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悼惠王传》，悼惠子哀王将发兵诛诸吕，乃先诱燕王刘泽入齐，使祝午至燕，发其国兵并将之。泽不得归，乃愿往长安，议立哀王为帝，哀王遂资其行。而《泽传》不言被诱入齐事，但云：太后崩，泽即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遂与齐合兵，而泽先至长安。（《汉书》亦同。）
《朱建传》谓：黥布欲反，建谏之不听。布诛，建得不诛。事在《黥布传》中云云。今《布传》无此语。
《佞幸传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闳孺。而《朱建传》又云孝惠有闳籍孺，是并二人为一人。《汉书》亦云闳籍孺。
《郦食其传》既叙食其见高祖之事，而《朱建传》又重叙郦生见高祖之事，与彼传小异。
《周仁传》，仁以不洁清得幸。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案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帝再幸其家”，文义不顺，《汉书》删“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传》戾太子斩江充，发兵与丞相刘屈战之事，既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闭守城门，因纵太子，下吏诛死。”下又云“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族死陉城”，文既繁复，且不可解。
史汉不同处
一代修史，必备众家记载，兼考互订，而后笔之于书。观各史艺文志所载各朝文士著述，有关史事者何啻数十百种。当修史时，自必尽取之，彼此校核，然后审定去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记事本不确实，故弃之。而其书或间有流传，好奇之士往往转据以驳正史，此妄人之见也。即如班固作《汉书》，距司马迁不过百余年，其时著述家岂无别有记载？倘迁有错误，固自当据以改正。乃今以《汉书》比对，武帝以前，如《高祖记》及诸王侯年表、诸臣列传多与史记同，并有全用《史记》文，一字不改者。然后知正史之未可轻议也。其间有不同者，张泌有《汉书刊误》，朱子文有《汉书辨正》，刘巨容有《汉书纂误》，今皆不传。现存者惟刘《汉书刊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皆不过就本书中穿穴订正，非于此二书外别有援据，以资辨驳也。刘辰翁有《班马异同》，盖亦就《史记》、《汉书》岐互处分别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书比对，摘其不同者列于后。
韩信击魏豹，《史记》在汉三年，《汉书》在二年。韩信袭杀龙且，《史记》在三年，《汉书》在四年。诸侯会垓下，《史记》在四年，《汉书》在五年。项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皋，为汉王所虏，《史记》在刘、项同军广武之后，《汉书》在同军广武之前。徙王韩信于楚，《史记》在汉王即帝位后，《汉书》在杀羽未即位前。萧何造未央宫，《史记》在八年，《汉书》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后，《史记》谓七年朝陈，八年朝洛阳，《汉书》谓六年朝陈，七年朝洛阳。二书纪事，每差一年。
项羽、陈涉二人，《史记》称项王、陈王，《汉书》改为列传，故皆称名。
《史记》，项羽立田都为齐王，田荣怒，乃杀都，自立为齐王。《汉书》谓荣攻都，都走降楚。
《史记 项纪》、《高纪》皆言项羽徙义帝长沙，都郴，使衡山王、临江王击杀义帝。《汉书 高纪》则云：羽使九江王布击杀义帝于郴。（颜师古注谓：衡山、临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杀义帝，而击杀者乃九江王也。）
《史记 项纪》，楚军败于定陶，项梁死，楚怀王恐，乃从盱眙徙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汉书》谓羽与沛公等闻项梁死，乃徙怀王。都于彭城。
项羽分王诸将，《史记》先叙诸将分王毕，方叙徙楚怀王于长沙。《汉书》则先叙徙怀王，然后分王诸将。
《史记》，分王诸将，韩王成都阳翟。《汉书》无“都阳翟”三字，以成虽有此封，实未至国也。（案《史记》，成无军功，羽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杀之。）
《史记》，田荣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汉书》，彭越击杀田安，荣遂王三齐。
《史记》，项羽美人名虞，《汉书》谓姓虞氏。
《史记》，汉骑将追项羽，为羽所叱，人马俱惊者为赤泉侯，而不著姓名。《汉书》则曰杨喜。然《史记》羽死后分其四体者有杨喜，又不言即赤泉侯。
《史记 张耳传》，外黄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谓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处也。《汉书》谓庸奴其夫，亡抵父客，则富人女以夫为庸奴，故去之也。
《史记》，卢绾、陈分两传，《汉书》两人合为一传，以绾之反因陈事见疑而起也。
荆王刘贾，《史记》谓不知其何属，《汉书》谓高祖从父兄。
燕王刘泽，《史记》谓诸刘远属，《汉书》谓高祖从祖兄弟。
《任敖传》，《史记》谓高后崩，敖不与大臣共诛诸吕，故免官。《汉书》皆与大臣共诛诸吕，后坐事免官。
《史记》，倪宽在儒林尚书条内，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条内，《汉书》皆改入列传。
《史记 循吏传》载周、秦间人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汉书》所载则文翁、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皆汉人也。
《史记》张汤在《酷吏传》。《汉书》以其子孙多为名公卿，乃以汤另入列传。其他《酷吏》、《游侠》、《佞幸》内较《史记》各有所增，则皆迁以后人也，惟《货殖传》多仍《史记》之旧，列入白圭、猗顿、乌氏倮、巴寡妇清等，但去子贡耳。诚思《汉书》也，而叙周、秦间人耶。
《史记 儒林传》以《诗》为首，次《尚书》，次《礼》，次《易》，次《春秋》。《汉书儒林传》以《易》为首，次《尚书》，次《诗》，次《礼》，次《春秋》。
