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
元起朔漠，本无文字，开国以后，又无有如金之完颜宗翰等能访求先朝事迹，是以记载寥寥。本纪赞所谓太祖奇勋伟绩甚多，惜当时史官不备，失于记述也。直至世祖中统三年，始诏王鹗集廷臣商议史事，鹗请以先朝事付史馆。（《鹗传》）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采集累朝事迹，以备纂辑。其后撒里蛮等进累朝实录，帝曰：“太宗事则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给，宪宗事独不能记忆耶？尚当询之故老。”又成宗时，兀都带等进《太宗》、《宪宗》、《世祖实录》，帝曰：“忽都鲁迷失非昭睿顺圣皇后所生，何为亦称公主？顺圣太后崩时，裕宗已还自军中，所记月日亦先后差误。”（本纪）此可见事后追述之舛漏也。其时内廷记载，又有所谓《脱必赤颜）者，仁宗常命译出，名曰《圣武开天记》。其后虞集总裁《辽》、《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即《脱必赤颜》。）所修太祖以来事迹，付出参订，或谓《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尝传出矣。今案《金史 世纪》叙先世事至盈一卷，而《元史》叙孛端义儿以下十世不过千余字，可见国史院已无可征。世祖以来，始有实录。（至元二年，敕儒士编修国史。五年，以和礼霍孙等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以记政事。灭宋后，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命耶律铸监修。成宗即位，诏完泽监修《世祖实录》。元贞七年，国史院进《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实录。武宗时，诏国史院纂修《顺宗》、《成宗实录》。仁宗时，纂修《武宗实录》及累朝后妃、功臣传，俾百工各上事迹。英宗时，诏修《仁宗实录》及后妃、功臣传。泰定帝诏修《英宗》、《显宗实录》。文宗时，又诏修《英宗实录》并具书倒剌沙款伏状。顺帝时，诏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传。以上皆见本纪。）明初得元十三朝实录，即据以修辑，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时徐一夔致书王曰：“史莫过于日历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历，不设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键遁以修实录而已。”《元史 奸臣传序》亦云，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盖史官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故也。是元之实录已不足为信史，修《元史》者键遁以成书，毋怪乎不协公论。史成后，即有朱右作《拾遗》，解缙作《正误》，而缙致董伦书并有“元史舛误，承命改修”之语，则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有改修之命。今《拾遗》、《正误》及缙所改修者皆不传，殊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尚完整，则以旧时纂修实录者多有熟于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国史，于祖宗功德、近戚将相家世勋伐，皆记忆贯串，史馆有所考究，悉应之无遗。（《文用传》）又拜住监修国史，将进《仁宗实录》，先一日诣院听读。首卷书大德十一年事，不书哈剌哈孙定策功，但书越王秃剌擒阿忽台事，拜住曰：“无左丞相，虽百越王何益？”立命书之。（《拜住传》）可见实录亦自矜慎。其执笔撰述者又多老于文学，如姚燧为一代宗工，当时子孙欲叙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传信，不得者每以为耻。（《燧传》）袁桷在词林，凡勋臣碑铭多出其手。（《桷传》）欧阳玄擅古文，凡王公大臣墓隧之碑，得玄文以为荣，片言只字，人皆宝重。（《玄传》）而皆与纂修实录之列。（《世祖实录》，李之绍、马绍、李谦、姚燧、张九思、张升所修。《裕宗实录》，张九思所修。《成宗实录》，元明善、程钜夫、邓文原所修。《顺宗实录》，元明善所修。《武宗实录》，元明善、苏天爵所修。《仁宗实录》，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所修。《英宗实录》，曹元用、马祖常、廉惠山、海牙所修。《泰定帝实录》，成遵、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所修。《明宗实录》，成遵、谢端所修。《文宗实录》，王结、张起岩、欧阳玄、苏天爵、成遵所修。《宁宗实录》，谢端所修。累朝后妃、功臣传，张起岩、杨宗瑞、揭斯、吕思诚、贡师泰、周伯琦等所修。以上俱见各本传。）明初修史诸臣即抄撮成书，故诸列传尚多老笔而无酿词。其《天文》、《五行》诸志，则有郭守敬所创简仪、仰仪诸说。《职官》、《兵》、《刑》诸志，又有虞集等所修《经世大典》。水利《河渠》诸志，则有郭守敬成法及欧阳玄《河防记》以为据依，故一朝制度亦颇详赡。顺帝一朝虽无实录，而事皆明初修史诸人所目击，睹记较切，故《伯颜》、《太平》、《脱脱》、《哈麻》、《孛罗》、《察罕》、《扩廓》等传，功罪更为分明。末造殉节诸人，则又有张翥所集《忠义录》以资记载。故一部全史，数月成书，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疏略议之也。惟中叶以后，大都详于文人而略于种人，则以文人各有传志之类存于世，而种人无之，故无从搜括耳。
