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广宏
一、关于名号问题
（一）名号释音
最早记录古蜀先王名号的文献，是西汉扬雄《蜀王本纪》。此书南宋以后亡佚，现存最早引文，为晋刘逵注左思《蜀都赋》所引：“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由此知古蜀先王中，鱼凫排在第三位。唐代类书《初学记》卷八、《艺文类聚》卷六所引亦同。《华阳国志？蜀志》记蚕丛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位序与之一致。
仅从上述材料，无法判断这些先王名号，究竟是前后相衔相继的三人，还是若干蜀王中比较突出的三位？抑或他们并不代表个人，而是古蜀三个朝代？
《华阳国志》没有回答清楚，但北宋《太平御览》卷八八八摘录的《蜀王本纪》指示得非常明确：“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就像中原古史里的夏商周三代一样，每代历时数百年，当然每代绝不止一个蜀王。因此，鱼凫这一名号，应该是那一代里所有蜀王的共号，并非一个人的私名。
鱼凫这一名号，既然代表一代，就有可能属于族称。《蜀都赋》刘逵注说，秦灭蜀后，经过一番改造，“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换句话说，在古蜀国时期与中原不相往来，言语就不与华同了。那么，“鱼凫”一名是否为蜀语的译音？如果是译音，就该是秦汉时期的上古音。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狁考》：“古鱼、吾同音。敦煌本隶古定《商书》‘鱼家旄孙于荒’；日本写本《周书》‘鱼有民有命’；皆假鱼为吾。”鱼的读音近于“无”。据清代音韵学家研究，上古没有轻唇音，因此“凫”字古音就类似于补。当时“鱼凫”二字的蜀语读音，可能近于“无补”。
（二）名号释义
“鱼凫”二字作何解释？四川史学前辈曾做过不少探讨。邓少琴教授认为“鱼凫”就是鱼和凫。他引《诗经？大雅？凫》注说：“凫，水鸟也，野曰凫，家曰鸭。”而鱼凫部族“盖喜水居而渔，若凫之成群捕鱼水中以为生活之计，故以鱼凫名之，犹之‘鸟鼠之山’之得名也。”意思是以鱼和凫为族徽，或曰图腾。现今有些研究者，与邓教授有同样看法，将名号词源视为鱼和鸟的组合。例如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刻有一箭射穿鱼和鸟的图像，他们便指为鱼凫王的遗物，其依据就是邓教授的上述见解；然而细察金杖图像中的鸟，却并非扁嘴的野鸭。
任乃强教授则转述鱼凫就是鸬鹚之说：“或曰：鱼凫，鸟名也。色黑，善捕鱼，渔家养之，今俗呼鱼老鸹。”这里的“或曰”，不知出自哪位专家？虽然得到任教授的引述，但认真考究起来却是一种误解。现在这种释义几乎成为主流，所以笔者不能不详加辩白。
古代动物名称冠以“鱼”字并能捕鱼的鸟，有鱼虎、鱼师、鱼狗。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释为“翠碧鸟”；徐珂《清稗类钞？动物》说：“《尔雅》谓之，又曰鱼狗，大如燕，喙尖长，足短，红色，能在水面捕食小鱼。”这种鸟还有“鱼虎”之名，与“鱼凫”音近，但却绝不是鸬鹚。与鸬鹚形态相近的，有一种鱼鵁，《本草纲目？禽》称“似鸬鹚而蛇头，长项，冬月羽毛落尽，栖息溪岸，见人不能行，即没入水中”。但这种鸟的名字，与“鱼凫”读音相差很大。鸬鹚的别名还有鱼鹰、鱼鹞等，也与“鱼凫”读音有所区别。遍查古代文献，从未有过“鱼凫”是鸬鹚一说，因此将“鱼凫”释为鸬鹚，基本上不能成立。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将鱼和凫合二为一。清张澍《蜀典？堪舆》引古书张勃《吴录》：“南有鱼凫之国，古蜀帝所都。娄县石首鱼秋化为凫。鱼凫之名义，溯此可求诸？”既然南方有鱼能变化成凫，则鱼和凫便一而二、二而一了。书中又引《吴地记》：“石首鱼至秋化为冠凫，头中犹有石也。”张澍推想：“蜀之先名鱼凫，亦或以此耶？”按这一新说，鱼凫的主体形象并不是鸬鹚，而是野鸭。因为《说文》凫：“舒凫，鹜也。”《广韵》：“凫，野鸭。”野鸭虽然能飞，却飞不高，所以成为古人弋射的对象。《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载翱载翔，弋凫与雁。”就描写上古的捕猎活动。此说来源在于长江下游的吴地，与居于内陆的古蜀相隔千里，附合在一起有些勉强。
综上所述，除了鸬鹚一说不能成立以外，将鱼凫拆成二物，或者融为一体，皆属一家之言，难以定论。“鱼凫”一名既是蜀语，当然要从地方文化上寻找线索。
（三）文物证据
