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在党内向以敢作敢为著称，他和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是什么关系？李立三公开叫板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处（远东局），是否是其下台的主要原因？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结束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领导地位，为何反而越纠越“左”？最后导致更加“左”倾的“王明路线”统治了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至于全党。
1930年6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领导下，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党史上称为“立三路线”。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立三路线”作了全面的结论。本文仅就“立三路线”发生的原因、“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和危害，以及怎样评价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历史作用等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些具体分析。
“立三路线”发生的原因
“立三路线”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当时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1928年六大以后到1930年初，周恩来等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有了相当的恢复，工人运动也开始出现复兴的景象。在农村，毛泽东等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一些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起来，红军发展到六万人，逐渐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已经渡过了北伐战争失败后最困难的时期，实现了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
1930年春天，在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不断混战的基础上，爆发了规模空前的蒋冯阎大战。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形势。
为什么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没有继续坚持六大路线。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反而犯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呢？从主观上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共产国际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这就是1928年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和1928年7月至9月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这前个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正确地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场革命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在目前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强调要“坚决克服内部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共产国际的上述意见，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基本上正确的路线，克服“左”倾盲动主义，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对中国革命问题，也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主要是：
1.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分析，认为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都已“倒向反革命阵营”，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是“帝国主义者、地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并列为“革命的直接的主要敌人”，强调“中国只有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并免除农民空前沉重的捐税负担，才能得到解放”。由于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也就否认了争取中间力量的任务，提出了关门主义的策略。
2.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认为先争取群众，等全国革命高潮到来时，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是“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道路”。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低潮时期，在湖南、湖北以及其他地区进行的农村游击战争，“注定要失败”，强调“必须反对热衷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的游击战争”，“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
3.对世界革命形势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危机第三时期已经开始，这是“大规模阶级搏斗的时期”，“使得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尖锐化”。因而对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估计不足，认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但是，有许多征兆表明，工农革命还在酝酿这种新高潮”。
4.强调反右倾。认为“在各国共产党内的主要偏向，是离开正确政治立场的右倾”，“反右倾的斗争应当提到首要地位，这也要求不断反对对党内右倾偏向采取调和主义的态度”。
这些错误意见，构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左”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越来越“左”的估计，以及若干“左”倾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29年上半年，世界和中国的形势变动较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继续提出了一些“左”倾政策上。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现势、前途和目前任务的信》，强调“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使得中国共产党由主要反“左”改变为主要反右。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又给中共中央发来《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责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犯了最重大的错误”。它认为“中国的富农在多数情况下是小地主，他们用更加束缚和更加残酷的剥削形式去剥削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因而提出了消灭富农经济的“左”倾政策，强调要坚决反对“带有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作用的富农”。由于强调反富农，进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宣称：“对于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初期来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就仍然保存着。但是还必须指出，无产阶级与贫农的联合，以及在解放斗争的现阶段就确立无产阶级对全体农民的领导作用，连同其他一些情况，必将有利于加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转变。”
1929年下半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军阀混战也愈演愈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则主要表现在对形势与任务的估计，日益“左”倾。
1929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认为当时形势的发展，证实了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的理论是正确的。它看到了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但这次全会又片面地宣称“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进攻，是主要危险”，要求各国党把“拥护苏联”作为动员群众的主要政治口号。它认为“世界危机日益成熟”，“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兴起”，提出了“实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它指责布哈林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一切右派分子的重心”，更加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在各殖民地的共产党中也必须加强反右倾的斗争”。
根据这次全会的精神，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共产国际错误地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会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它认为，从国民党统治营垒中分裂出来的改组派，是企图“阻止革命爆发，或推延革命爆发”，因而成为“妨碍工农革命运动底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要“实行最坚决的斗争”。
接着，1930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扩大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更加“左”倾，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战后发展的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乃是帝国主义的国内外的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这在目前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状态受到愈益剧烈的动摇，表现为世界工人运动的革命高潮的深入和扩大，表现为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成熟”。因而强调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无产阶级基本群众，领导广大劳动人民，把斗争纳入政治总罢工这种形式，“以便引导工人阶级去解决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左”倾政策，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实际上，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信，也都是表示赞同，并通过相应的决议，加以贯彻执行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左”倾的错误。
第二，中国共产党内有产生“左”倾错误的思想基础。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在政治上容易发生“左”右摇摆。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往往表现为“左”倾冒险主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发展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曾使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半年时间内，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六大，虽然批判和纠正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党内的“左”倾思想。
中共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强调了“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但是，中共六大也有其缺点和错误，这主要是：
1.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中共六大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投降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里去”。因此，便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对于从国民党反动统治营垒中分裂出来的国民党改组派，不知道利用这一矛盾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却强调他们都是“一样的反革命”；对于反动统治营垒之外的“第三党”，也认为是“反革命的工具”，统统一样打倒。
2.对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共六大虽然提出了“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的任务，但认为它仅仅是“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而强调“城市领导作用的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显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可得着胜利”。
3.对于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中共六大认为“世界革命底第三期，重新要有工人阶级公开的决定胜负的发动，要有殖民地底武装起义”。因而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也将是比较快的，当时“新革命高潮之最初的薄弱的征象，已经可以看见”，并且设想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同时。比较含糊地提出“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它将要怎样快地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4.对于1927年冬至1928年春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缺乏深刻的认识。中共六大认为，中央11月扩大会议的错误，仅仅是“不正确地采用了‘不断革命’的名词”，对“武装起义策略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因此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
这些缺点和错误，使得党内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
中共六大以后，1929年上半年，党中央便认为“左”倾盲动主义已经是“残余”，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强调要进行反右倾斗争。1929年下半年，在反右倾的推动下，遇着时局对革命有利的变动，党内的“左”倾思想便很快发展起来。
1929年7月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冯玉祥之间；陈济棠、李宗仁之间；蒋介石、唐生智之间；接连发生混战。中共中央对这种形势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帝国主义一致进攻苏联的前途，无疑的要掀起世界革命的高潮，同样的国民党各派军阀一致进攻苏联的前途，无疑的要揭开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就要走上中国革命的顶点”；认为军阀战争的不断爆发，“更加深了中国统治阶级的动摇与削弱，更加紧了他之走向崩溃的过程”，“全国工人斗争浪潮正在成熟起来”。因此，提出“全党必须在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两大任务之下，动员全党，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走向革命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