《史记》高祖为亭长，以竹皮为冠，命求盗之薛治之。（求盗者，亭长之副也。薛有作冠师，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师治之。）《汉书》但云：令求盗之薛治。（删一“之”字便不明。）
《史记》，秦始皇以东南有天子气，乃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隐于芒山泽之间，吕后以其所居处常有云气，求辄得之。《汉书》删却“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子自疑，正见其志气不凡也，《汉书》删此三字，便觉无意。
《史记》，沛公破丰，命雍齿守之，齿以丰降魏。沛公攻之不能下，项梁益沛公五千兵攻丰，而不言攻之胜负。《汉书》则云：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史记》，汉王败入关，又东出，袁生说汉王出武关，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汉书》作辕生。
《陈涉传》，《汉书》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记》，项羽烧秦宫室东归，说者讥其沐猴而冠。《汉书》，说者乃韩生也。
《吴王濞传》，《史记》高祖封兄仲为阳侯，《汉书》作合阳侯。
《韩信传》，《史记》汉王之败彭城，信收兵与汉王会荥阳。《汉书》谓信发兵，与汉王会荥阳。案是时信未有分地，从何发兵？盖收集溃卒耳，收字得实。
《张良传》，《史记》载其所致四皓姓名：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汉书》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传》，《史记》沛公拜勃为虎贲令，《汉书》作襄贲令。
《史记》周文，《汉书》作周仁；张叔，《汉书》作张殴。
《史记 梁平王传》，有告变者曰：类犴反，《汉书》作犴反。又《史记》告变后验实，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汉书》则云削五县，尚有十城。
《史记 田传》，景帝后三年，封为武安侯。《汉书》则云：武帝初即位，以舅封武安侯。案景帝后三年正是武帝即位之岁，乃武帝所封，特是时尚未改元故耳。
《李广传》，《史记》广为匈奴所得，络而盛两马间，广佯死，睨其旁一胡儿骑善马，乃忽腾而上，推堕儿，乘其马归。《汉书》谓抱胡儿，鞭马南驰。
《李陵传》，《史记》陵降匈奴，汉闻单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妻子。《汉书》谓汉闻李陵教匈奴为兵，遂族其母妻子，后乃知教兵者李绪，非李陵也。
史汉互有得失
垓下之战，《史记 高祖纪》叙韩信、孔将军、费将军等战颇详，《汉书 高纪》但撮叙数语。然杀项羽是汉王一大事，《汉书》略之，殊失轻重。
《高祖纪》末，《史记》但记其诸子。《汉书》独总叙高祖之明达好谋，虽日不暇给，而规模宏远，《史记》少此议论。又《史记 高纪》既叙高祖八男，而《吕后纪》内又叙之，殊复。《汉书》两纪俱不叙，另立《高五王传》。
《孝文纪》，《史记》于后六年忽总叙帝之节俭宽厚，下方叙后七年六月帝崩，殊属非法，总叙自应在帝崩后也。《汉书》取此语作赞。
《吴王濞传》，《史记》晁错议削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后服中有奸，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会稽二郡。及前二年削赵王河间郡、胶西王六县。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恐削地无已，因此发谋。案是时廷臣所议削者，即豫章、会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会稽书至，吴王遂反。今先云削吴之豫章、会稽，下又云方议削吴，是又于二郡外再议削矣，则下文所谓及削豫章、会稽书至者，又何说耶？《汉书》先删去削豫章、会稽字，但云削楚及赵胶西地，廷臣方议削吴，及削豫章、会稽书至，吴王遂反，较为明析。
七国反时，《史记》谓胶西王听吴王计，约同反，遂发使约齐、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汉书》独无济北。按《齐孝王传》，是时孝王狐疑不同反，寻被川等三国围急，阴与三国通谋，会路中大夫来告汉兵且至，遂坚守。及汉将栾布等解三国围后，闻齐亦通谋，将伐之。孝王惧，自杀。而济北王以城坏未完，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故亦不同反。后闻齐王自杀，济北王亦欲自杀，梁孝王为之辨雪，乃得不坐。（《邹阳传》据此则齐与济北二王亦非必能坚守之人，《史记》谓胶西来约同反时，齐、济北皆许诺，从其实也。《汉书》独无济北，则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于约反之内，则齐王不惟不反，且有坚守之功，何以转列于从反之内乎？岂以齐王自杀，遂坐以反谋；济北免罪，则并其先欲从而不得反之处，概为隐讳耶？
四国攻临时，《史记》谓胶西为渠率，与胶东、川、济南共攻临。《汉书》则云胶西、胶东为渠率，与川、济南共攻临。案胶西听吴王之谋，使人约诸王反，则主兵者胶西也，《汉书》增胶东为主谋，亦非。
《淮南厉王传》，《史记》高帝过赵，赵王献美人，帝幸之，有身。会贯高等谋反，帝令尽捕赵王家属系之。美人亦在系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厉王，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令吕后母之。《汉书》叙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案是时厉王尚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记》以为有身，较稳。
厉王以罪废徙蜀，《史记》谓一路传送者皆不听发车封。王为侍者曰：“吾以骄故，不闻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案既不发封，则王在车中与谁语？若有人共语，则饿死后岂不声言，直待雍令发封始知耶？《汉书》先叙王语，方叙传送者不敢发封，以致饿死，文义较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