案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宋濂、王为总裁，二月开局，八月成书。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往北采遗事。明年二月，重开史局，六月书成。今案《元史》列传三十一二卷，已载元末死事诸臣《泰不华》、《余阙》等传矣，乃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时《耶律楚材》、《刘秉忠》、《史天倪》、《张柔》、《张弘范》等传编入，几于前后倒置。盖三十二卷以前系初次进呈，三十三卷以后则第二次进呈者，诸臣以太祖威严，恐干烦渎，遂不敢请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耳。时日迫促，舛漏自多。如孟珙《蒙达备录》谓，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辽史》有磨古斯国，盖即珙所称蒙古斯，磨、蒙声相近也。又《辽史》有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则磨古斯乃阻卜酋长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此为建国号之由，而本纪并不载。又顾宁人指出《元史》列传第八之速不台，即第九之雪不台。第十八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益可见修史诸臣但据各家志录家传之类，随得随抄，不复彼此互对，则当日之草率致误可知矣。至贾良伯《死节记》谓余阙妻蒋氏从死，而《元史 阙传》作耶律卜氏，据张毅所记，耶律卜氏乃阙之妾，则《元史》竟以其妾当其妻。又《翦胜野闻》谓，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张士诚留于平江数年，士诚败，明太祖以伯琦身为大臣而仕于张氏，遂诛之。今《元史 伯琦传》则谓，士诚既灭，伯琦归鄱阳卒，又与野史互异。此则未可据野史以驳正史者。盖一代修史时，凡稗官丛说，无不搜集，其所弃而不取者，必其无所据依，今反拾其所弃者以驳正史之讹，多见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进呈御览，如果周伯琦为明祖所杀，岂敢讳之以为善终哉！阅《元史》者，不得概以舛误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处
《金史》，蒙古使唐庆至汴，飞虎军申福、蔡元擅杀之。是唐庆之死由军士擅杀，如宋独松关守将张濡之杀廉希贤也。《元史》则谓，太宗命庆往谕金主黜帝号称臣，金主不听，庆以语侵之，金君臣遂谋害庆，夜半令人入馆杀之。则庆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案是时哀宗方以曹王讹可出质求退兵，岂复敢杀使招衅，此必元人藉口以为兵端也。《元史 李守贤传》，攻河南，其渠魁强元帅者，以众出奔，守贤追及降之。案《金史》，洛阳既破，强伸复立军府，与元兵力战，此即所谓强元帅也。然伸力战被擒后，北兵语之曰：“汝能一屈膝，即贷汝命。”伸不从，持使北向，伸仍拗头南向受刃，事见《忠义传》。是其殉节最烈，而《元史》谓追及降之，实属曲笔。又《元史 石抹阿辛传》，阿辛将黑军长驱捣汴州，入自仁和门，收图籍，振旅而归。案《金史》《完颜赛不》等传，汴京之围，哀宗以讹可出质，蒙古主即还，使碎不<角┦>等（即速不台。）围守，未尝攻破汴城。塔察儿与金人战南薰门，亦未尝破门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尝有攻破城门之事也，《阿辛传》亦误。又《元史 塔察儿传》，与金合达战三峰山，败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师，命偕速不台（传又作唆伯台。）围汴。案《金史》《合达》、《蒲阿》二传及《元史 睿宗图类（旧名拖雷。）传》，三峰山之战在壬辰正月，今叙于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儿传》亦误。《金本纪》，蔡州破，哀宗传位于宗室承麟，自缢于幽兰堂，承麟为乱兵所杀，《宋史》亦同。《元本纪》则谓获承麟杀之，所谓乱兵者，盖即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处
