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主人还是自然之子
曾在联合申报网上看过一个有趣的帖子，大意是天帝出华夏定，令人有匪夷所思之感，仿佛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悲欢离合皆源于神灵崇拜里头不是一神崇拜。读起来徒增笑耳！战争对人类而言，结缘太久。岂是以神灵崇拜便可一言蔽之的？犹太民族是人类的三大原精神之一——信仰精神的开创者，但在历史上犹太民族却是人类所受苦难最深重的一个民族。
几年前印度洋地震海啸，给那些虔诚于耶和华或安拉的人们的心灵上掠去了一阵飓风，天灾造成了十几万人丧生，如果说上帝只是罚罪惩凶，而用一次大洪水去涤荡，但在这次印度洋地震海啸中，有很多可爱的儿童也不幸罹难，难道上帝就真的没有了仁慈和怜悯？难道全能的上帝也失去用心智去甄别真善的耐心？与此同时，中科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也抛出了一番气势恢弘的讲话，认为人没有必要敬畏大自然。也就是说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再一次进行了审视。人类与大自然到底是什么关系？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说得多么豪迈！科学技术发展得这么快，的确容易让人想入非非忘乎所以了。万能的上帝造得出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吗？——是个有名的悖论，但是人类若也被这样一问，问题显然可以迎刃而解。人类的确可以造出自己都搬不同的石头，然后也可能创造出搬动石头的力量来。而且人类到现在似乎比上帝还要进了一步，即人类可以克隆出一个自己来。请问上帝可以克隆出另一个上帝来吗？如果可以，上帝可以再容忍出现另一个上帝吗？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事情人类还没有弄清楚，人类来自何方？时光可以倒流吗？宇宙曾经收缩过，而现在是在膨胀吗？有一些人类的精英正在审视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在宇宙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只能是豪言壮语，总之人类还不是万能的，如有人贸然说人类是万能的，总还觉得有些不妥。某些认为人类没有必要敬畏大自然的理由是，近代科学才四百年的历史，科学是加速发展的，四千年、四万年后又当该如何？宇宙的时空是扭曲的，纯粹从理论上说，人类是可心回到过去的，但从爱因斯坦的理论里，我们又知道人类要回到过去，必须以光速行驶，但要以光速行驶，在加速度的过程中，质量会变得很大，也就需要无穷大的能量去支撑。所以人类的时光回溯在现在看来，就只能是望梅止渴而已。
据报道俄罗斯的科学家研究，人类的寿命在二十年后将有望活到两千岁，想想看在公元四十世纪的时候，地球上将生活着一种很累的生物——老人精，该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到了两千岁，人还得死，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的，就冲这点而言，人类是做不到万能的那一天的，所谓知之无涯而生之有涯。我身边有些人爱买彩票，有一天就凑在一起开了个玩笑，说谁要是真的研究出了买彩的秘诀，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买彩票有买彩票的游戏规则，真的能一眼看穿，这样的游戏也就该曲终人散了。说到底，这样的游戏的真正意义也就在于多数人注定了是输家。科学家研究人类的寿命也是如此，人类活到了两千岁还得一死，不管人多么了不起，也只得完成有历史使命，成为历史过客。如果有人豪情壮志的说我可以长生不老，听的人只会一笑了之。
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东汉以上偏重于讲道，魏晋以下偏重于讲理；道即是“天道”、“人道”的道，理也即是“天理”、“物理”的理。钱穆认为，如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从粗处相比，中国人的讲道有些类似西方的宗教精神，中国人的讲理则类似于西方的科学精神。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生天地”，然后又说“道法自然”。道是可以主动去求取的，世上原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讲道更多的是求诸行，道以行为幸福，所谓行道。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中国的宋明以后的理学，虽然说“格物穷理”，但更多的是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这也是中国近代的科学精神没有像在西方世界那样有具体表现的原因。不管是西方的宗教精神还是科学精神，如果诘其深层，都不能得出人即是自然的主宰这样的结论。任何一项科学发明，类似于中国的讲理，理是客观存在的，并不能说牛顿不发现发现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就不存在；中国的讲理，也即存理在先。对于真理而言，人只有发现真理的份，而不能说创造真理，人只能是真理的好员工。人类要更好的利用自然力，只有先主动的去发现自然规律。
