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三泰见时机已到，这才拿出他的杀手锏来，一边给奚汇如斟酒，一边说：“据传言，东头除天翔号，兴旺号也在打贵行的主意。他们见别人高薪聘请虞先生无效，遂另生一计，要用美人来蛊惑了。”
“有这等事？”“太有这等事了。”舒三泰肯定地说，“不仅他们如此，别处也在想着更损的招数。我真替老兄捏把汗，真该提高警惕了。当然，如果奚先生另有把握，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来，咱们喝酒。”
“不！”奚汇如说，“舒老弟的警告太及时了。”舒三泰一听有谱，话已有了转机，便知自己这个月下老是当定了，自然欢喜。为给奚汇如造个台阶，面子上过得去，他表示情愿出资帮虞洽卿，先买瑞康号两个股份，从伙计跃升为股东再联姻，也姑且算是门当户对了，别人说不出什么的。
奚汇如显然已到了穷于应付的境地。同行系冤家，自古如此。如今他瑞康号财源广进，别人早就眼红了，对此他最清楚不过。只没料到人家不只是眼红，还要使这么多绊子。当然不能让那些小人的阴谋得逞。事已至此，哪还能有那么多顾忌，况舒三泰所说，也句句在理，不如让他落了这个人情去。至于股份的事，既然虞洽卿就要成为自己家的人，索性还是自己出让的好，何必再让外人插手？所以他举起杯子，半带酒意地说：“舒先生美意，奚某不敢辜负。小女的事，就全靠贤弟操心了。”舒三泰自是窃喜。
事情果然顺利，不日虞洽卿就成了瑞康号的股东。稍后又请了命理先生，看了两位小新人的生辰八字，初步订下婚期，来日交换了帖子，静等黄道吉日。这桩婚事于年初提起，至年终就张罗出眉目了。光绪九年12月26日那天，舒三泰以证婚人的身份主持了虞洽卿与奚梦竹的婚礼。奚汇如人缘不错，虞洽卿亦善于处世，因此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酒席摆了几十桌。
洞房就在奚老板的后院，是靠东边的几间房子。有几个小学徒半晚上去听他们的壁脚，惊得咋舌不已。原来新娘子问新郎官，如果万泉号的老板舒三泰不撮合，两个人是不是就没有了缘分？新郎官却笑说：哪里呀！是他自己拜托舒三泰的。又说天翔号和兴旺号的老板请过他倒是真的，但谁也没说过要用什么美人计，这也是他自己编出来，让舒三泰去对奚老板讲的。洞房里传来新娘子嗔怪的笑声。
虞洽卿夫妇情投意合，婚后恩爱融洽，次年他们得了一子，取名顺恩，是个虎头虎脑的小子，颇讨奚汇如夫妻的欢心。
虞梦竹既温柔又贤惠，又识文断字，无一不让虞洽卿爱之敬之。这样，虞洽卿就真正成了奚家一个成员。奚汇如老板的一颗心也就落到了实处，平时除了逗逗外孙子、看看戏外，概不过问商务。瑞康号的大小事宜，全权委托给乘龙快婿，自己做起甩手掌柜了。他这样对虞洽卿说：“老夫老了，奚家家业就全靠你去撑了。”
爱好
虞洽卿十五岁辍学从商（八岁至十五岁读“雨书”，合起来约读三年书），读书不多，然而到四十岁，却能下笔成文，电报、公文、公函均能起草，问其原因，说是得益于新闻报刊，自学而成材。英语会话，全仗夜校学习而成，虞洽卿对“读报可以学文化”之说有独到之经验，他曾对人说：“吾幼年失学，要是没有报纸的话，则一辈子只识几个字，没有进步了。报纸的好处，就是文字浅显畅晓，不像书本上所载的文章，艰深难懂，只识几个眼头字的人，便可看报，便可知道世界大事，灌输一切知识。一般人，以为办学校要紧，我却以为办报纸和办学校一样要紧。你看社会上四五十岁以上的小商人，他的童年只读过一本百家姓、一本三字经，识字不多，什么也不懂得，但是后来居然会谈国事、会写书信，这分明是他们每天看报纸得到的成绩。”他又说，“有人办成人学校，我说不如办通俗报纸，让这些年幼失学之人，随时随地可以自修，成效比办学校更好。”
