一个馒头，一杯开水，得啦。
宝华同志于1974年从九号院搬到计委大楼办公，他把向阳的办公房间分让给周仲英副主任，自己用向阴的房间。周老去世以后，他才搬到那个朝阳的房间办公。可见宝华同志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
皮俊鹏：我在富春同志身边工作的时候，富春同志谈起话来，对宝华同志很是赞扬。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富春同志常和一波同志研究工作。富春、一波同志都称赞宝华同志是“年轻有为，称职的干部”。原是很复杂的问题，经过他那里，就分析得有条有理，讲得一清二楚，使人口服心服。部领导班子，有好几位副部长比他资格老、级别高，有的是老红军，都自觉尊重宝华同志这个班长。这是和宝华同志以身作则，模范地进行工作，善于团结同志分不开的。
1964年10月，我和宝华同志到天津搞“四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天津物资单位的职工都不知道他是部长，都叫他老袁。天津木材一级站主任穆某，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是个小把头，群众关系不好，大家对他意见很大，要求对他作出处理。宝华同志掌握政策稳，处理问题慎重。一再对我们指示说，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认真听，要重调查、重研究，处理问题要慎重。我在那里做专案组工作，最后定案的很少，没有随便处理一个人。
宝华同志同群众关系密切，部机关1000多名干部，他都熟悉，差不多都能叫上名字来，叫不上名字来的也能叫上姓来。我1962年到物资总局工作不久，宝华同志就叫上我的名字来了。一说袁部长，我们都感到很亲切。
1996年3月5日
郭庆年：原物资部老干部局党委书记。
皮俊鹏：原物资部保卫处干部。
跟宝华同志一起工作的亲切感受
张彦宁
我来计委生产组工作之前，不认识宝华同志，只是在报刊上看到过他的署名文章。1975年，我在北京搞乙烯工程。二三月间的一天，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宝华同志那里参加会议。那时是徐纪同志给宝华同志当秘书，他通知我到前门饭店开会，我还准备了一下。后来知道是准备调我到计委工作，通过北京市杨寿山同我谈，而杨春茂表示不放，计委又催，并下了调令。这样我于七八月间就到计委报到，分配我在生产组工作。我原来在兰州石化总厂工作，1965年调石油部参加四川石油、天然气会战，干了四年。回到北京搞燕山乙烯工程。在石油部工作的九年实际上都是在基层。1975年调计委以来，可以说是一直跟宝华同志工作。从搞企业协会工作直到现在，也是协助宝华同志工作，约29年时间，基本没有间断。我这一生，所接触的两位领导对我帮助很大，一位是徐今强同志，一位是袁宝华同志。对我帮助教育最大的还是宝华同志。
宝华同志对革命事业忠贞不贰。他对待工作始终如一，从不说空话。1976年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小平同志。宝华同志的心情很沉重。那一年是多灾多难，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先后逝世，又发生了唐山地震。计委是综合部门，宝华同志一面忧心忡忡，一面坚持工作，抓工交生产，忙得不可开交。中央、国务院有关工交生产的事，都找宝华同志操办。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谷牧等领导同志都直接批给宝华同志办理。宝华同志有时忙不过来，就要我帮助接电话，记录下来。电话谈的事，我办不了的，再请示如何办理，或由宝华同志亲自处理。有一次开调度会，开滦煤矿来电话汇报生产情况，说了一些数字资料，我作了记录，当向宝华同志汇报时，宝华同志当即指出有的数字有差误，经我打电话询问，果然是开滦煤矿搞错了。从而可以看出宝华同志对待工作认真细心，一丝不苟，也看出宝华同志的记忆力特别好。宝华同志随身带的小本本，记着许多数字资料。我在计委生产组工作，也搞了个小本本，记数字、记事情，确实可以帮助自己回想和记忆，这是跟宝华同志学的。还有，宝华同志接触的干部，他都能叫上姓名来，而我们就不行，往往记不起来。
我曾跟宝华同志于1978年到日本、1979年到美国、1980年又到欧洲作过考察访问。宝华同志是老同志，洞察力很强，看到我们比人家的差距太大，深刻认识到我们搞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我们到日本考察时，正值小平同志访日刚刚离开。一起到日本考察的有邓力群、马洪和京津沪辽主管工业的同志，如上海的韩哲一、北京的叶林、天津的张怀三、辽宁的王光中。从日本回来，我们就研究创立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抓企业管理工作，在经委设教育局，抓人才培养。开始要薛仁宗抓，后来要我抓，很明确就是要抓企业管理，抓人才培养，抓改革试点。访日后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企业管理的重要性。1979年初我们在国谊宾馆开会，研究企业管理改革试点。接着在四川金牛坝开会，面就扩大了。会上在财政问题上同财政部吴波同志那边发生矛盾，后来还是服从改革大局，认识统一了。
从欧美回来，认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重要，但是光有精神文明不行，更重要的是物质文明。当然，现在又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变化，看到光有物质文明不行，还要强调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所以中央作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到美国一看，日本经济建设比我们先进，美国比日本更先进，日本的大公司很少看到有专用客机，而美国的大公司都有专机接送我们。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十分惊人。
这几次出国考察，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看到我们历经曲折，经济发展太慢了。企业协会成立之后，在铁道部招待所举办第一次干部培训班。康世恩副总理和宝华同志都去讲话。宝华同志亲自任班主任，足见宝华同志对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视程度。1982年，在宝华领导下，我们又抓了厂长考试的工作。所有这些，对全国抓企业管理、抓人才培养、抓改革开放都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带了个好头。
宝华同志对“工业学大庆”和企业整顿，始终抓住不放，每次开会都要到会讲话，总想找出我们自己办企业的路子，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接着又抓企业思想政治研究工作，路子越走越宽广。宝华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宝华同志做任何工作，都视为革命事业认真去做。在计委、在经委、在企业、在协会都是这样。我认为宝华同志是一位够格的革命家，又是经济专家。他做经济工作面大视广，有经验，有理论。不论哪行哪业的人找他谈工作，他都能很在行地进行交谈。他能钻研，善思考，把事情吃透，说起来头头是道。为探索总结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工作的新路子，促进企业管理现代化，宝华同志提出“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还提出企业协会要实现“自治、自立、自养”的思想和决策。这些都是简明扼要的政策性、方针性的提法。他总想探索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管理企业的路子来，所以，我认为宝华同志既是革命家，又是经济专家，这样的老同志老干部是不多的，人才难得。
宝华同志对干部要求很严、很细又很关心。凡是同宝华同志有过接触的干部，搞管理的也好，搞科研的也好，搞技术的也好，大都得到过宝华同志的指导和帮助，都感到他很亲切，都愿意和宝华同志谈心里话。宝华同志对干部没有亲疏之分，而是一视同仁。宝华同志从不讲无原则的话。他批评干部，也很尊重干部，不像有的领导批评人，叫人害怕。宝华同志的字写得也很好，和段云同志一样，自成一体。有不少同志请宝华同志写条幅，宝华同志总是有求必应，欣然提笔，满足要求。宝华同志也是书法家。
宝华同志离开行政工作岗位后，革命精神仍然那样旺盛。这不仅是体力精力好，更重要的是革命事业心强。从中顾委退下来，当计经委顾问，仍然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自叹不如，只有好好向宝华同志学习。
宝华同志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兄长，他对我的教育帮助最多最大，主要是身教，身教重于言教。我很尊重宝华同志。我跟他工作二十多年，从没听他有什么怨言，不论大事小事，很少埋怨别人，很少怨天尤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而宝华同志在高层领导同志中是比较完善的人。
2004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