接下来还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人类既不是万能的，就不能说可以掌控一切，对大自然尤其如此。相反的是，在过去的若干年月里，由于人类的愚昧抑或对自己能力过分的自信，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劣。就眼下而言，人类是有能力毁灭整个地球的。但到了这个份上，人类更像是个小孩子，总得处处留心，最怕像尼禄那样的暴君，在一座燃烧的城市面前彻夜狂欢；生怕有一天，某个科学狂人突发糊涂病。也就需要有更多的理智，这种理性就包括要更深入的了解人类自己。大自然有它的规律，人类可以发现，却并不等于完全的征服，而是理性的趋利避祸。奇怪的是一些伟大的头脑，他们并没有说自己是不信上帝的，人总要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危险的。斯宾若莎卢梭爱因斯坦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上帝”，康德认为上帝存在于两大神秘中；即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卢梭说，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但那并不是业已人格化世俗化抑或“三位一体”的神，而是人类在茫茫暗夜里始终不灭的价值观和真理。未来的岁月，人类还会相信“上帝”是永远不会迷失的，那已在人类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没有虔诚，道德焉附？没有虔诚，洛克所说法的自由何以实现？
现在中国掀起了共建和谐社会的热潮，和谐社会的口号深入人心。这其中就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承认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实际也就有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当然不是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唇齿相依生死攸关的关系。要爱护大自然关心环保事业！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后再搞环保，中国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这种看法持否定态度，因为环境恶化到一定的程度是不可逆转的，从长远看是得不偿失的。善待大自然是一种责任！
荒诞或者真实
哈维尔认为责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又叫“认同”，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续和消亡的基本点，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这种认识真让人怦然心动，其实人类真正做到了那个地步，离洛克所说的法的自由的时代就不远了。洛克认为，只有在虔诚和远虑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法的自由才得以实现。美国总统肯尼迪说过，不要问美国给了你什么，而要问你给了美国什么？以责任为出发点，可以解决很多现世的问题。哈维尔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并不是邪恶的事业，是邪恶的人玷污的它，政治本身并不可怕。总是有人试图将政治搅成浑水，高洁的人退避三舍；懦弱的人闻之胆寒；而阴谋家正好从中牟利。同样的是，总有人在利用华丽的辞藻，掩盖了作为“人”这一标志的责任。用俗话说就是“不说人话不做人事”。
在一个非理性的社会里，即使最邪恶的行为也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这里面的代价却是良知和道德的萎缩。譬如说我们有维护一个社会纯洁的责任，但罪行正肆无忌惮地在身边进行，而我们还是看客。譬如说我们从不知道选举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已经被世俗的生活搞得焦头烂额，许多绚丽的伪饰说辞好像是遥远天边的彩虹。而我们也总是懒得去追问。久而久之，我们便成了政治生活的陌路人。其实最好的姿态，不是我们被别有用心的隔离在政治生活之外，相反的是关心政治生活正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人民有必要对自己的福祉报以关注的目光。哈维尔说得好，现在的情况是人们被圈定在狭隘的物质利益的追逐中，代价是道德的日渐缺失。如果说人类还有寥寥可数的普世价值观的话，那么良知也是其中之一——那就是我们的精神上帝。哈维尔觉得有必要还政治家的本来面目。
哈维尔是个荒诞剧作家，用中国人的看法是书生气十足。当然中国现在世俗所说的书生气往往是带有贬义的，这是一个追逐短期利益的社会的典型标签。即读书破万卷不一定有用，一定要加上一句，你的知识很实用吗？这样的追问实在是有些可怕的！毕业生在没有毕业之前便开始张罗给自己找工作了，社会舆论还会一个劲地叫好。能不叫好吗，人群好像越来越成熟了，社会好像越来越有希望了。这样，在知识的殿堂，论文剽窃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知识可能不实用，做学问可能不实惠，但剽窃却是最经济的法门。现实世界的荒诞剧就愈演愈烈。权力当然是值得追求的，但那与某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无关，有关的只是更多的切身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多么可怕！
这个社会的确是太精彩了。那些伟大的灵魂所能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良知。但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器物文化得到了张扬，心态文化却得不到舒展，制度文化也往往理解成与前者无关。在一定程度上器物文化的弘扬，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词。官场鼓吹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至于卸任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则可能不在考虑之中。李慎之在《哈维尔文集》的序言中写道，如果有来生，他会选择去当一名公民教员。人们往往被局囿在器物文化的死海里，公民意识迟迟却得不到成长。人们总有一天会明白，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在失去了什么；总会明白自己有追求什么权利的责任；他们一定可以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静静的夜里，仿佛正有许多蚂蚁在骨头里爬动，我想，欲言不畅的感觉如斯。王开岭写过一本书——《激动的舌头》。真正理想的社会是人们的舌头不再有激动的必要，因为人们从来就没有欲言又止的顾虑。在古代美索不达美亚文明时期的楔形文字，就是只表意不表音的。对于某些统治者而言，人们的语言能力最好是在退化，那大概更有利于思想的平整。但在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在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社会，在一个全球化浪潮扑面而来的时代，那样的妄想恐怕是越来越难了。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将会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这种前景在我看来是没有疑义的，但较好的愿望是，人们在抵达那个时代的路上少一些血风腥雨！
