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思顺治以来，列圣实录尊藏大内，非臣下所能窃窥，宝训则遍赐大臣，即会典律例亦已多半详载。从前每立一法，每定一例，列圣苦心酌度，为子孙万世计者，包括无遗。使今日中外大小臣工，皆能细究官书，洞明例义，则于治国平天下之道，自能无偏无倚，可以垂久，可以自强。未便以嘉庆以后，中外各衙门拘泥律例，致胥吏弄权之一二事，遂并远年祖宗成宪为不足法也。溯查顺治年间先后三藩之变，一时国势固岌岌可危，即康熙时，伊犁之准噶尔尚为敌国，上烦圣祖仁皇帝三次亲征漠北。雍正一朝，防兵只到巴里坤，屡次出关，我军大败，西北边外之寇患，无时不战，无岁不争，更甚于今日东西两洋十倍矣。两朝圣主惟以培养内地元气，修明中外政事为急图，使民心大定而兵力自强。至乾隆初年，准夷内乱，我师兵不血刃，开拓新疆二万余里。此即固本待时，尧舜之成效具在，未闻世宗宪皇帝以上圣之姿，耻于退让，急急于穷兵讲武也。即乾隆六十年中，缅甸、安南、大小金川、廓尔喀诸大役，高宗纯皇帝十全武功，震耀四海。而方略所载上谕，刻刻以罢兵息民为念，务在以仁为治，以德服人，此万古帝王圣圣相传之心法。有一日之天地，即有一日之道理，举世戴高履厚、食毛践土，苟非不具人心者，孰得而违之乎？夫中土之于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胜，其间人情风俗各有所长，而天理所存则无二致。今人但知西人处处恃势，处处恃强，而不知平日优使其民，信使其军，仍不能逃出中土圣贤之大道至理。且举措之间，时有一二暗合者，此其所以强也。世人皆以西洋为智，而臣独以西洋为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专，制器能利。而中土之聪明十倍过之，其不专不精处，则皆聪明误之也。世人皆以西洋为谲，而臣独以西人为。唯其也，故政令严肃，军律整齐。而中土之圆融亦十倍过之，其不整不肃处，则又圆融误之也。今欲与之角逐，求其富强之效，必先探其富强之源。究竟各国得力之实际，乃由于军民一心法令严整乎？抑仅在于船炮猛烈所向无前乎？苟能执其两端而详辩之，则朝廷之上，整饬纲纪，发号施令，孰先孰后、孰缓孰急之次第，自有主持，而不眩于道谋筑室矣。盖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此古语也。然一日无备则不可，一旦必强则亦有所不能。人生气禀强弱各有不同，即欲转弱为强，亦必先为保养精神，调和血气，加以逐日练习筋骨，方可望其力足气雄。若急服壮药以戕其身，多购利刃以助其势，一旦两相搏斗，力既不能举其器，气亦不能持其久，虽求其支吾扌耆柱而尚有所难，而平日本身元气因此内伤，已悔不可追矣。总之，立国之道，武事不可不修，而政令为之本；外患不可不备，而信义乃其根。蒙恬以三十万众攘匈奴于北边，汉武使五将军更番出塞，兵力可谓雄矣，而单于内附乃在宣帝之时。隋炀征突厥、征高丽，旌旗车马亘数千里，国威可为震矣，而渭桥受抚乃在唐太宗贞观之年。即近日普鲁斯之攻佛郎西，其未举兵之先，受法人之欺辱不下六七十年，普君但知激励本国民心，讲求本国政令，使小民共感其上，乐为之死；而又广求将相之才，推诚以任之，上下内外，恩信固结，如共一身；其出征之兵将，感激其平日君相之恩，故有进无退，视死如归，始能成此不世奇功。