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今按《杨士奇传》，士奇子稷居乡，尝侵暴杀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发稷横虐数十事，乃下之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伤其意，降诏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时士奇方为首相，而其子至为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则其肆虐已极可知也。又《梁储传》，储子次摅为锦衣百户，居家，与富人杨端争民田，端杀田主，次摅遂灭端家二百余人。武宗以储故，仅发边卫立功。《朝野异闻录）又载，次摅最好束人臂股或阴茎，使急迫而以针刺之，血缕高数尺，则大叫称快。此尤可见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传》，芳治第宏丽，治作劳数郡，是数郡之民皆为所役。又《姬文允传》，文允宰滕县，白莲贼反，民皆从乱，文允问故，咸曰祸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绥巡抚董国光子，居乡暴横，民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从贼，则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琅琊漫抄》载，松江钱尚书治第，多役乡人，砖甓亦取给于役者。有老佣后至，钱责之，对曰：“某担自黄瀚坟，路远，故迟耳。”钱益怒，答曰：“黄家坟亦吾所筑，其砖亦取自旧家，勿怪也。”此又乡官役民故事也。其后昆山顾秉谦附魏忠贤，得入阁，忠贤败，秉谦家居，昆民焚掠其家，秉谦窜渔舟以免。（《秉谦传》）时秉谦已失势，其受侮或不足为异。至如宜兴周延儒方为相，陈于泰方为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兴民至发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庐。（《祁彪佳传》）王应熊方为相，其弟应熙横于乡，乡人诣阙击登闻鼓，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一百七十余万，其肆毒积怨于民可知矣。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皆乌程人，其乡人盗太湖者以两家为奥主，兵备冯元捕得其魁，则世济族子也。（《元传》）是乡官之族且庇盗矣。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天顺中，曾为山东布政使，民垦田无赋者，奸民指为闲田，献诸戚畹，断还民。（见《李棠传》）河南濒黄河淤地，民就垦，奸民指为周王府屯场，献王邀赏，王辄据而有之。原杰请罪献者，并罪受者。（《原杰传》）又《戒庵漫笔》，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诉于官，会新令韩某颇以扶抑为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见当时献产恶习，此一家因周星卿及韩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占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几矣。由斯以观，民之生于我朝者，何其幸也！
按邓茂七之乱，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倡其侪毋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诉于县官，官遣巡检往摄，茂七杀弓兵数人，遂反，陷二十余州县。后大举剿之，始灭。（事具《丁传》。）此亦可见激变之由。然恶佃恃强，辄敢拒官倡乱，此风亦不可开。是在长民者禁势家之欺凌，又惩奸民之凶悍，则两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景传》，天顺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宝卿任道逊等以书碑亦进秩。王诏上疏切谏。工匠授官，已滥觞于此。正德初，刘健等疏中，有画史工匠滥授官职，多至数百人，岂可不罢。（《健传》）刘瑾擅权，《通鉴纂要》成，诬诸翰林纂修官誊写不谨，皆被谴，而命文华殿书办张骏等改誊。骏擢至礼部尚书，他授京卿者又数人，装潢匠役亦授官秩。（见《瑾传》。）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擢官工部尚书，其属冒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者以百数。（《李芳传》）又工匠赵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请，悉授职。（《胡世宁传》）
海外诸番多内地人为通事