哈维尔在他的文字里，一再强调道德、责任、良知。他将良知作为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方面，多少有点像切·格瓦拉，认为劳动应该是人的美德之一。正如托马斯·莫尔爵士在《乌托邦》里面所写的，人们都将劳动作为一种美德，表现出高度的觉悟。在我看来，所谓的经济社会就是那样的。在一个有道德、责任、良知，又和谐的社会里，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个经济的社会。你会看到工厂将不需要那么多的管理人员，国家机器原来可以变得简单一些的。维系这个社会的成本将会变低，而且是以不牺牲繁荣前提。奥修说，对一匹良马而言，永远只需要一根鞭影，即不需要真正的挥动鞭子。一个社会也是如此，当法律越订越多，事实是诉讼越来越多，人们还为之津津乐道，其实是我们已经漠视了整个社会所缺失的是道德，责任和良知。相形之下，就会明白我们这个社会真正匮乏什么。我们能欣慰什么呢？只因为这个社会舞动的鞭子越来越多？或者为这个社会正变成一匹愈来愈劣的马吗？
说真话，我自信我们的社会正在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可怕的是社会分工的细密，会使教育越来越有偏颇，到最后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会不会是工作机器？会不会在利益的追逐里变得越来越缺乏个性，到最后整个社会不是变得多元了，而是由众多无趣的人组成。因为教育使他们变成了无趣的人。一个社会表面的繁荣，其实也有可能孕育了更大的深层危机。即人类之所以为“人类”这一身份的流失。
这个世界，一定需要有像哈维尔那样的当代圣贤，为人类的长远福祉奔走呼号。我们需要李慎之先生那样的人，为公民教育服务。我们需要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认识世界，发现自己，认识自己！
在骨髓里保存着文化的良知
文化人中从来不乏无聊和品德败坏的人。就文人而言，“文人相轻”几乎一语成谶，千百年来再也绕不过去。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动辄以道德格人的国家，才艺往往只是道德的配角。照这样看，赵孟頫的书画就算美妙绝伦也是白搭，谁叫他以宋宗室后裔之身，不以仕异族为耻。明季的李贽想当然要为自己的出格言行负代价，但他到底还是个勇敢的文人，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真正实现了不逾矩的境界，因为他更像苏格拉底，全不以生命为念，叫人用一块木板，径直将自己抬往诏狱之路。我们再也不能认为他只是佯癫佯狂哗众取宠了。他没有遇上侥幸的时代，万历皇帝是个倦怠悠闲的人主，他除了走向自己的极端，是不会对世界持有超前意识的。从现在看来，显然不能将赵孟頫和李贽归类在堕落的文化人之列，相反他们才是精英。若干年后我们蓦然发现，精忠报国的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所要报的国，已经有了更多的包容更新的诠释。但我们不能忘记汪精卫也曾是风流倜傥的才俊，否则怎么会瞒过孙中山的“天目”？
人类历史风云变幻，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部文化史如果细细看去，也更让人的心情百转千回起伏跌宕。多少年来我还记得一段文字，令人感慨无限。说的是廿多年前，一个曾经有名气的诗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改造”后，真的“脱胎换骨”，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人类生活是高明的，它没有既定模式，譬如说写不写诗，对生命并不构成致命的因素。但是牵强附会地把许多人摆放到一条相同的生活轨迹上，显然是不智之举。不能不说是一种权力的臆想和冒险行为。
知识无用论到今日并没有寿终正寝，相反的是它又发酵成了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怪东西——或者说是另一个极端，仿佛是人类的某些悲剧循环，即唯利的知识备受吹捧。世俗的眼光看人就有了标准：贫穷的文化人是可耻的。这也就成了世俗看人的症结所在。况且孔夫子有言在先，邦有道，耻贫贱！通常所说的文化知识被剥离得只剩下骨头，也就是技术，因为技术可以获利，而且目的往往比较纯粹。但是技术高并不代表着达到了高迈的境界，机器人在某些方面的工作能力是人不可比拟的，但有技术的机器人终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可以说是唯技术马首是瞻者的不可释怀的悲哀。有许多聪明人意识到了这种悲哀，他们以文化的名义，大肆榨取“文化”的剩余价值。那也就成了“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活水源头。只是所谓的文化原本是炒作出来的，经贸的根基能否夯实也就成了问题。文化之旅通常是苦心孤诣的。但旁门左道还是有的，那就只能跟秦时的赵高一样指鹿为马，也就是独裁者惯用的手法。文化的确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也并非不通人情。余秋雨先生的话就可以为我们解怀了，文化本来就在为我们的功利世界输送着源源的活力和后劲，文化和功利之间原本是相通融的。
