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
打开电脑看网民关于农村文化的讨论，有人说，农村哪有什么文化？有人说，农村能有什么文化？有意思的是，在我看到的所有留言中，竟然找不到一条关于农村文化有点见地的留言，在他们看来，农村愚顽不化。我无法知道参加讨论的都是怎样的一群人，但我知道他们不懂农村，这些浅薄的声音让我感到了阵阵凉意和悲哀。在中国，城市文化不也脱胎于农村文化吗？不过到了近代城市文化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作了变革和改良，到了现代又浸泡在工业文明的盐水中，已经不能和农村文化相提并论。但农村文化的深厚足以让人畏惧！它就象深藏着的一股暗流，表面平静，而当你纵身下去，就会被暗流吞噬。
这不是耸人听闻，农村文化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其文化价值取向牢固地生长在农村的土地上，就象基因遗传在农民的生存密码中，流淌在农民的血液里，其价值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人际关系。建国初期，由于伟人毛泽东对农村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错误判断，导致了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长达二十多年之久。毫无疑问，公社组织形式比家庭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更高级更先进，但没有被农民所接受，在农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平均主义并非农民的价值取向，因而公社组织形式不可能和农村文化结构实现融洽，更不可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公社制度终归失败，这是作为农民问题专家，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农民领袖毛泽东的失败。实际上，时至今日，还有很多人怀念人民公社，如果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念能够跟进公社组织形式，那么农村发展早有飞跃，农村建设早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河南南街村就是一个例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开放路线，让南街人早早地沐浴到它的阳光，乡镇企业很快在南街发展起来，八十年代初，当人民公社在家庭经营的包围中解体的时候，南街人却在最初的工业文明中看到了公社的美好前途，他们没有分田到户，走的仍然是公社道路，三十年之后，南街依然坚挺在农村的潮头。南街是一个谜，也是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崇拜。我一直想去一次南街，去寻访中原传统文化结构在南街的嬗变。毋庸臵疑，农村是多么需要这种嬗变！
有人痛恨农民意识，似乎它是一种多么丑陋的文化现象，其实它也没什么丑陋，站在农民的立埸，所有的一切来源于思维之外的资源禀赋和生存条件。我们的老祖宗就是深怀着农民意识在农村的原野上一代代走过来，几千年来，代表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农民意识，不也曾孕育过资本主义的胚胎，并在世界的舞台上创造过辉煌的业绩，铸造出了中华帝国的不朽神话。可是它的风采最终淹没在工业文明的大河中，并最终还是在工业文明的大河中伸长着脖颈喘气。要说可怜还真是可怜。有人说，改造农民必先改造农民意识，可是有那么简单吗？几千年来，农民背负着生活的重压，深怀着历史的沧桑，就是到了共和国成立，农民仍然没有最终摆脱政治上的挤压和经济上的不公平待遇，当中国的天空尽数闪耀工业文明的星光的时候，农民心中传统的价值逻辑崩溃了，喷发出久压下的愤懑，而且这种情绪也已经渗透到了传统农村文化的价值体系，农民意识有那么容易就会被改造吗？
这些年，政府试图着力改造传统农村文化，国家财政每年都要拨出巨款用于农村文化建设，送戏下乡、送图书下乡，送科技下乡成为现代版文化“三送”，可是效果如何？充其量是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却很难改变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倒是不小心又让工业文明初期的糟粕在农村的酒窖发酵，酿造出一坛坛呛口的酒。
剥开农村文化的内核，其精神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比器物层面和组织层面的文化形式要顽固得多。时至今日，农村传统文化在器物层面和组织层面也在悄然嬗变，代表着原始农耕文化的耕作器具和耕作方式发生了变化，抛秧、机械收割等科学技术的运用改写了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形象，在组织层面，村治民主以昂扬的姿态走进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改变了传统乡绅主导下的自治，使民主这一萌芽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走进了农家，尽管农民对于未来民主的形式和作用并不熟悉，但是就如当年农民不知道如何使用电器一样，假以时日，农民就会熟悉它、亲近它、运用它。而更为重要的是允许自由迁徙，不仅不断改变着农民的结构，而且让更多的农民接受到工业文明的洗礼，可以说，自由迁徙制度是共和国“三农”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有人预见，农村传统文化在器物和组织层面的量变一定会导致质变，最终改变农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农村传统文化建立在农村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其文化价值观念顽固地坚守了几千年，我们不能指望农村文化结构朝夕间被颠覆，但是我们期待农村文化价值观念在工业文明的洗礼中合理嬗变，我们期待着农村内部的力量作用于农村文化结构，我们期待着城乡一体化的阳光能够抚慰农村传统文化的心灵，让农民心中的愤懑慢慢释放为零，进而转化为一种新的内在的动力。农村文化结构的合理嬗变最终会让农民站起来变革自己坚守的文化，最终会让农民站出来选择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这才是我们最终希望看到的。尽管这一天可能还不会来得太快，但是只要我们循着规律，做一些切实的事情，这一天就不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