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录唐白居易后利用为河南府教授，元稹七世孙为台州司马，裴度孙坦为郑州助教。又录唐长孙无忌、段秀实等孙，皆教官。仁宗录唐狄仁杰、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后，神宗录唐魏征、狄仁杰、段秀实后，皆见本纪。按《旧唐书 段秀实传》，自贞元后，凡赦书褒忠，必以秀实为首。又贞元六年赦书，授颜真卿一子五品官。文宗时，又以真卿曾孙宏式为同州参军。《五代史 刘遂清传》，唐朝浑、郭、颜、段之后，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为常制。是唐及五代时已有此制，宋盖仿而行之也。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则李贤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则李宸妃也。神宗之为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时尚在英宗潜邸，未为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极，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钦宗生时，其母王氏已册为后，故钦宗以嫡长为皇太子，后即位，竟北迁于金。南渡后，光宗母系郭皇后，宁宗母系李皇后，然诞育时亦皆在潜邸，未为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宫后生德帝，（咸三年立全后，七年生帝。）甫登极即国亡。统计有宋一代，皇后，正位后所生太子，只靖康、德二帝，而二帝皆为失国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又有已立为太子而不得继统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真宗之悼献太子，哲宗之献愍太子茂，犹皆死后追赠，未尝及身为储君也。其生而立为太子者，钦宗嫡子谌，朱后所生，生时虽尚未为后，然正妃也，故谌为嫡皇孙，当时已称祖宗以来所未有。钦宗登极后，立为皇太子，后竟随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甫，潘贤妃所生，苗刘之变，为所拥立，改元明受，高宗复辟后，立为皇太子，未几殇。孝宗之庄文太子忄耆，郭后所生，嫡长子，乾道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宁宗之景献太子询，本宗室子，开禧初立为皇太子，年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贵和为皇子，赐名，虽未加太子之号，然已居储贰，继体攸属，后为史弥远擅废，降封镇王，不得其死。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即非正后所生而册为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宋初考古之学
考古之学，至南宋最精博，如郑樵、李焘、王应麟、马贵与等是也。然宋初制诰之臣已多博雅。乾德三年，范质等三相俱罢，将独相赵普，而无宰相书敕，帝以问陶谷，谷曰：“古来宰相未尝虚位，惟唐文宗甘露之变，数日无相，左仆射令狐楚奉行。今尚书亦南省官，可以书敕。”窦仪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开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也，可书敕。”从之。仪之论固是，然古来偶有朝无宰相之故事，谷独能记之。又普独相后，太祖欲置之副而难其名称，问谷下宰相一等有何官，谷曰：“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遂以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仓猝一问，即能援引故事，可见熟于典故，腹笥中无不有也。太祖改年号乾德，以为古所未有，后于宫中得乾德钱，以问窦仪，仪对以魏、蜀曾有此号，询知果自蜀中来者，始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太宗时，皇子元杰封吴王，行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张洎谓六朝皇子封王，以郡为国，置傅、相、内史等，佐王为治；或王子不之国，则内史行郡事。唐改为长史，凡亲王授大都督不之镇，而朝命大臣临郡者，即有长史之号，谓亲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镇扬州，云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载义出镇幽州，云卢龙军副大使知节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是也。今王既为大都督，又为长史，则是王自为上佐矣。即此数条，可见诸臣于朝章国典无不究心有素，仓猝间即有据依，足资朝廷制作之讨论也。又钱ㄈ薨，谥“忠懿”，张洎为覆状，有“受宠若惊，居亢无悔”语，张亻必驳之，谓“亢龙无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对状曰：“《易》之九三，王弼注云，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因时而惕，故愈于上九之亢。