《明史 外国传》，洪熙时，黄岩民周来保、龙岩民钟普福逃入日本，为之乡导，犯乐清。成化四年，日本贡使至，其通事三人，自言敝塔波人，为贼所掠，卖与日本，今请便道省祭，许之。五年，琉球贡使蔡景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为琉球通事，擢长史，乞封赠其父母，不许。十四年，礼部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闽中逋逃罪人，专贸中国之货，以擅外番之利。时有闽人谢文彬入暹罗国，仕至坤岳，犹天朝学士也，充贡使来朝，下之吏。正德三年，满剌加入贡，其通事亚刘本江西人萧明举，负罪逃入其国，随贡使来，寻伏诛。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县朱氏子，名缟，幼习歌唱，倭使悦之，缟叔澄因鬻焉，至是充使至苏州，与澄相见。又琉球王左长史朱辅本江西饶州人，仕其国多年，年八十余，彼国贡使偕来，奏明许其致仕还乡。又佛郎机贡使内有火者亚三，夤缘江彬，得侍帝侧，自言本华人，为番所使，后伏诛。万历中，有漳州人王姓者，为氵孛呢国那督，华言尊官也。又有海澄人李锦及奸商潘秀、郭震，勾荷兰人，贿税使高き，求借澎湖为互市之地。此皆内地民阑入外番之明据，然犹未至结队聚党也。三佛齐国为爪哇所占，改名旧港，闽、粤人多据之，至数千家，有广东人陈祖义为头目，群奉之。又嘉靖末，广东大盗张琏为官军所逐，后商人至旧港，见琏为市舶长，漳、泉人多附之，犹中国市舶官云。又吕宋地近闽，闽人商贩其国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后佛郎机夺其国，多逐归，留者悉被侵辱。（以上俱见《明史 外国传》。）是内地民人且有千百为群，家于外番者矣。及嘉靖中，倭寇之乱，先有闽人林汝美、李七、许二诱日本倭劫海上，（《七修类稿》）继有汪直、叶碧川、王清溪、谢和等据五岛，煽诸倭入寇，又有徐海、陈东、麻叶等偕倭人巢柘林、乍浦等处劫掠，（《胡宗宪传》）内地亡命者附之，如萧显、沈南山、叶明等，实繁有徒，凡十年而乱始定。（《七修类稿》）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为内地害矣。（《郑晓传》谓，倭寇中国，奸民利倭贿为之乡道，以故倭入所据营砦，皆得要害，尽知官兵虚实。倭恃汉人为耳目，汉人以倭为牙爪。）
嘉靖中倭寇之乱
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私来互市。闽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势家又护持之。或负其直，栋等即诱之攻剽。负直者胁将吏捕之，故泄师期令去。期他日偿，他日负如初，倭大怨，益剽掠。朱纨为浙抚，访知其弊，乃革渡船，严保甲，一切禁绝私市。闽人骤失重利，虽士大夫亦不便也，腾谤于朝，嗾御史劾纨落职。时纨已遣卢镗击擒光头、栋等，筑寨双屿，以绝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设备矣。会被劾，遂自经死。纨死而洞海备尽弛，栋之党汪直遂勾倭肆毒。（《明史 朱纨传》）案郑晓《今言》谓，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行者获倍蓰之利，居者得牙侩之息，故常相安。后因禁绝海市，遂使势豪得专其利，始则欺官府而通海贼，继又藉官府以欺海贼，并其货价乾没之，以至于乱。郎瑛《七修类稿》亦谓，汪直私通番舶，往来宁波有日矣。自朱纨严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关索负，突入定海劫掠云。郑晓、郎瑛皆嘉靖时人，其所记势家私与市易，负直不偿，致启寇乱，实属酿祸之由。然明祖初制，片板不许入海，而晓谓国初设官市舶，相安已久，迨禁绝海市，而势豪得射利致变。瑛并谓纨严海禁，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谓倭乱由海禁所致矣。此犹是闽、浙人腾谤之语，晓等亦随而附和，众口一词，不复加察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绝，然当定一贸易之所，若闽、浙各海口俱听其交易，则沿海州县处处为所熟悉，一旦有事，岂能尽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诸番与中国市易，必欲得一屯驻之所，以便收泊。明初暹罗、占城、瓜哇、琉球、氵孛泥诸国，皆在广州互市。正德中，移于高州电白县。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即今澳门也。佛郎机人因得混入其中。后佛郎机并吕宋、满剌加二国，势力独强，诸国人之在壕镜者皆畏之，遂为其所专据，筑城建寺焉。大西洋人来，亦乐居此，故市易益广。今番人皆立家室，长子孙，不下数千家，从无不轨之谋，盖其志在市易取利，无别意也。然海外诸番不一，壕镜所居，大约只数国之人，而他国不与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为永业。如嘉靖中，林道乾遁于台湾，后去，而荷兰人键遁之。万历中，荷兰人又贿税使高き，求筑城于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谕之，始去。其在台湾者，亦为郑芝龙所逐。芝龙降后，荷兰又据之，郑成功又夺其地。本朝取台湾后，始不复为外番所占。可见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国遣使入贡，乞于宁波之珠山及天津等处，僦地筑室，永为互市之地。皇上以广东既有澳门听诸番屯泊，不得更设市于他处，所以防微销萌者至深远矣。