使普鲁斯不于内政用心，专恃造船制炮，张皇四播，先为法人所觉，必别出新法以驾乎其上，则普人之挫灭久矣，尚何能一泄其忿哉！拟之汉、唐以来及乎本朝之往事则如彼，求之泰西各国先后用兵之近事则如此，固未有不先其本而后其末者。伏愿我两宫皇太后，思古今之全局，继祖宗之贻谋，先保元气，以恤民生，大整吏治，以维邦本。盖抚剑疾视者，匹夫之勇也；修德待时者，大圣之智也。倘皆如雍正一朝世宗宪皇帝之励精图治，自中至外，自上至下，处处破格用人，处处破格办事。计其时朝廷大政及北直水利，则专任怡贤亲王、大学士朱轼；军机处事务则专交张廷玉、蒋廷锡，皆言听计从，朝奏夕可。云贵苗疆事，则设三省总督，专任鄂尔泰；河南、山东专任田文镜；浙江巡抚专任李卫，兼辖江南盐务，一切营伍皆归举劾；河工海塘等处，专交嵇曾筠。此外，张广泗一捐班知府耳，不及五年，用为七省经略；岳钟琪一副将耳，用为陕甘总督。再下至同知知府，皆准其专折奏事，督抚幕友皆知其姓名，万里之外，雷厉风行，无不上邀九重洞烛。惟独断速，故浮议不能挠。惟赏罚明，故群情无可诿。十八省中，皆夜不闭户，野无遗贤，但有一技一长，无不为国家效死力。所以雍正朱批上谕，冠绝古今，至今天下流传不朽也。近来中外人材蔚起，未必无怡贤亲王、朱轼、鄂尔泰、李卫等人，特赖圣明别白而信任之耳。苟用其长而弃其短，养其廉耻而杜其爱憎，责其尽心而恕其不及，则人人用当其才，而天下无不治矣。
夫洋人之擅长在海，战争在此，谋利亦在此。国初郑成功窃据台湾，圣祖仁皇帝移沿海之民三十里以避之，郑氏遂为我困。此即不与争海之利也。此时诚弃海之利害与洋人，而但恃陆路兵民之心以胜之，彼必技无所施矣。溯自道光庚子起，至今三十年，内地与洋人交锋，惟广东三元里义民八十三村及台湾各社，两次大创之，皆不恃枪炮之猛，而但恃人心之坚。前者已死，后者再进，洋人之利器竟不能致力。从前捻匪盛时，各省各县皆曾筑圩，其圩长不过秀才监生，乃一发号令，数十圩中百万人皆能为之效死。如果沿海地方官皆能如圩长之恩信及人，则平日之民皆临事之兵，虽一呼而数千万皆集矣。船炮乃呆物，待人用之而灵。民心兵心乃活物，激之可以必死，其间优劣，天壤相判矣。先选沿海之督抚，再选沿海之州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上下联络，万众一心。中土有船有炮，固足以取胜外洋，即无船无炮，亦必卓然有恃而无恐。与其费二三千万买非人不行之船炮，何如只用一千万或减厘捐或垦荒产即可收沿海万里之人心乎！夫天下之大，兵刑钱谷之烦，边防海防之重，一一综核其名实，明作而有为，使各直省中，无一民不安其生，无一官敢旷其职，节无益之费以薄敛于民间，求有用之才各专以要任。船炮固不必废而不讲，但不专恃船炮以自强；兵将要在练之使精，更当求其兵将之敢死。将见薄海内外，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国势蒸蒸日上。外洋之人，各有耳目，自然既敬且畏，不敢妄求。其办洋务之大臣，恪守条约，以恩信结之，断不致有无端要挟欺蔑之事。再历一二十年，我皇上春秋日富，英武神明，上荷天心眷佑，机会方来，亦如乾隆朝准夷故事，定可复数世之仇，泄敷天之愤。目前固不必急急速求奇效，徒乱人心，制器则画虎不成，临阵则羊鹤不舞，以举棋不定累庙算，以狼狈相倚启外疑，竭千百万小民之脂膏，购东西洋唾余之船炮，筹防未足云备，帑项则已全虚，弊政永远难更，民生则已重困，有百损而无一益，此天下庶士绅耆所异口同心而无敢上诉者。臣不胜愚戆之至，急迫之至。谨冒死上陈，伏乞圣明垂鉴，天下幸甚，人民幸甚。