在三国演义中有一个“腐儒”叫弥衡，因为他固守着三纲五常，并且在乱世中以自己一贯的伦理道德观去看人。他当然看不透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的正统也就是华族夷狄赵钱孙李百家姓，风水轮转；他当然看不到九五尊位要在曹家作短暂的停驻。总不忘拿自己的一套话去羞辱曹操。但是弥衡还是应该被上帝宽恕一百次，真正的罪人或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像耶稣被害前说的，天父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弥衡属于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人，所以他才义无反顾地坚持一己之见。我们很难去非议屈原的清高弥衡的固执，在那个时代，真正超前的人凤毛麟角。而且在某些风雨如磐年代，固执往往才是时代良知的代名词，世俗纷纷跟黑暗同流合污。感谢文化！让每一个时代都有别着文化标签的时代良知的代表。即使千百年后，还值得我们为之报以最热烈的掌声。像是法国先贤祠门上镌着的一句话，国家感谢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都不难找到作为时代良知的文化人抑或文人。感谢屈原感谢杜甫感谢高尔基感谢巴金！他们会让那些把文化人和文人定格在“酸腐”之列的人羞愧难当。
尊严和幸福这码子事
我花了很多时间看书，也花了很多时间看电视。在看书的当儿，常常有诸如“自由”之类的词汇飞入眼帘，偶尔会让人禁不住潸然泪下。“自由”这样的字眼无疑是令人向往的，也常常是与自私相始终的。因为自由好多时候都是残缺不全的，是我自由，但在妨碍你的自由；抑或只有我的自由，而忽略了你的自由。而且对于“自由”本身的理解是最容易引起歧义的。什么是自由？就往往有着时代的局限性。譬如说杰斐逊是受人推崇的圣贤，他的墓碑上刻着毕生的最大功绩，撰写独立宣言和创办弗吉尼亚大学。但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庄园里也有大约五千名奴隶在为他工作，据说他还与其中一个女奴生下了私生子。在美国，有一个出租车司机与一个工程师是谈得来的朋友，有一次他们谈到杰斐逊和克林顿，工程师认为杰斐逊非常伟大；而出租车司机认为杰斐逊的身上还有阴暗面，特别是他的私生活，在这一点上是不能与克林顿相提并论的，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性关系是你情我愿，而杰斐逊与女奴的性关系则是赤裸裸的压榨性的。因为这一次争议，最终导致了出租车司机和工程师分道扬镳。
自由女神的座基上有通往观景塔的梯道，之前梯道是开放的，可以直达有四十七米之高的自由女神的头部。但自九一一之后，通往观景塔的梯道就关闭了，不再向外开放。虽然说是为了预防恐怖袭击，观光者还是觉得这样做并不妥当，被称为是最自由的国家的自由的标志，也成了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实在让人觉得遗憾！
有一个名为《不道德的交易》的英语影片。说的是爱情与性的故事，当然这里面少不了金钱作腐化剂。女主人公是个迷人的少妇，丈夫是建筑设计师，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鬼使神差，有一次他们去阿拉斯加的赌场玩，初试小胜之后又孤注一掷的输光了所有的钱。这时候，少妇被在赌场里玩的一个大富豪看中了，他千方百计的与少妇接近，并邀请少妇助赌，居然赢了一百万美金。于是大富豪顺理成章地假感谢之名与夫妇接近，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富豪认真地对不名一文的夫妇二人说出了一桩交易：即让少妇陪他一晚，酬劳是一百万美金，夫妇二人当场拒绝。但二个人在旅馆里一夜未眠，都觉得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他们在未婚前都彼此有过与他人的性经历。美丽的少妇也愿意为丈夫和未来的生活作这样的牺牲，而丈夫也觉得在这次交易后，就会彻底地将之遗忘。这是一次不道德的交易，事后大富豪还是找机会对少妇穷追不舍，丈夫在交易完毕之后却并不能释怀，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他们分居了，最终达到了要离婚的地步。就在少妇真的要投入到大富豪的怀抱的时刻，一次相遇又让那对往日的夫妻发现了彼此还深爱着对方，大富豪也突然感悟到了勉强不是幸福的法则，决定放弃这场情色游戏。最终少妇还是回到了丈夫身边。
最近也在电视上看到许多专题片，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打拐。感觉就是贩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非常猖獗，诸如有贩卖越南妇女到安徽了，有贩卖贵州少女到山西的，在广东也有下迷药骗卖打工少女到一些偏远地区卖淫的。看到这样的案例常常令人有一种心在滴血的感觉。自由有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公民自由，而后者就包括了人格尊严和独立方面的意思。严苛而匮乏人性化的暂住证制度会损害公民自由，近年来自从孙志刚事件后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相关部门在消除这项制度的负面影响方面作了改善。婚姻自由也自“五四”启蒙运动迄今将近百年，但还是有人将人和婚姻当做买卖。其实这样的犯罪分子是不会有人生幸福可言的，他们也会用一种无知的心态去践踏别人的幸福；他们在无视别人尊严的同时，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有尊严的人类的一员。
幸福是不能勉强的，这是《不道德的交易》中的大富豪最后说的。其实这样浅白的话许多人都可以说出来，换了中国的俗话是“强扭的瓜不甜”。历史的情节和可悲往往是在以螺旋的方式去演绎的。世界经常会沦落在欠缺理性和人性的一方，所以总少不了要擦亮眼睛看世界。
中国人的死亡教育
