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仰。两次召请而执意不我肯顾，如何开罪至此？兄长独无故人之情，更不得以勉强相屈耶？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
按：明祖此言骂尽一切文绉绉之人。呜呼！文人所长者笔墨而已，恃其所长故遂好弄，然乃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是文字果有何用，不亦可以休乎？
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主，从此浪游四方，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故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皇天厌乱，使我灭南盗、驱北贼，无德无才，岂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陈友谅有知，徒为所笑耳。
按：明祖此语是何等胸襟！然以明祖之雄才大略，犹有此良心上一句谦词，世无豪杰，徒使小儿曹妄自尊大，是亦更可笑矣。
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言，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时，而平生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未有兄因弟贵惟是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一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
快人快语，非真英雄谁道得出原来作皇帝是偶然之事？有什么天聪明、圣文神武，若一作皇帝便须改头换面，真不值一笑也。虽然，一切事皆当作如是观，勿为文人所愚俗情所动，才是脚色。
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弟兄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弟兄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元璋
煞尾说两句江湖话，真不愧英雄本色。
统观全书，诚非文人所能下笔，尤足见明祖系一爽快男子，非皮里有血、眼里有筋，铜枷铁索牢不自拔者。此种文字真是千古奇文，不特历代帝王家无此一副笔墨，即自命为英雄豪杰之一般人又孰曾慷爽若此？予读此文，痛饮三大杯黄酒，浮一大白。
相思之相字有交互之意，盖指男女双方而言也，然亦有仅为一方面者，如平儿不爱我我爱平儿之类，是之谓单相思。但单相思有时亦可为双方相思之起点，而且可以促进双方之相思也。又有一种人，偶见古来书册中之美人才子而羡之慕之，亦成单思之病。相传某闺秀爱读《红楼梦》，必欲嫁宝玉哥哥，家人焚其书，乃哭宝玉数声而死，即此类也，是之谓梦幻之单相思。又有一种人本无所思，然以人生适意之故，终不可无佳人作伴，而目中所见之佳人又非我意中所有之佳人，遂潦倒凄凉，以为佳人实不可得，然脑中、心中固时时常存一理想之佳人之面影也，是之谓理想之相思。予有《蝶恋花》小词云：“人人都道相思苦，侬不相思，也没相思侣。苦到孤怀无定所，看来还是相思愈。天若怜侬天应许。侬愿相思，可有相思女？倘得相思恩赐与，相思到死无他语。”即此理想的之相思语也。昔才子张灵仅许崔莺莺为佳人，然予意犹以为未洽，欲予另出一言更正之，予又弗能自抒其胸臆。天下才子，其能各以其理想中之佳人绘为蓝本，描摹于小说、传记、诗词间以示我乎？予馨香祝之矣。
予不解声韵而爱填词，日后必下工夫学之，此道较作诗为尤难也。今之作词者仅求合谱不求上口，于平仄中无有差讹，已自命为老手，然此类之老手又多板滞不见性灵，是于音调上、字句上无一可取也。不得已而思其次，现值音韵萧歇之日，何如仍以注重性灵为主，而予之乐于为词者，亦仅取词之一道最能发挥性情故也。里巷歌谣每多天地间之至理、艺苑之妙句，然其所谓至理、所谓妙句者，类皆似词中语，可见妙句以词为最多，而天地间之至理乃易发现于此长短句中也。