《正义》云，九三居下体之极，是人臣之体，其能免亢龙之咎者，以慎守免祸也。是人臣能免亢极之祸也。《汉书 梁商传赞》云，地居亢满而能以谨厚自终。杨植作《许由碑》云，锱铢九有，亢极一夫。杜鸿渐《让元帅表》云，禄位亢极，过逾涯量。卢杞作《郭子仪碑》云，居亢无悔，其心益降。张说作《祁国公碑》云，一无目牛之全，一无亢龙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诏洎援引故实，历历有据，罚亻必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辩博如此，其学可知。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问林希古有此名否，希对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显承。此又诸臣熟于经史之学，原原本本，非以口给也。自朝章国故之不讲，则有如蔡京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而废尚书令者矣。（徽宗诏，尚书令太宗曾为之，今不须复置。说者谓宋太宗未尝为尚书令，惟唐太宗曾为之，今误以唐太宗为宋太宗，乃蔡京当国，不学无术之故也。见《京传》。）自经义史学之不讲，则有如章谓北郊祀地，只可谓之社，而欲废北郊大礼者矣。（以北郊止可谓之社，黄履曰，天子祭天地皆称郊，故《诗序》云，郊祀天地。若社则土神也，岂有祭大祗亦谓之社乎，北郊之议遂定。见《黄履传》。）然则北宋文学之臣，稽典故，援经史，俱确有据依，岂后代所可及哉。
宋初严惩赃吏
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按本纪，太祖建隆二年，大名府主簿郭ダ坐赃弃市。乾德三年，员外郎李岳、陈偃、殿直成德钧皆坐赃弃市。蔡河纲官王训等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赃杀人，弃市。开宝三年，将军石延祚坐监仓与吏为奸赃，弃市。四年，将军桑进兴、洗马王元吉、侍御史张穆、左拾遗张恂，皆坐赃弃市。刘祺赃轻，杖流海岛。六年，中允郭思齐、观察判官崔绚、录事参军马德林，俱坐赃弃市。此太祖时法令也。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泗州录事参军徐璧坐监仓受贿出虚券，弃市。侍御史赵承嗣隐官钱，弃市。又诏诸职官以赃论罪，虽遇赦不得叙，永为定制。中书令史李知古坐受赃改法，杖杀之。詹事丞徐选坐赃，杖杀之。御史张白以官钱籴卖，弃市。汴河主粮吏夺漕军粮，断其腕，徇河干三日，斩之。是太宗法令犹未弛。然寇准谓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赃，吉赃少乃伏诛，淮以参政王沔之弟，盗主守财至千万，止杖，岂非不平耶。则是时已有法曲纵者。至真宗时，弃市之法不复见，惟杖流海岛。如员外郎盛梁受赃，流崖州。著作郎高清以赃杖脊，配沙门岛。盖比国初已弛纵矣。《仁宗本纪》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苏颂传》，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应死，法官援李希辅例，杖脊黥配海岛，颂奏仲宣赃少应减，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颂引“刑不上大夫”为对，遂免黥，永为定制。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当时论者谓颂一言而除黥刺，以为仁人之言其利溥。（见《颂传》。）益可见姑息成风，反以庇奸养贪为善政，其于不肖官吏之非法横取，盖已不甚深求。继以青苗、免役之掊克，花石纲之攘夺，遂致民怨沸腾，盗贼竞起。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官军万人不敢捕。方腊之乱，凡得官吏，必恣行杀戮，断截肢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以泄其愤。陈遘疏所谓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纪极，怨痛结于民心，故至此也。（见《陈遘》及《方腊传》。）南渡后，高宗虽有诏，按察官岁上所发摘赃吏姓名以为殿最，然本纪未见治罪之人。惟孝宗时，上元县李允升犯赃，贷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赀，失察上司俱降黜。广东提刑石敦义犯赃，刺面配柳州，籍其家。知潮州曾造犯赃，贷死，南雄编管，籍其家。参知政事钱良臣以失举赃吏，夺三官。是时法令虽比国初稍轻，而从积玩之后有此整饬，风气亦为之一变。真德秀所谓乾道、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赂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耻，皆孝宗之遗烈也。理宗虽亦诏监司以半岁将功去赃吏之数来上，视多寡为殿最，守臣助监司所不及则以一岁为殿最，（见本纪。）是亦颇能留意综核者，然是时汤焘疏言，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胜穷之费，故民有不可胜穷之忧。（见《焘传》。）则知庙堂之诏已为具文，而官吏之削如故也。贾似道亦疏言，裕财之道，莫急于去赃吏，艺祖杖杀朝堂，孝宗真决刺面，今当仿而行之。（见《似道传》。）以似道之狂谬，尚知赃吏之不可不重惩，而追思艺祖、孝宗之遗法，然则是二帝者可谓知所务者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