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和尚，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头顶的“戒疤”。那么，这些“戒疤”由来如何？它有何意义？是否所有和尚头顶都有“戒疤”？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中国特色的“戒疤”
说到和尚，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则是他们头顶的“戒疤”。确实，这是和尚最显著的特征。那么，关于“戒疤”有怎样的历史和故事呢？其实，和尚头顶有“戒疤”，纯粹是一种中国特色，国外的和尚是没有“戒疤”的。
在我们中国，“戒疤”又称香疤。一个人入佛门前，为求受净戒，于戒坛内至诚忏摩后，剃光头发，用燃着的香火在光头上烧香疤，称为“烧戒”，以此表明正式出家、苦心修行的开始。据说，一般情况下和尚头顶的戒疤数目有一、二、三、六、九、十二几种，其中点数越多，证明此人所受戒律越高。照此说来，头上有十二个戒疤的和尚，其修行程度自然是最高的，这样的戒疤也被称作“菩萨戒”。达到这种程度，当事人会享受更多的尊崇与荣耀。
既然说“戒疤”是中国和尚所特有的一种标示，那么它究竟从哪朝、哪代开始？由于什么原因开始实施“戒疤制度”？针对这些问题，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历来都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有一种说法是，“戒疤”的由来与南朝的梁武帝有关。据说，当年梁武帝信佛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他为了一心向佛，竟然放弃帝位，先后三次出家，又三次被大臣们重金赎回，真可谓“三去三回”（那些大臣可真是多事，如此不务正业的皇帝，要他何用）。事不过三，据说梁武帝最后一次被赎回后，很不甘心地断了再次出家的念头。既然不能出家，就埋头干点皇帝应该干的正事吧！但即使这样，他还是身在宫中心在“佛”。有一天，他想出了一个“妙招”，为了弘扬佛法，下令大赦天下死囚，目的是让这些人感悟到“佛”的力量，多做善事，减轻自己的罪恶。可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人由谁来监督？他们不做好事，继续为恶怎么办？再三思索后，梁武帝想何不给这些人的头顶烧上“戒疤”，如此一来，他们不就处在众人的监督之下？说干就干，这些可怜的死囚，每个人头顶都留下了几个疤痕。且不说这些死囚后来是否真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戒疤”却实实在在地烙在了头顶上。据说，时间不长，普通的和尚也开始在头上烧“戒疤”。至此，“戒疤”不再是死囚们的独有标志，也成为了和尚的标记。
还有一种说法，“戒疤”源自蒙古人。此种说法有两个版本。其一，据说在元世祖时期，一个叫沙门志德的和尚很受元世祖尊崇，受命住持天禧寺。也许是觉得自己“大权在握”，这位并不怎么出名的和尚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妙招：在他传戒时，规定受戒者每人要在头顶烧疤，且根据修行程度不同，头顶的“戒疤”数也会不同。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只在天禧寺施行的规矩，渐渐流传开来，并且世世代代传袭下来。这有点儿让人费解，难道和尚们都喜欢“被虐”？第二个版本比较有说服力。据史料记载，宋朝末年，蒙古军大举南下，一路烧杀抢掠，直逼中原腹地，可怜的宋军几乎没有抵抗，一路溃逃而去。蒙古军南征的一路，对普通百姓也是极其残暴，尤其是那些壮年男子，不是被杀，就是被强征服劳役。因此，蒙古军所到之处，人心惶惶。渐渐地，他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蒙古军不杀僧侣，也不抓他们服劳役。这一发现，让大量的宋地青壮年男子纷纷剃发为“僧”。顿时，宋地僧侣的数量一夜暴增，放眼望去，满地行走的都是僧人。这可难坏了蒙古大军，他们也是信佛，知道杀戮僧侣是要受上天惩罚的。他们也知道，这些满地的僧人，真假混杂。最后，蒙古人想出了一个操作性较高的“笨办法”——在真正僧人的头上烧戒疤，并且规定一旦烧上戒疤，就永远不得还俗，否则严加惩处。这样一来，那些怕疼又留恋尘世的假和尚自然就暴露了。如此一来，该杀继续杀，该抓继续抓，宋地的“有生力量”就被消灭得所剩无几了。
和尚顶上之疤
和尚头顶上的疤痕，是汉地佛教出家人的一种明显标志，并非所有。
在一些扮演唐宋时代故事的影视作品里，凡是出现在银屏上的和尚都煞有介事地“烧”上戒疤。但只要有佛教历史知识的人看了，都知道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其实，佛教是不兴烧戒疤的。佛教的戒律中，并没有在受教人头顶烧戒疤的规定。因此，除了汉地的和尚以外，世界各地及中国少数民族的和尚，都是没有戒疤的；即使是中国汉族出家人，只要在宋朝以前受戒，头顶也是不会出现戒疤的。
张大千与“戒疤”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了解了“戒疤”由来的种种说法，至于哪个是定论，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能给出确切的说法。但从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戒疤”确实古时有之，由来已久；同时，“烧戒”作为出家人的一种规矩，也流传了下来。那么，是否所有一心想出家的人，都愿意给自己头顶弄上“戒疤”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关于著名画家张大千出家的故事，就能说明这一点。
张大千其人，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国画家，却很少有人知晓他在年轻时差点“遁入空门”。21岁时，张大千的未婚妻突然亡故，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可是不小。在极度悲痛之中，张大千感到生命虚无，产生了出家为僧的念头。在他看来，或许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让自己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不久，他来到上海松江禅定寺依从逸林法师剃度出家，取法号为“大千”。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大千慕名前往宁波观宗寺，想在德高望重的谛闲老法师指导下，学习和领悟佛学精髓。如愿见到老法师后，二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大千仰慕老法师深厚的佛学造诣，老法师也欣赏张大千的聪明有才。因此，二人相处很是融洽。
几天后，张大千表明了希望老法师为他受戒的想法，老法师欣然答应。但就在这时，一个问题摆在了张大千面前。因为根据佛家规定，受戒时受戒人要在头顶烧疤，这可让聪明博学的张大千犯了嘀咕，难道一定要这样吗？他找到老法师，就戒疤问题，二人展开了辩论。老法师认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佛门弟子都要遵循的老规矩，不能因某人而废之。辩论中间，老法师将佛门信徒比喻为“野马”，将烧戒疤比喻为“笼头”，意思是上了笼头的野马才能变为良驹。但张大千却不干了，他向老法师讲了佛教的历史，认为佛教本来是兴起于印度，后来传入中国，且传入之初并没有烧戒疤一说，只是后来因为梁武帝或者其他人的原因，才有了这一规矩。因此，此规矩非铁律，不一定非要遵循。再者，就老法师的野马和笼头之说，张大千不敢苟同。他说：“有不需要笼头的良驹，难道你老人家就不要吗？”依据诘问，老法师只能笑而不答，但对张大千要免于烧戒疤一事，老法师还是坚决不同意。由此可见，两位“固执”之人的对话，基本上就是各说各话，最终也不会达成共识。
最后，张大千在受戒的前一天悄悄地离开了观宗寺。在他看来，关于烧戒疤之事，他不认同那些老规矩，但也没有必要和尊敬的老法师“对抗”下去，离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不久，张大千就还俗了，并重新振作起来，专心研究国画。日后他在这一领域他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人们仰慕的国画大师。
看到这里，也许很多人都出了一口长气——谢天谢地，幸亏张大千没当和尚，否则我们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国画大师。但话又说回来，谁能肯定张大千就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佛学大师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仅供大家饭后闲谈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