再查盛京至广西沿海地方，长至七八千里，无一处不可登岸，无一处不可滋扰。苟欲设防，非备多力，分之可虞，即挂一漏万之无益。前明太祖备御日本，筑城置戍，东西数省多至数百处，至今遗迹犹存。后来倭寇避实攻虚，何尝一得其力！外洋之以炮台制胜者，其幅员本小，而扼要之口岸则多，不比中国两面沿海、延袤万里之为难也。只有长江之内，则处处可以钤束，或仿西洋制度为之，尚足为意外之备。然亦必守台兵勇能坚忍强固，虽危险不致溃散，未可如从前大沽口僧格林沁之两炮台，终于挫走而无济也。至铁甲船后开门大炮之类，能有巨费购备，不患不精，但在船之兵勇，驾驶不如彼之灵，放炮不如彼之捷，徒有船炮而无其智勇，亦不能胜之也。近人但知仿其船炮之坚利而终不一讲求兵法人力之何如，此则百思而莫可解者。中国入款已及六千万，苟能逐款稽核而撙节之，自已有余，凡格外生财之道，皆可从缓筹办。目前之急务，总不外圣经数言，节用爱人而已。海疆如此之长，宜如何遍守？船炮苟能精善，宜如何训练？国用并非缺乏，宜如何厘剔？以上三层，应请旨饬下中外大臣各抒己见，切实奏议，必如何办法始确有把握之处，只须简切数言，分别登覆，则天下大局不难立定。此外千言万语，皆属赘疣，可废也。合并陈明，不胜狂瞽之至。
再查用兵之道，不出乎“法令严明，恩信昭著”八字，将将在此，将兵亦在此。故自古无必胜之兵而有必胜之将，有将则不患无兵，此将才所以难得也。今以中外用兵之道合而计之，中国不如西人者三，而胜于西人者则四。何谓不如？枪炮精良一也，测量准确二也，步法严锐三也。所以胜者：地势谙熟居其一，人数无穷居其二，机变灵速居其三，膂力刚强居其四。此无他，客主之情异耳。彼为客，我为主，固事半功倍矣。然亦有因为客而反得力者，则背水成军，有进无退，“亡命”二字也。使中国为将者，能以深思结士心，严令整士习，得亲兵数百人，死生患难不相负，合为一心，即以之驾驭外营，虽数万人亦尤而效之，临阵奋勉，不期然而然。前队伤亡，后队继进，令洋人放枪放炮有所不暇，短刀利刃迫其身而蹂躏之。远则人数以十当一，近则人数以一当百。而又于左右前后，或张虚声以扰之，或伏劲旅以截之。将与兵如共一身，则陆路陈师未有不胜者。试思道光十九年海疆有事起，至今三四十年，亦曾闻中国兵与西人鏖战竟日一次否？但闻炮声相率奔溃而已。僧王天津之败，胜保八里桥之败，何莫不然？楚军与发逆十数大战，如著名湘潭之战、宝庆之战、安庆之战则有之，而与西人战则未试也。淮军之复苏、常，贼中间有用洋人及小火轮者，屡破之，亦未与西人出面争衡也。今欲为万一之备，则沿海七省，必择七大将，练死士七万人，优其月饷，严其训练，如西人一旦背盟登陆决战，不难聚而歼之。彼一口失利，处处丧胆。普鲁斯之胜佛郎西，土耳其之胜俄罗斯，以弱敌强，以少击众，岂别有神术哉！亦在“致死”二字耳。铁甲船也，火轮兵船也，后开门枪炮也，炮台也，即事事兼而有之，且驾乎其上，而仍非忘命之兵不可，非忘命之兵万众一心不可。孰急孰缓、孰利孰害，虽愚者亦能辨之。屏虚名而求实效，天下岂有不可为者乎？根本之图固迂，枝叶之效尤远。民脂国帑，年年以塞无穷之壑，而兵心如何，不问也，不亦大可哀哉！