孔夫子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未知生，焉知死”，之所以说它经典，因为它大体上代表了中国人对生死的态度。中国人是恋生畏死的，但所谓的“恋生畏死”，并不是说中国人一味地怕死。中国人有舍生取义的传统，对于有意义的死亡执有泰然处之的态度。在历史上，到了关键时刻，从来都不乏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去完全自己的人生使命。譬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畏死”不是简单意义的“怕死”，而是一种对自然规律的有意识地逃避。有一个传说就是说秦始皇派徐福带着五百童男童女，到海外为他寻求不死的仙药，徐福当然完不成那样的使命，只得顺理成章的将“千古一帝”忽悠了一把。李贺在《马诗二十三首》中写道“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也讽刺汉武帝妄想长生不老。总的看来，中国人对死是抱着逃避的态度的，死亡是一件太残忍的事，人们所追求的是诗意的栖居，惬意的生活。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就发现，有许多人对“未知生，焉知死”的理解是，活着就好好地活着，不要去想死亡那样的问题，就算是掩耳盗铃的快乐也是蛮不错的。我觉得中国人大体上属于存在主义者。一部《论语》，也是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头的。说到底，中国人是真心实意地追求快乐的，可以说是直奔世俗世界的人生意义的真谛。不要做苦行僧，要做快乐的存在者。
中国人对死亡用了很多隐讳的字眼，极力的去掩饰死亡的苦痛。到了实在无法逃避的时候，还是不失理智的，那就是“节哀顺变”，其实到底没有忘记死亡是人生无力逭逃的窠臼。但是，到目前为止，“死亡教育”在中国仍然是一块处女地。偶尔有人试图垦荒，却招至别人的诟病，在历史上，越过卢比孔河更多的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能做出那种决定的不会是凡人。我在人民网上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海口市某校为学生组织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死亡教育”，老师带着学生去殡仪馆看死人，那位作者就很不客气的质疑那种的“死亡教育”的形式太残忍。因为据他所知，欧美一些国家的死亡教育已经做得比较成功了，完全可以用拿来主义。我上网一查，发现像海口市某校所组织的那种死亡教育形式，在国外并不新鲜了。想一想，便觉得我们的那位作者，要么是视野有限，要么是求全责备。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身边的人对死亡的畏惧留在脑海里的印象的深刻的。我们乡下的一位老大爷，得了不治之症，老大爷将近古稀之年了，医生都觉得得了那样的病，再治下去没有必要。老人被儿女接回到家里后，整天坐在家里哀号，骂儿子们不孝，怎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不愿意承认死亡是生命的宿命。有一天走在南方的马路上，眼前到处都是娑婆众生，他们都是鲜活着的生命。突然我想到了死亡的话题，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死亡是避讳的。人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中，就是极力的去回避死亡的话题。在中国，有关死亡的话是不吉利的。民间关于死亡后的渲染也往往是极其恐怖的，于是又有了鬼魅魑魉，有了十八层地狱，当然也有仙界，却不是众生身后都能去的地方。个体生命是不会永恒的，相反的是，死亡却是永恒的。死亡如果是真理，我们岂能视而不见。
我看到这样的案例：有一段时间，青少年流行养电子宠物，有一个孩子，养了一只鸡，定时给电子鸡喂食、放风，还挺认真的。当给小鸡喂过多的食物，小鸡就会撑死，可是孩子只要一按按钮，一只活蹦乱跳的小鸡就又活了，他又开心地玩下去。有一天，这个孩子因为一点小事居然把同学给捅死了，他对警察说，我没想到同学会死，我以为他像电子鸡一样，只要一摁按钮他就能活过来呢。想一想，的确是到了我们呼唤死亡教育的时候！
五千年的文明史，一定要再加上我们对死亡的淡定和沉着。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死亡的隐讳和恐怖的渲染。连孔夫子那样的“至圣先师”都用“未知生，焉知死”来搪塞有关死亡话题的探讨。问题在于，死亡毕竟是人生无法回避的结局，我们既然无力拒绝死亡，死亡就是一个应该直面的问题。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才能在活着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生的可贵，不论到了什么境地，生命都是最值得去维护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有的人因为承受不住挫折，而选择了自杀。殊不知，轻生既是对生的亵渎，亦是对死的亵渎。
关于自由
像“自由”这样的字眼，令人有许多感慨。它承载着太多的含义，太多的故事，譬如所谓自由的美国：黑人的自由与白人的自由。以至于人们不忍心深究，转而用生活快乐这样的字眼去掩饰它。试想，一种不自由的生活称得上是快乐的吗？所以生活快乐，里面还包含着很重要的一点——自由。在中国古人的意念里，鸟儿抑或蝴蝶是快乐的，它们是自由的象征，可以自由的爱，可以摆脱空间的困囿。但是在多数的年代里，人们都很谨慎地尽量不触及自由这样的话题，因为它太容易被庸俗化太容易引起歧义。像任何一种时尚，一旦到了大众流行的阶段，也就到了盛极而衰的时刻。人类由自然形态的社会进化到文化形态的社会，就是为了一种理性的自由：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去捍卫尽可能多的自由。
但是人类在捍卫自由的过程中，还是在不断地为之献出生命和不自由的代价。苏格拉底为了自由的言说付出了生命，审判者认为他是一个蛊惑者一个诡秘家，正在腐蚀青年人的心。苏格拉底虽然坚持自由的言说，同时也果敢走向死神。在他看来，死亡恰是自己的胜利，苟活只能证明自己的怯懦。在中国历史上与自由有关的人文地图里，就有像李贽那样熠熠生辉的星辰，为了坚持自由的声音和那声音的响亮度，豪迈地迎着死亡之旅。在他挥动手中的剃刀之前曾说，七十老翁复何求？生命是有限的，不自由的活着才显得尤为可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挥洒热血！