词与诗不同，曲又与词不同，然词固又可合于诗也。《药园闲话》曰：“《殷雷》之诗‘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三五言调也。《鱼丽》之诗‘鱼丽于，尝鲨’，此二四言调也。《江汜》之诗‘不我以，不我以’，此叠句调也。《东山》之诗‘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此换韵调也。《行露》之诗‘厌行露’，其二章又云‘谁谓雀无角’，此换头调也。凡此烦促相宣，短长互用，以启后人协律之原。”是其明证矣。至于曲之与词相似，浅而易见，勿待解释。然诗、词、曲之分界又竟如何？王阮亭有曰：“词中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曲中之‘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却真不可思议，有天然之界限也。
填词作曲须晓七声，近今词学荒芜，昆曲绝响，故七声之学亦无人过问矣。迩年忽讲究皮簧，尊崇谭派，谓谭鑫培之吐字悉有阴平、阳平之别，于是一般戏迷遂退而考求七声，予亦戏迷之一，敢不从事？尝按之毛氏《七声略例》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之七声，其音易晓而鲜成谱。周德清但分平声阴阳，范善溱《中州全韵》兼分去入而作者不甚承用，故鲜见之。今略举其例，每部以四字为准，谐声寻理，连类可通，初涉之士庶无迷谬。计凡七部，惟上声无阴阳可分，叙次先阴后阳，亦姑袭周氏之旧耳。例如左：
阴平声 冲、该、笺、腰
阳平声 蓬、陪、全、潮
上声 无阴阳
阴去声 贡、、霰、钓
阳去声 凤、卖、电、庙
阴入声 谷、七、妾、鸭
阳入声 孰、亦、、错
苟解夫此，可以唱戏，可以任意窜改脚本矣。
予尝聆谭鑫培之《碰碑》，反二簧中第四句“锦绣龙朝”之“朝”字用阳平声咬字，“龙”字稍一提高、稍一顿挫而底底将“朝”字叫出，“朝”字之后转折仅有五折，如他伶唱则提高乱耍一串花而“朝”字乃念成“超”字，非其阳平声之本声矣。又第六句“我杨家反做了马前的英豪”，“杨家”之“杨”字系阳平声，在此种地方唱，难得叫出阳平声来，故谭乃易之曰“我父子”，“父子”二字均为上声，上声无阴阳，易于上口，高下疾徐均可任意为之也。由此以观，名伶自改脚本、更易唱法，必有其理由在，非胡扯淡也。
又孙菊仙唱《朱砂痣》一段慢二簧，第三句“泪流脸上”之“流”字，按阳平声叫之余味甚长，“脸上”之“上”字的系上声，以菊仙苍老之喉咙唱来亦甚悠扬不现痕迹。又第四句“难配鸾凰”之“配”字为阴去声，故叫得切实。至“鸾凰”二字有时亦唱作“鸳鸯”，“凰”系阳平声，“鸯”系阴平声，“凰”字下可以耍腔，“鸯”字下则不能耍腔也。由此类推，无论二簧、西皮，凡字之属阳者始可用之于耍腔之第末字内，而字属阴者则当截然中止也。原板二簧《盗骨》词中之“我也曾征过了塞北西东”，此“东”字下不能耍腔者，以其为阴平声故也。又《空诚计》词中慢板西皮之“凭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此“坤”字下不能耍腔者，亦以其为阴平声故也。至于《卖马》词中“两泪如麻”之“麻”字系阳平声，故谭鑫培遂行腔其下，愈增凄凉之韵焉。
旧剧唱词大概用中州音、吴音、鄂音三种，此外又有二字，如“更”不读庚而读斤，“脸”不读捻而读简，谓为习惯音。然以予考之，庚、青、蒸韵可通用，而“更”字可作历字讲，譬如更事之名词即经事之谓，故“更”可以读经。至于“脸”字，明明系居奄切、音检，在俭韵中，其读捻者乃俗音也，剧中独用其古音，何足异哉？
上海入剧馆坐包厢看戏者多妇人与大商贾，位分固然至尊，风雅全然不解，那能真悟得剧中三昧？俗伶偶善两句花调，大标其名曰谭派以媚座客，座客听之而悦以为谭派即如是如是，果叫天自来，其行腔之花必较此更甚。及叫天果来矣，人震其名，亦果空巷往观矣，一聆其歌单简干净，乃惶然大骇，以为谭调必不如是，非叫天为伪者，即其不用心耳，不然，胡与我平日理想中之谭叫天、习闻之谭调异乎？于是叫天遂受此理想习闻之影响，知音寥寥，不能自见于上海，可悲也！
中国人之特性惟善于附和、善于模仿，附和之徒毫无主见，模仿之物亦不过得其形似。由沪人心目中所谓之谭调以推及于他事他物，固莫不中此病也。故中国今日文章、工艺，事事物物均无进步之可言，可胜叹哉，可胜叹哉！