虞洽卿爱看报、读书，对报人倍加尊敬和爱护，他一生多次保护报人，在沪上传为佳话，上海报人乐志华，被西探踢伤一事，商报著文揭发西探劣迹，租界里外国人爱活孙要拘捕商报撰稿人，商报社长李、傅两人奔走无效，束手无策，求之虞洽卿，虞洽卿挺身而出，力保报人，与爱活孙力争，结果移交公堂调解，各罚九十九元了事。他在与爱活孙谈判中，爱活孙蛮不讲理，虞洽卿“掼纱帽”力争，终于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海《申报》为沪上第一大报，其宣传效应，影响商界、政界甚巨，该馆董事长原为宁波帮人朱葆三，朱病后，大批股权落入别人之手，虞洽卿闻讯，即出钱购进《申报》股份，一度被选为《申报》馆董事长，使《申报》在沪商界不变原来作风。
虞洽卿理想中的商报，要“以报养报”，商报如果依赖政客出钱办报，往往会导致商报成为政客政治斗争的工具，失去商界信仰，商报要以商人为立场办报，才能公道、持久。虞洽卿非报人，但“爱屋及乌”，对办报能发表如此真知灼见，受人钦佩。
趣事
虞洽卿在颜料店学徒三年，虽然对颜料能分得了红黄蓝黑，但对外国颜料箱子上包装的洋文却一字不识。因此跑洋行进货就轮不到他。他眼看师兄弟当跑街、赚回佣，白花花的洋钱分得不少，心中十分羡慕，就抽空到青年会补习英文，以便日后有机会能当跑街。
有一天，老板吃过午饭，正坐在店堂后进的房间里吸水烟养神。
忽然门一响，虞洽卿推门进来，叫了一声：“先生！”便立在旁边不讲话。
老板知道他有事，便问道：“阿德，你有什么事找我吗？”
虞洽卿嗫嚅半晌，才嘟起嘴说：“先生，和我差不多时间进店的师兄弟，你都派他跑街到洋行里进货，我知道他们懂得洋文，只好让他们去，如今我已抽空在青年会学了半年洋文，也能和洋人打交道了！”
老板晓得他想当店里的跑街，碰巧原来那个跑街被另一家洋行高薪雇用，空缺倒是有一个，不过是不是用阿德呢？老板有点踌躇了：这是出去与外国人做生意，非比一般啊！但当他看到阿德胖胖的脸儿，不觉想起他初来上海时“赤脚财神”的往事……是啊，“财神”赏赐发财，发财要靠“财神”。于是决定让他去。主意一定，便好言安慰说：“阿德，你莫急，你师兄已另有高就，下次外国船到，你就接手，现在可先去找他，熟悉一下进货手续。”
阿德听说派他当跑街，心中自然高兴，谢过老板，就赶快去请教那个师兄。师兄问他：“你懂得德文么？我们做的生意主要是和德国洋行打交通。”
阿德不知道英文和德文到底有什么不同，他呆了半晌，就说：“洋文反正是爱皮西地，英国话和德国话恐怕就像我们家乡宁波话和绍兴话，也大致差不多，我想不要紧。”
那位跑街师兄一听，知道他是外行，心里暗暗好笑，但这个人门槛精、滑头，再加上与原来的老板有意见，有心想捉弄他一下，就对阿德说：“你讲的也有道理。其实做这行生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待洋行的颜料船一到，你就随着买办大班到船上，用粉笔在颜料箱上标明店号，就算你订下了。洋行自然会开账单过去收账，等店里付了款，就可提货了！”阿德信以为真。
不到两月，德国洋行通知有一条颜料船已停靠在十六铺码头，各家可前去看货订购，老板就吩咐阿德去办理。
阿德到了洋行，买办知道是新来的跑街，就把他介绍给德国人。德国人一开口，阿德竟没有一个字听得懂，这下子他着了慌，为了面子，又不好说自己不会德文，只是乱点头，德国人弄得莫名其妙，买办看出阿德对看样购货是外行，决定趁机会把船上那些难销的大红、乌青、深紫颜料都叫他号了去，只要他号上，就不怕不付钱。于是带阿德到十六铺码头船上装那些滞销货的舱位里，也不言明那些颜料的色泽，只说：“这都是老牌德国货，请虞先生挑选，要的请用粉笔标明宝号，敝行就开单发货。”