自由是一柄双刃剑，因为人们很难在什么是自由上达成共识。庸俗化的自由往往被统治者看做是对统治的一种威胁，其实自由也是一种双赢的游戏规则。但在历史上，过往的统治者都警惕地注意着自由。因为惮于教会的迫害，哥白尼自到临终前才将《天球运行论》付诸出版；伽利略在1630年完成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几年后却因《对话》的出版而获罪，被教会判处终身监禁。直到1980年罗马教皇才正式宣布当年教会对伽利略的压制的意见是错误的。而布鲁诺更是为了坚持日心说，在火刑和真理面前选择了后者。即使是宣扬那儿是自由乐土的美国，在所谓的自由面前，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在整个美国历史的进程中，值得深思的是，战争在拓展美国“想象的共同体”（自由）的涵义时，始终是一种十分有力的力量。如独立战争促进北方在1962年12月废除奴隶制；1865年美国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1920年美国第一九条宪法修正案得以批准，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27个妇女获得选举权的国家，美国18岁的年轻人也将获得了选举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罗斯福制定的美国战时战斗口号是“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怖的自由。《自由的故事》的作者埃里克·方纳在书里写道：“自由从来就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战场，众多的定义在这里竞争和交锋，自由的定义因而不断地得以创造和再创造”。
在中国历史上，圣明之君如唐玄宗所谓的圣明里头就包含着善于采纳言谏。也侧面说明了在封建专制的时代里，说话的艰难。以至在有的恐怖年代里，熟人见面都不敢打招呼。方纳有段话写得好：人们捍卫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因为它们既是反政府干涉个人意见的保护机制，同时也是民主政府运行的基本要素，因为没有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动，选民和立法者们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
总的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自由的进程是蜗行的。中国人的自由观不同于西方人的自由观，在历史上，中国大体上是一个内向型的国家，对于自由的理解是从内心世界寻找自由；而西方人恰成对比，是向外在环境寻找自由。所以在历史上，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有各自熠熠生辉的两种唱和——仕与隐，出世与入世。当今所处的无疑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自由的时代。我读到过一篇摘自《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的文章《中国农民为什么穷》在分析了种种原因之后，还提到一点，就是中国农民不缺少自由，他们缺的是组织。在一个文化形态的社会里，自由对个人而言并不是万能的。譬如说自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可能是惬意的，也可能意味着放纵，信息自由也意味着我们有被自由信息淹没的危险。也就是说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还会面临着将自由庸俗化的危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自由是那些理性的人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礼物。
儒家文化惹了谁
最近，在网上读到一些诟病儒家文化的文章，竟至于说儒家文化是导致腐败的根源。总觉得多少有点牵强附会，照这样说在不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是不是就没有腐败了？
在一个山川秀美的地方，有一棵千年的古松，长得虬枝迭出，当地人都引以为荣。但天有不测风云，一天某人想不开在那棵古松上吊死了，是不是从此人们都应该归罪于那棵古松呢？这是我打比方说的。同样，子不嫌母丑，如果我们承认天下没有完美的人，也就等于承认着天下没有作为完美人的父母。不以自私为出发点的话，总会发现自己的父母有缺点。但决没有必要因此对自己的父母大加诟病，如果有人那样做了，起码可以说那样的做法本身就不是为人之道。天使在天堂，寻找完美的人还得到天上去找。
孟德斯鸩说，世上没有一门完美的哲学，一门宗教也是如此。从现在看来，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思想，可以作为普世真理，为所有人接受；还没有出现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抑或可以说，有思想的杂音才是正常现象。只有到了一种思想，它的威力足以令世界保持死寂般的沉默时才是可怕的。不能忘记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曾经有扼杀思想自己和科学发展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就是一架巨大的恐怖机器。世界不是一尘不变的，正是变，才是世界生动存在的本质。如果没有商鞅变法，不知会不会有或推迟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在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耕社会，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生产耕作都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农民不敢随意的改变耕作方式。正是从这个层面上，冯有兰说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由中国这样的农耕社会所决定的。而孟德斯鸩也认为，宗教的诞生跟其地理位置有关。譬如说印度，是个比较热燥的地方，所以需要一门能与之相应的让人镇静的宗教。