计开：兵七万名，每名每月十元，计八百四十万元，合银六百万两。大将七员，每员每年三万元。连军火器械、造炮台、造船一切，每年千万足矣。以一半发现饷，一半存公为各兵恒产。
直隶一万人驻天津，山东驻烟台，江苏驻鹅鼻嘴、上海两处，浙江驻乍浦、宁波两处，福建驻省城、厦门两处，广东驻省城一处，顺天驻牛庄一处。
此七万人皆于楚淮两军中择其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身经百战朴实敢死者应之。别筑城垒，群处其中，逐日训练。其眷属另处一城，每月准假六日省视。各按各队，周而复始，以均劳逸，而示体恤。其饷分三宗：一养身，一赡家，一留恒产。如此则兵心固，兵志定，养之千日，可用之一朝矣。
兵之黔面刺臂者，皆始于五代，而南北宋极重之，虽狄武襄一代伟人，亦所不免。此时设立专兵，宜用刺臂之法，以为识别而坚心志。
川淮两全说
川淮交哄，中外迄无定议，盖徒争复淮之虚名，并无安川之办法。既无办法，则虽川岸全让，而淮盐孤军深入，必致如鄂抚奏中仅销数万引之局矣，又何如别为计划，使淮销可有其实而不居拒川之名，不两全乎！偶举刍言，以畅厥旨，明眼人阅之，当为之哑然抚掌，知目前之理，平淡无奇，不值一笑也。
湖南、北两省淮南旧岸，为川盐占据二十余年，迭经两江奏请规复，未能定议。自上年各御史纷纷条陈，主淮、主川不一其说，而四川、湖南、北各督抚又力陈其难，经户部汇核奏复，清令淮南商人包足鄂课九十万，再津贴川厘六十万，果能有商出结认包，于该二省厘饷无亏，即将川盐停止等语。自来国家政事，创始固难，而复旧亦正不易。川盐占淮已久，早成喧宾夺主之势，此时即使淮商敢于认包此一百五十万之巨款，一经运盐前往，不能销足十五万引，势必徒成画饼。况即销足十五万引，乃每引派厘多至十两，亦非商力能堪。而川井不能骤塞，川私依旧蔓延，鄂、川二省转可以误饷为反唇之稽，是此番举措在两淮之把握固甚难也。
夫淮盐之滞销者，不在乎荆、襄、宜之口岸不复，实在乎武、汉、黄、德之口岸多私。该四府额引三四十万道，近年只销四分之一，并非户口凋零，实由川私越灌。使武、汉、黄、德能于销到旧额四分之三，则荆、襄纵不规复，而淮南已可多销十数万引，足抵议复川岸之数矣。说者以为荆、襄不复，则武、汉之川私难除，复荆、襄正所以保武、汉，故必从荆、襄致力。此言似乎近理，而川、鄂两省力拒其间，已成必不能行之势，此盖未知变通推究作振衣挈领计也。
查川盐之在川纳税者十五万引也，入鄂而完厘者十五万引也，过平善坝经淮员查验者十五万引也。统湖南、北两省，武、汉、黄、德、荆、襄、郧、安、德、荆、宜、施、长、岳、常、沣、衡、宝十六府二州计之，旧额定引共七十八万余道，乃四百斤成引，今系六百斤，折成五十三四万引。乃近年两省所销淮盐约二十二万引，并川盐十五万引，只有三十七万引上下，此外尚缺销十六七万引。非真缺销也，乃由于川中官商正引之外，尚有无数小贩全行私销于武、汉也。按沿海各省产盐，有场处所皆各设盐官，稽其出盐数目，即内外商人领照出运者，亦有花名有定数，其运盐之船大都编号烙字，一望而知，不容淆混。