阿德看看箱子上的德文，也不知是红是蓝，他想，反正内行充到底，就接过买办递给他的粉笔，将这舱内的颜料箱标了三分之二。买办心里暗喜，表面却不露声色，恭维道：“虞先生真是做大生意的气派，出手不凡，将来宝号肯定财源茂盛！”阿德也不回答，就匆匆告辞。一路上，他边走边想，越想脚下越虚，寻思道：这次肯定闯祸了，反正老板饶不了我，还是趁早滚蛋！
却说老板不见阿德来报告标货经过，正在纳闷，账房却送进一张订货单子，是洋行通知付款提货的。老板一看进的颜色只有红、黑、紫三色，而且数量大得惊人，价近万元，差点气昏过去。但这是跑街订下的，做生意要讲信用，岂可反悔！他回头去找阿德，谁知阿德竟不告而别，偷偷逃回乡下去了。
阿德逃回乡下，也不对母亲说明事情真相，每天只吃饭睡觉。这样过了三四个月，上海也没有信息来。这天他吃过午饭，觉得有些疲倦，便爬上床打个中觉。朦胧中，只听得门外人声杂乱，有人说：“阿德就住在这里！”接着又有人喊道：“阿德，上海老板带人来看你了！”阿德瞌睡未醒，还以为是上海老板抓人来了，不禁大惊失色，想逃，已来不及，只好爬起来在屋中坐着。但见屋门开处，老板和店中管账先生一齐进来。老板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十分亲热地叫声：“阿德，你在家！”阿德看看老板脸色，心里捉摸不定。
老板坐下以后说：“阿德，你确实有胆量！以前我错怪了你。这次店里发了一笔喜财，所以我回家修祖坟，顺便邀你回去。今后店里要多多借重你了。”
阿德一听，疑惑不定。账房先生就将经过情形详细地告诉他。原来从阿德标货以后，欧洲发生了战事，外国轮船停止向远东行驶，颜料一下断档。尤其红、黑、紫染料是染布的底色，有些店由于进货不多，几乎很少有存货。只有他们这家店存了几百箱，一下子成了紧俏商品。老板就趁此机会，把颜料的价格翻了两倍，脱手半数，竟然大获其利，不但欠债还光，还赚了个对本对利转弯。现在他手头还有半数，暂时刹车不卖。他要借此来垄断市场，赚更多的钱。正因为这样，老板喜出望外，一切归功于阿德，真的把他当成了“活财神”，于是决定趁这次修祖坟之便，把他恭请回店。
阿德听了账房先生的话，才恍然大悟，连忙杀鸡宰鸭，款待老板，并约好日期和老板同船回上海。
简氏兄弟：我们中国人要为中国争口气
传略
简氏兄弟——简照南、简玉阶（1870—1923、1875—1957），著名实业家和爱国华侨。
简照南原名耀东，字肇章，照南为其号；简玉阶为照南之弟。魁岗黎涌人（今属广东佛山禅城区）。家境清贫，兄弟读书甚少。简照南17岁便到香港谋生，在其叔父开设的巨隆瓷器店学做生意。由于营商得力，被派驻日本收理账款。1893年，18岁的简玉阶也到了日本，在兄长指导下抄写电文和记账工作。1894年，巨隆号因受中日战争影响而歇业。兄弟在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经营瓷器和布匹批发。随后又在香港开设怡兴泰商号，由简玉阶主持，贩运杂货于日本、香港地区和暹罗之间。简照南则独自经营航运业，创设顺泰轮船公司，租船来往于越南和缅甸之间。后又购置广东丸汽轮一艘，为了向日本政府注册，于1902年入籍日本，取名松本照南。不久，广东丸失事沉没，于是放弃航运业。鉴于卷烟是列强输入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不忍市场为外烟独占，利益外溢，于是与越南华侨曾星湖等在香港创设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与天津的北洋烟草公司，同兴国货，共挽利权。1905年开业后，招致了英美烟公司的打击，业务一蹶不振，被迫于1908年亏本歇业。但简氏兄弟并不气馁，马上求助于南洋华侨，并由其叔父多方奔走，设法筹得现款十多万元，重振旗鼓，鼎力再起，于1909年再度开业，更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向香港当局注册，简照南任总司理，简玉阶任副司理。自1911年起，公司由亏损转为盈余。