一门哲学思想是很容易让人误解的。当然很少有人会承认传统的儒家文化是白玉无瑕，相反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现在时不时引起人们争论的有关儒家文化的是是非非，说到底，还是“五四”以来的余音绕梁。到底是传承其精粹，还是一棒子打死？冯有兰认为，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的进步，因为他阻止了中国滑向西方式的中世纪。而曾氏所捍卫的正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到如今我们对儒家文化的褒贬，常常给人以瞎子摸大象的感觉，都只能称为一孔之见。譬如说儒家所说的“义”，如果硬要将它理解成为朋友两肋插刀去杀人放火，只能令人觉得可悲！传统文化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经历了几次涤荡，文化大革命时尤其惨烈。传统文化正有渐渐流失的危机。而所谓的儒家文化是官场腐败的根源，窃以为不得要领。我们可以说“三纲”是过时了，但“五常”里的有些道德要求则正是时下某些国人所缺失的，譬如说“信”。经济社会最怕不守游戏规则，否则就没有经济学了。如果真有贪官污吏从儒家文化里头找到了作为腐败的理论支撑的话，不过是把错把其中的糟粕当精华，正是学习不得法。像是武侠小说里写的练功不得要领走火入魔了；或者把三寸金莲当国粹。都很可悲！
洛克认为只有在虔诚和理性普遍存在的社会里，法的自由才得以实现。笔者认为，国人遭遇得更多的将会是由缺乏信仰所导致的精神道德的缺失。腐败是全人类的公敌，如果一味将之归为儒家文化之罪是不公的。况且将传统文化彻底否定，也是不智的行为。寻章摘句老雕虫，一味在字里行间寻寻觅觅，还是少不得要将胸襟放开一些。不必动不动拿儒家文化一顿大骂，还当是什么发明！
假如人活着不做无聊的事情
有些路，走过后不堪回首，以为从今以后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不想现实还真会咸鱼翻生。我想起了三毛的滚滚红尘——有关我的滚滚红尘，并不是具象化的，它是一把刀子，一个会杀任何人的刀子，而且它真的害人匪浅。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无聊。每个人都会有与无聊做垂死挣扎的努力，在每个人的江湖里，每个个体都变成了一个“大虾”，而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无聊”。无聊的人、无聊的事、无聊的游戏、无聊的我们的世界，在佛家的眼里就成了四大皆空，一切都是苦。而世俗世界所认为的人生意义往往就是与苦作斗争的人生过程。
有个小女人，要是她有着好好的眼睛的话，她就是这世上最诱人的女孩，可是她从小失去了视觉。所以注定了成不了这个世上最诱人的女孩儿。她多么渴望有一份工作，假如说人活在世上，工作就是人生意义里最重大的一项的话。但是适合女孩儿做的工作寥寥无几。她有着很好的听觉，在她的心目中，世界不是有颜色的，而是有声音的。在许多无聊的日子的围困下，女孩儿喜欢上了音乐，学弹钢琴。当我听了这个故事的时候，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这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她只是讲述了一个很苦的女孩儿如何成为了她自己的“大虾”。因为人生不是为别人活着，也不是活给别人看的。我曾经推理过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生意义，活着为了后代，而后代又为了后代，人活着就这样追星赶月的“为”下去，看起来很冠冕堂皇，人生好像不为了自己。仔细一思忖，觉得有点虚伪。倒不如转念一想，人生首要是让自己过得快乐，同时也要让自己的下一代将快乐继承下去，这其实就是地球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假如人活着不做无聊的事情，当然前提一定是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无聊的人生抑或文明的定义，譬如说排资论辈、财富、荣誉，它们的潜台词就是人生是很苦很累的，人活着就是压根儿不要让自己快乐。不管怎么说人类从最近的几个世纪以来，对自己的智慧充满了自信，人类可以不顾一切的去榨取地球上的资源，接下来又考虑如何在未来资源匮乏的年代让经济可以持续发展下去，人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想法有前瞻性，而且这当儿正像是过山车，都要抓住战略机遇搞发展，其实这何尝不是自杀式的拼命三郎一样的活法，也可以说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亵渎。不过还没有人考证过，这个宇宙是否有类似地球文明这样的星球，或者类似这样的文明发展到了极致的时候，一切不复存在，于是又经过若干演变而开始了新一轮的生物文明。所以在我的头脑里，一切就豁然开朗，目前并没有谁能考评出宇宙中出现过一种永恒的文明，在人类的辩证里，一切有始有终，在人的意念里才存在“赌”的情结。在宇宙的轮回里，必然也有无尽的空虚，那里也许酝酿着文明的起源，也潜埋下文明的毁灭。
在人类的智慧当中，最大的挑战是无聊带来的，它永远若隐若现与生命相始终。不过我知道，让自己活得快乐不是无聊的，让别人活得快乐一些也不是无聊的。因为快乐本身就不等于无聊。无聊是由文明的人类所造成的，人们赋予了无聊某一种定义，于是才有了无聊。这好比人类在辩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时候莫衷一是，儒家是倾向于性善的，因为你看，舜从小就受到了父母的虐待甚至于要被阴谋杀害，可是舜还是对待父母至纯至孝，舜的善是从哪里来的呀？那只有本性里就有善。西方是倾向于原恶的，正因为本性是恶的，才要不停地向上帝请求宽恕，祈求死后能进入极乐世界。在次一级的文明或者野蛮的动物世界里，用人类的眼光去看，也存在着善和恶，可是它们哪里知道什么孝悌忠恕？这一切还不是人类鼓捣出来的。所以在我看来，世上原来没有善恶之分，善恶是文明化的成果，与生命的本性无关，善恶是在有了人性之后才出现的。有人也许要问，到底什么是无聊？当你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一种无聊，当你用一种很焦虑的心情去追逐一种东西的时候就是一种无聊，当你为了一种荣誉而干出了蠢事的时候是一种无聊，当你在车水马龙中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也是一种无聊。听起来无聊好像是文明的罪过，但是在我看来，儒家文明所追求的是一种对待快乐的理性精神，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也许就是维护快乐的理性精神，剩下的就只是凤毛麟角。