《元史》本纪，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淮西诸郡降，惟镇巢军复叛。贵遣使招之，守将洪福杀其使，贵亲至城下，福始降，阿术斩之。案《宋史》，洪福附《姜才传》后，福本夏贵家僮，积功为镇巢军统制，贵招之降，不听。元兵攻城，贵亲往，语福欲单骑入城，福信之，门发而伏兵起，遂执福。福大骂贵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节，凛凛有生气，而《元史》谓其降而又斩，实属曲笔。又本纪，至元十四年，攻重庆，都统赵安以城降，制置使张珏走涪。元帅张德润以舟师邀之，珏遂降。案《宋史 珏传》，重庆陷，珏乘小舟走涪，中道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夺斧掷江中，珏又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为铁木儿追及，执送京，至西安，其友谓之曰：“公尽忠一世，今纵得不死，欲何为哉！”珏乃解弓弦自经死。是珏亦未尝降也，而《元史》竟书曰降，亦属曲笔。（案《元史》本纪，梅应春本宋重庆制置使，为张珏所杀，至是应春子国宾诣阙诉冤，诏以珏付国宾，使复父仇。珏时在京兆，闻之自经死。此另是一说，然亦可见珏之未降也，如已降，则已为元臣，梅国宾敢请得而甘心乎？案《宋史 张珏传》，珏遣赵安破泸州神臂门，执梅应春杀之，盖本宋将降元守泸州而为珏所杀者。）
金史当参观元史
《金史》虽简净，然亦有不明晰处。其叙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将帅则曰北帅，或曰大帅，或曰北大帅，皆不著何人。盖元人修《金史》，不便屡以本朝祖宗及将相行文，故多隐括其词，然亦有不可通者。如《讹可传》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军攻汴梁，故自将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谓蒙古兵也，所云自将者指何人耶？及观《元史》，始知即太宗自将也。其自南而北来会者，则睿宗图类也。（太宗弟，旧名拖雷，后追谥睿宗。）是时图类先入蜀，由宋武休关绕出唐邓以趋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从白坡渡河会之，故有禹山、大峰山等战。（《金史》亦不著拖雷名。）既胜，遂趋汴。金哀宗以曹王讹可出质，太宗及图类北归，留大将速不台、塔察儿等围守。（《金史》围汴之将但有碎不<角┦>，而塔察儿等俱不著。）是冬哀宗出走，明年正月至归德，旋有蒲察官奴斫营之捷。《金史 官奴传》谓，官奴伪与蒙古将忒木碍相约，欲劫帝出降，因知其大将在王家寺，乃乘夜斫营，北军大溃，溺死者三千人。所谓大将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 槊直盾鲁华传》证之，则大将乃撒吉思卜华也。撒吉思卜华追金主于归德，驻营城北，左右皆水，金将官奴来斫营，腹背受敌，一军皆没。《史天泽传》亦云，撒吉思卜华背水而营，天泽谓非驻兵之地，撒吉思卜华不听，果全军皆没。是《金史》不明晰处，必参观于《元史》也。
元史自相歧互处
《史天泽传》谓，太宗三峰山战胜后即北还，留睿宗（图类）总兵图汴。案《塔察儿传》，太宗围汴，金主以曹王讹可出质，太宗与睿宗还河北。《睿宗传》亦云，太宗北还，住夏于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图类祷于天地，太宗疾愈，图类从之北还。是图类与太宗同北归，未尝留围汴京也，《天泽传》误。
《郑鼎传》，鼎从宪宗征大理，由六盘山起行，山路险恶，尝负宪宗以行。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案本纪，宪宗二年，命皇弟呼必赉（即世祖，旧名忽必烈。）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还朝。是征大理者世祖，而非宪宗亲行也。八年，宪宗自将伐宋，由西蜀入。九年，崩于钓鱼山。是宪宗亲征者蜀地，而非大理也，《鼎传》何以云从宪宗征大理耶？案《鼎传》，宪宗征大理在庾戌岁，是时尚未登极，而世祖征大理在壬子、癸丑、甲寅三年，岂世祖未征之前，宪宗先已征之，即位后又命世祖往征耶？然《宪宗本纪》所叙，未即位之前，如征钦察征俄罗斯（旧名斡罗思。）等，战功甚多，如果征大理擒其主，岂不叙及？乃《宪纪》并无一字，而《定宗纪》后庾戌之岁，亦无遣莽赉叩（即宪宗，旧名蒙哥。）征大理之事，则《鼎传》所云，或是从世祖征大理，而以为宪宗者误。
《薛塔剌海传》，宪宗八年，从世祖攻钓鱼山苦竹崖。明年，宪宗崩于钓鱼山。案宪宗亲攻钓鱼山时，世祖以皇弟别将兵攻鄂，未尝在钓鱼山也，《薛塔刺海传》误。
《按塔哈传》，（旧名阿塔海。）宋殿帅张彦与都统刘师勇袭吕城，按塔哈、辉图（旧名怀都。）击之，斩彦。案《辉图传》谓，殿帅张彦、安抚刘师勇攻吕城，辉图与战，擒张殿帅。《呼喇珠传》，（旧史忽剌出。）亦谓张殿帅攻吕城，呼喇珠与辉图生擒之。《宋史》，张彦被擒后，元人令其至常州城下招降。是张彦未尝被杀也。《按塔哈传》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