辛亥革命后，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南洋“飞马”牌烟，仅爪哇一地，便月销1000箱。仅三四年间，港沪两厂积累资本即超600万元。1918年3月，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公司因简照南是日本籍而被认定是日资企业被吊销执照，简照南当即宣布脱离日籍，9月恢复中国籍，10月再成立新公司，照南被推为永远总经理，玉阶为协理。改组后，于上海、香港两地共设五厂，同时开办宝兴锡纸厂，并在河南许昌、安徽凤阳、山东潍县及坊子等地设立烟草收购处，新建扩建焙叶场。全国各大城市如汉口、济南、南京、广州、杭州、辽宁、天津、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及东南亚各地，几乎都有销售和供销机构，职工从原来的百余人增至万余人。其间，在与英美烟草公司的对立竞争中，战胜了对手的收买、合并和威迫利诱，讲究质美价廉，薄利多销，不断增强与外资的抗争能力。1922年7月，简照南与刘晓齐等发起创办上海东亚银行，任该行董事，并曾任上海总商会会董和上海华侨联合会董事。1923年10月28日，简照南在上海病逝。
简氏兄弟热心国内和家乡的慈善和教育等公益事业。广东历次风灾和水灾，均认捐粮食赈济，捐款遍及鲁、豫、湘、鄂、秦、陇、苏、浙、滇、黔等省。捐助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市北公学和资送欧美留学生等。其他创设族学、女学、孤儿教育院、贫民教养院、残疾人收养院等更不可胜数。而且每举一事，捐输动辄以万元计。照南认为：“金钱者多取为厉，须能聚能散，自社会取之，当为社会用之。”
简照南去世后，简玉阶继续经营其兄开创的实业，接任公司总经理，致力于公司的发展并兼上海康元五彩花铁印刷制罐厂、联合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油灯公司董事。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烟草公司再度扩大，在汉口、浦东两地分设新厂。1928年12月简玉阶兼任国民政府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1929年3月派为行政院赈灾委员会委员。1936年4月，公司财务周转不灵，宋子文官僚资本乘虚而入，取得了企业的半数股权。1937年4月，公司改组，宋子文取得董事长的职位，公司实权落入官僚资本手中，简玉阶转任董事和设计委员。抗战期间，公司资产四分五裂，工厂处于日敌军事管制之下，港沪及内地厂务多为官僚资本所操纵，生产陷于窘境，简玉阶依然一直关心着公司的发展，在经营上力求革新，使生产的“双喜”、“飞马”、“白金龙”、“红金花”、“大长城”和“大喜”等牌子的卷烟备受顾客的欢迎。抗战胜利后，公司在官僚资本集团的控制下，设备残旧，机构臃肿，流动资金减少，简玉阶面对公司有倒闭危险的惨淡局面，还是竭尽全力，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维持到新中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