我觉得在人的生命里头是可以没有无聊的困惑的，那就是我们终于在这个星球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永远不迷失自己。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这个世界上业已经成型的根深蒂固的成见，人世变幻莫测，向善的心灵跌宕起伏，在一个又一个罅隙里，无聊喷射而出。人生无常而有趣，无聊才能如影随形。人生的悲壮在于我们可以像唐·吉诃德，敢于向风车魔怪开战。假如人活着不做无聊的事情——那真是叫叔本华犯难的事情！
信仰在哪里
我有幸经历过的年代：思想潜藏和退化的时代。那时候，村里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乡亲们都参加集体劳动。记得生产队里剥花生种，我们那些小孩子就在大人缝里穿梭。大家过得很苦，却说不出苦是啥滋味，总是看见人们一副乐哈哈的样子。村里有很多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总爱跟别人的婆娘插诨打科，打情骂俏。逢年过节的时候，每人也许可以分到几两白糖，几两猪肉。我的外婆上世纪八十年代临终前，也还只知道说自己想喝点麦糊子，实在想不出世上会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物质的贫瘠与思想的匮乏如影随形，但是那些年代，大家都能争先恐后地表达着自己粗糙而坚贞的信仰。如今看来，那样的信仰都是奢侈了，思想的开放和物质的丰盛又有如此纠葛在一起！
现在好了，这是一个开明和开放的时代。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很多回旋的余地，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许多人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盲目的生活着。中国人的信仰危机正凸现出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把儒家说成是儒教，毋庸置疑的是，儒家文明的说法是成立的。许多人都质疑儒家怎么的就成了儒教？总的说成儒家文明曾经在中华文明的两千年历程中，是起到了国教的信仰地位的，孔子可以说是不朽的“教主”。儒家文明的危机源自上个世纪一百多年间的屈辱，汤因比所说的中华文明的卫星文明的日本很快就嗅出了不可避免的危机，立马改弦更张，脱亚入欧，于是有了大名鼎鼎的明治维新。在这一点上，中华帝国的反应显然就迟钝了，或者说由内部的分裂而演绎出更多的苦难。再一次说明了在中国，即使再睿智的改革都是多么的艰难。迟钝的结果是灾难性的，高大的中华帝国被蕞尔之地的日本打败了。痛苦是觉醒的催化剂，到了“五四”运动，儒家文明受到了更多的质疑，中国人的世界观受到了史无前例的修正。泱泱中华固然是一块美丽的土地，但再也不是人类的中心，地球文明的多样性一点点地剥开在我们面前。
在的记忆里，在我所生活过的农村，儒家文化是受到了批判的，“封建”成了一个贬义词，所有不好的东西都可以塞进这个垃圾箱里，许多历史的遗迹被当作“四旧”给毁掉了。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要做的事情除了“立”，就是“破”，两者之间几乎找不到妥协点。旧的信仰不复存在，新的信仰要确立起来。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人们的财富观经历着戏剧性的转折。“无产者”最终要对“资产者”持有崇拜态度，也意味着人们的信仰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煎熬，曾经明确无误的语言表达变得暧昧起来。曾几何时，斗争是幸福的，现在变成了致富是幸福的最有力的保障，金钱才是人们追求的方向。
中国人的思想味蕾变得奇妙起来，冲和和中庸思维再一次甚嚣尘上。地球上再也没有那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庞大而世俗。美国虽然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新兴国家，但总的说来说来还是一个世俗化的基督教国家。亨廷顿在他的《我们是谁》这本书中，就强调像美国这样的新生民族，要增强新教——盎格鲁为中心的价值认同。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曾经受到了无情的涤荡，特别是在自诩为“新新人类”的新一代人心中了无痕迹。于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里，出现了严重的信仰缺位，人生幸福成了一个空洞和抽象的概念，抑或转向极端的异化——纯粹的物质化的衡量。
现在，轮到我们问：“我们是谁”的时候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多数人都没有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人更多的是实干家，每个人都热衷于行为艺术。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因为谁也不屑去回答那么样没劲的问题。但每个在物质世界挣扎和进取的人们，时刻都不能回避那样一个问题，在物质的世界里，失败的危机随时都会降临，是全军覆没式的或者只是几场小败，都会致人于死地。没有信仰，像哈维尔所说的责任与良知的明镜何在？在我们自信的微笑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大地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