案珠山即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践欲栖夫差于甬东，即此地。宋为昌国城，明属宁波之定海县。倭乱时，据为巢穴，汪直约降于胡宗宪，曾遣其子氵敖破倭于舟山。徐海死，余党亦窜舟山，为俞大猷所殪。及汪直既降被诛，氵敖又栅于舟山，入寇。（见《胡宗宪传》。）明末总兵黄斌卿据之，鲁王以海监国绍兴，兵败来投，斌卿不纳。先是舟山田皆属内地大户，至是斌卿尽籍为官田，使民佃田纳租，盖欲占为世业也。顺治六年，斌卿为张名振等所杀，鲁王复来驻。顺治八年，大兵攻之三阅月，始遁去。我朝使巴臣兴镇守。十二年，郑成功遣洪旭来寇，臣兴降之。明年，我兵复其地，始入版籍。可见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据为巢穴，固不可轻授也。（《明史 张可大传》，舟山，宋昌国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奥，为浙东要害，可大为参将，条八议筹战守，皆硕画。）
天主教
意大理亚国在大西洋中。万历中，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亚细亚洲，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凡七十余国，而意大理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蜡泥加洲，而域中大地尽矣。大抵欧罗巴诸国悉奉天主教。天主耶酥生于女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在亚细亚洲之中，西行教于欧罗巴。其始生在汉哀帝元寿二年庾申，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渐行。二十九年，入京师，以方物献，并贡天主及天主母图。礼部以《会典》不载大西洋名目，驳之。帝嘉其远来，假馆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交接。利玛窦安之，遂留居不去。三十八年，卒。其年以历官推算日食多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书有中国所不及者，当令采择，遂令迪我等同测验。自利玛窦来后，其徒来者益众，有王丰肃、阳玛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从之。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奏请逐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与利玛窦等泛海九万里，观光上国。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岂有邪谋，敢坠恶业，乞赐宽假。”帝亦不报，而其居中国如故。崇祯时，历法益舛，礼部尚书徐光启请令其徒罗雅谷、汤若望等，以其国新法相参较。书成，即以崇祯元年戊辰历为历元，其法视《大统历》为密焉。其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所著书多华人所末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其徒又有龙华民、毕方济、艾如略、邓玉函诸人，皆欧罗巴国之人也。统而论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也。皆生于亚细亚洲，而佛教最广。亚细亚洲内，如前、后藏、准噶尔、喀尔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国亦佛教盛行。亚细亚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国、锡兰国、榜葛剌国、沼纳朴儿国，南洋之白葛达国、占城国、宾童龙国、暹罗国、真腊国，东洋之日本国、琉球国，皆奉佛教。（俱见《明史 外国传》。）又增迦剌国、马八儿国俱有佛钵舍利。（见《元史 亦黑迷失传》。）其余海外诸番，则皆奉天主教矣。回回教，亚细亚洲内惟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郭酣、巴达克山、控噶尔、克食米尔、退木尔沙等国奉之。（见椿园氏《异域琐谈》。）外洋则祖法儿国、阿丹国、忽鲁谟斯诸国奉之。（亦见《明史 外国传》。）孔教仅中国之地，南至交趾，东至琉球、日本、朝鲜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广，天主教次之，孔教、回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极，凡三纲五常之道无不该备，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广。盖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区始能行习，粗者则殊俗异性皆得而范围之，故教之所被尤远也。试观古帝王所制礼乐刑政，亦只就伦常大端导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学，原不以概责之庸众。然则天道之包举无遗，固在人人共见之粗迹，而不必深求也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