自出场之后，每隔百里或数十里，即有稽查盐卡之员，按船掣验。近年淮南票章，到岸之盐，统入官栈，由官督商与盐行出售，层层加以关键，故流弊较少。若现在川盐情形，则在出井之地无商无票，已绝少稽查；沿途出运无官无卡，更全无约束。本朝定制，沿海有盐处必有法，惟今日之四川则有盐而无法，实为自来所无，安得不流弊百出。查自产盐各井至平善坝，千里而远，始有委员厘卡，计斤缴厘，而每包大至四五百斤，多于淮盐数倍，势难如法称掣，不过虚应故事。所谓十五万引，乃就官商所运，约略悬拟之词，而小贩零星、私外之私未计也。且一到沙市，并无督销局官为查察，一任盐行水贩顺流直下，任意浸灌武、汉等处，此淮界永不旺销实在受病之根也。今一旦欲令川私净尽，而并令官样文章十五万引全行停运，乃囫囵吞枣之议论，而非细筋入骨之章程，操之过急，徒令两省有以借口矣。以今日局势而论，只须声明各省盐务成规，悉遵户部原议，先令川省将有井若干，坐落何处，彻底清查，造具细册，每年各井即照近年所报之十五万引，作数分摊，某井应出盐若干，定以限制。所有承运之商，亦令先输捐款，按引领照，开具花名籍贯，一如淮南之式。自井所至平善坝，千余里内，择其扼要水平之处添设盆卡，逐处掣验，必盐数票数相符方准下驶。并选派威重明干之司道大员，前往川井总汇适中之处，专司查核出井总数，不得于十五万引之外有颗粒夹带。沙市地方，亦派员设立督销局，酌委干员，凡川盐到后全入官栈存储，俟各路商贩来时，凭官督商发盐，照旧例另给水程小票，票上注明运往何县分行销，即船户、车户花名亦一一详载。到岸后先行报明地方官，俟销竣后即以水程缴县，由县缴局，以资查对，不得阑入下游淮界，一有违犯，即从严惩处。凡川、鄂交界及武、汉以上地方，如查出有盐无票之船，即全数入官，作为私论。照此自上而下，自总而散，层层钤束稽察，川中私贩既不能于出井时多运，又不能于分界外灌浸，但能以商运之十五万引官盐，盘旋于荆、襄四府一州之地，则下游淮界已展拓数百里，不受川盐一丝之累。凡武、汉、黄、德四府必能民皆食淮盐，皆销淮引，于旧销十二万引外，加倍多销，可以操券也。从此由川入鄂，处处有商必有官，监督其入，查考其出，则川中商贩俯受羁勒，不能如向年之游骑无归矣。十五万引之外，少买一分夹带之私，即多售一分武、汉应销之引。从此，两淮不争复岸可也，不包鄂厘亦可也，不贴川饷更可也。在我乃遵祖宗成宪，并照户部原文，皆本朝二百余年本有之法度，却非格外出奇之章程。荆、襄既系淮盐旧岸，今虽准川商借运，应受淮官约束，川、鄂两省官商自然无可借口矣。而淮商淮灶一年多销十五六万引，已与复岸望加之引无异，每引计收厘六两，以十六七万引计，乃在连年所销引数之外，又可为朝廷多收帑项不下百万；较复岸后包缴九十万一说，此省虽盈，彼省仍绌，统计全局毫无益处者，大不同矣。川盐十五万引仍准其承运行销，在川省不能以小民失业、协饷支绌为言矣。在鄂、湘两省亦不能以每年库款减收无著为词矣。淮盐不望格外之多销，但期武、汉、黄、德之旧额不缺，淮南炀灶百十万穷丁贫户自可喘息一纾。此乃正本清源、潜移默运之道，果能实力奉行，三五年后川井以次收束，再将滇岸疏通，则淮盐旧有规模，十数年后不难全行规复、气象一新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