尝见吴趼人所著小说，内载香港当初开埠时，华商到者寥寥，一窭人子穷极无聊，偶买得小儿玩物，以口吹“兵碰”作响，名为滴滴冻者计数十枚，携往香港，日坐于外人总会之门大吹之。一西人出见而大异，询每枚价若干，窭人子不善英语，伸一手指示之，盖言一文钱也。西人不知，以为一元，即授以一银币。及入口吹之，一吹便破，于是奔告同类速来研究此物。及众人至，均以为异，则争投银币购而吹之，有响者、有不响者，其能于吹响之人视不能吹响之人有傲色，而不能吹响之人遂大忿，解囊出巨金购多枚吹之，旋吹旋破无吝色，求其响而后已。然彼吹能响者亦为技不精，时有破损，故亦须时时补充。如是数月，外人尽能吹作“兵碰”之声，而窭人子之囊橐亦满载而归广州矣。此事虽近滑稽，然西人确有此好奇之心理也。
又闻乙卯年巴拿马博览会中有一中国人设摊卖水烟，尝独坐摊前，执水烟筒吹纸媒子使燃，烧皮丝烟吸之。一西人见而大异，向其借一纸媒子吹之火不能燃，遂亦邀朋引类共来研究，致劳及其著名理学博士亦亲来试验。博士至，虽能按物理学加以种种之解晰，使人悟明其原理，然其不能吹之使燃如故。足见西人随处留心，无一事不思求其真理也。国人惟知皮毛，不求进步，当恨自己之愚，莫笑他人之痴，斯可矣！
又闻有一善吹唢呐之华人，偶随贵人赴西洋，于舟中出唢呐吹之，西人均加叹赏，一德国人尤崇拜，请其为师授以吸气之法。后德人艺成，遂以善吹军笛名，且译中国《风入松》《破阵乐》等曲牌入德国军乐谱内。盖外人之善学有如此者，神而通之，变而化之。以视中国留学生仅知拾人牙慧者，真有霄壤之分也。
日本与我国同居东方，同是黄色人种，其发见西方之文明而学之也亦同一时代，顾今日而彼则蒸蒸日上，我则毫无进步可言，果何故欤？予初亦思之不解，后见英文《京报》揭载一英人之论说，解释此问题颇有充足之间题，特摘述之代我喉舌。
距今极远之时代，中国即以自己之文明嘉惠于自国毗连各地之野蛮人种。此等人种不知书写并不知计时，中国人乃以较高尚生活之理想传授之，俾脱离野蛮之状态。今日之所谓日本者，其初固在受教之列也。日本人之最初性质习惯，与婆罗洲食人喋血之丹克种族相差不远，直至受中国文明之教化始脱原人状态，知所谓法律，知所谓立法之人，知尊重圣贤之教训，知过去之历史，知世有较高于争杀攘窃之生活，知美术、学问、商业为平和之盾。凡兹种种，虽日本有悬河之口亦不能辩驳也。殆其后感觉西方文明之压迫时，日本已非复杀人喋血之种族，已遵奉中国之教范，又天性爱进取，知中国之文明虽能导人入于文化之乡而不能获取物质进步，向世界上争发言权，于是弃此取彼，一反掌间将承袭于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之原理已成为日本生活之一部者割而弃之，而别采用一思想完全不同之制度。于是为时不逾半纪，而日本在外观上固为一欧化的国家矣。顾中国亦同时学步而进行甚迟，其所以然之故亦不难知。盖中国文明之发展历数千年，蟠结于人心至为深固，日本取之中国非有先天之关系，根基浅薄，故一见有其他之文明即舍旧谋新，并无困难。至于中国则不然，国民生活之理想经数千年之演进，与日本当日得自外来者不同，外来之物掘之则易，本国产生之物，非经艰辛剧烈之程序不能别取他物以代也。
予抄此文一通后，于“日本受中国文明之教化”一语思得一事证实之。偶阅郑板桥《题画》有曰：“画家写意二字误多少事，欺人瞒自己，再不求进，皆坐此病。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遂能写意也。”予于此乃思及日本之画。彼日本旧式画不得不谓曰学自中国者，且其画家颇重写意一派，浓墨大笔乱画桃符，即自诩曰予善于写意，而其实乃不足博大雅之一哂也。此其故即原因于根基太浅，仅曾学我之皮毛又不肯下工夫先从规矩工笔上入手也。由此类推，凡日本所谓之文字、汉文学、诗词等等均莫不与其写意画相近，皆缺少中国浓厚之真精神，与英文《京报》所云实无一不合。偶闻人言，日本有一文学博士尝研究汉文，人询其何故用心如是之深，彼笑而答曰：“三十年后，予将入中国执汉文之教鞭耳。”嗟夫！我国人三十年后岂遂真无一人解汉文，而必远请颠倒文法之文学家来作我良教师耶，抑日人之言夸大不足信耶？然而须自励矣。
岁在甲寅，自古多乱。刘献廷《广阳杂记》所纂，如尧之洪水、幽王之得褒姒、吕政之易嬴、吴三桂之叛清皆在是年，然皆弗如民国甲寅西历一九一四年兵乱之凶剧，然此言偶然符合亦怪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