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要求以考古文物证实文献记载。徐中舒教授曾提到《华西学报》1936年第5期介绍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所藏一件錞于，上面刻有10多个巴蜀图像符号，“据说原存万县某乡寺中，当即万县出土之物”。重庆博物馆也藏有相同錞于，为“解放后在成都的购品，可能就是四川出土的。闻湖南在收购废铜中亦得一錞于，其文字即与此同”。錞于上有个船形符号，对面则有与云雷文相伴的鱼徽。徐教授指出，“这些錞于，可能都是巴族大姓的遗物”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著录錞于16件，其中“三己錞于”、“甲己錞于”都刻有船和鱼的符号，与《两罍轩彝器图释》卷九著录的“汉錞于”极为相似，可以认为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同时吴骞也得到一件“虎錞于”，他的“释文”说：“右一鱼，左一弓一戈。”徐教授认为：所谓“一弓一戈”，实即船形符号。
錞于文字中有鱼徽，并非孤证。1983年成都三洞桥考古遗址发现一件战国时期铜勺，勺面刻有5个图像符号：中间是一鳖，右边是鱼和蝌蚪形文，左边是张翅的飞鸟和云雷文，笔者认为是开明时期的史记。居中的鳖，指开明王朝开国之君鳖灵；出自对国君的尊敬，故居中心。由此推测，“鳖灵”一名，“鳖”是意译；“灵”应是音译，因为这一称号还可写作同音的鳖令、鳖泠、鳖冷等。铜勺左边的飞鸟，应指杜宇；右边的鱼，应该就指鱼凫了。按同理推测，鱼凫名号中“鱼”是译意，后面那个“凫”字乃译其音。卫聚贤先生说过，甲骨文金文中的“吴”字，形状都很像鱼。上古吴越几代君主的名字前面都带“无”字，如无余、无任、无译、无强、无诸等。古代南方说鱼，总带有“无”、“凫”之类的音，可作旁证。
1998年蒲江飞龙村战国船棺墓中，出土一件鱼形铜印，印文以十字格划分成4部分。右上方刻有一条鱼和一条吐丝的蚕，那显然就指鱼凫和蚕丛了。由此可见，“蚕丛”一词，蚕是译意，而“丛”是译音，古蜀人把蚕叫做“丛”；《华阳国志》说鳖灵当了蜀王，自号丛帝，此号意在承绪先王。
这些地下文物证据，解决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证明《蜀王本纪》古蜀鱼凫记录的正确性；二是发现蜀王两字名号，既非全部译音，也非全部译意，而是音意相组合，头一个字译其意，后一个字译其音。
二、关于历史问题
（一）文献记载
《蜀王本纪》所载鱼凫史迹仅有一条，即如《太平御览》卷八八八载：“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也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尽管这些传说历史，带有神话气息，但已刻画出一幅古蜀原始社会图景。首先是那时人口稀少，生产手段主要靠狩猎。按照社会结构“氏族—游团—部落—酋邦—城邦”的发展过程，当时应处在从部落阶段逐渐组织成初步酋邦的时期。称王的鱼凫族人，不过是松散酋邦中的公推首领。其次，神话中的田猎，往往是战争的代词；所以鱼凫酋邦有一定的武力。鱼凫王最后一次田猎，遭遇战争失败，“仙去”不过是受到放逐的遁词；蜀民大都随王仙去，意味着举族被驱逐出境。再次，当时维系各部落团结的基础，除了武力以外，可能还有血缘关系和原始信仰，仙道巫术很可能是控制社会稳定的支柱。末代鱼凫王去后，还能留下祠庙，说明民间信仰势力相当强大。原始社会最初实行母系氏族制，蜀王可能以女性为主，但军事领袖则可能是男性。
鱼凫邦国地域，似乎囊括了岷江东岸的山区和成都平原西部。湔山是湔水的发源地，古称玉垒山，即今成都平原西北部的九顶山。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三〇引唐代卢求《成都记》：“鱼凫治在今导江县。尝猎湔（前）山，得道乘虎而行。”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成都记》也说“蜀王鱼凫治导江”。导江即今都江堰市导江铺。南宋蔡梦弼引《成都记》有“柏灌氏都于瞿上，至鱼凫而后徙”之文，瞿上在今双流境内。宋孙松寿《观古鱼凫城》诗序云：“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世代相传，温江城北万春镇清平乡直属村与故县村之间，有个“古城埂”，是鱼凫的都城。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载：“温江县？鱼凫城”条载：“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成都文类》载孙松寿诗“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之句，注明“在县北十里，有小院存”。可见成都平原上鱼凫遗迹，主要从都江堰向南直到温江。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6年考察发掘温江“古城埂”，发现它确是四千多年前的古城。表明鱼凫酋邦的政治中心，即在于此。
在古代地志中，也有不少带有“鱼凫”字样和字音的地名，成为今天追溯鱼凫族被迫迁移路径的线索。
《太平寰宇记》卷七四载：“鱼凫津，在县东北二里。”《路史》卷二九载：“今眉之彭山县北，东二里有鱼凫津。”《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一《彭山县》写作鱼凫山，载：“县东北二里，或曰：即鱼涪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