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人民币开始了缓慢但坚定的升值历程。中国的巨额外贸顺差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诸多贸易伙伴的不满，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不能令美国等国家满意，这样的矛盾和摩擦近些年一直在持续。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采取近似于对美元名义汇率固定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使得汇率机制无法发挥对贸易失衡的自动纠正作用。由于贸易失衡失去了汇率机制的纠正，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盈余持续扩大。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国际投机热钱的大量流入，更使得这一问题火上浇油。央行几乎来者不拒地使用人民币购入外汇，以稳定人民币的汇率。这种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产生了大量的“富余”人民币，尽管央行通过发行国内票据进行了冲销，但收效并不明显。也恰恰是在2005年，中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开始浮出水面。首先是地产价格持续迅猛上涨，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的地产价格从2005年开始展开了明显的加速上涨行情，而股市也在2005年底开始回暖，并随后创造了自A股市场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牛市。由于流动性异常充裕，房地产市场也是烈火烹油，房价节节高升，脱离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似乎已不再受地心引力的作用，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房价才止住了多年连续上涨的步伐。而2007年下半年开始，稳定多年的一般消费品物价特别是食品也开始了大幅上涨，通货膨胀蔓延到一般民生领域由一种忧虑开始变为现实。流动性过剩从楼市和股市迅速蔓延开来，无疑是必然的。毕竟楼市和股市这样大的资金蓄水池，也会有满的时候。
2007年下半年一般消费品物价大幅上涨以后，不少人指出中国存在输入型通货膨胀。这不无道理。但是这个“输入”，主要还是持续输入贸易盈余造成的。近几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可谓是少有的。中国一直对人通胀与通缩的威胁民币升值和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持保守态度，深怕人民币升值会损害中国的出口竞争力，毕竟外贸领域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此外，“广场协议”的阴影也挥之不去。但是这种“好心”，带来的是“坏果”，或者至少是不好的“果”。为吸收外贸盈余而产生的过量人民币，压低了市场利率，对国内的“投资过热”实际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在经济体系中积累起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下半年的物价上涨，正是这种压力的释放。如果不是全球经济形势在2008年下半年突然逆转，这一波通货膨胀浪潮恐怕还要走很远。
正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识逐步成熟一样，我们对外贸盈余的认识也将因近些年的实践而走向成熟。外贸盈余并不像过去的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必定就是好东西。严重失衡的对外贸易，不管是外贸盈余还是外贸赤字，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害的。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需要的是平衡的对外贸易。这些年来，我们大量出口货物，大量进口外贸盈余，而这些外贸盈余，在现有金融体制下，不仅表现为不断攀升的外汇储备数字，还意味着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的大量增加。尽管短期内有央行的票据冲销由此产生的部分流动性，但由此积累起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迟早都会在经济体系中释放。如果我们的目光放长远一点，就知道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不论是房产泡沫、股市泡沫，还是2007年下半年的物价突然普遍上涨，对我们都是一个警示。可以说过去几年我们走过的路，就是“出口货物，进口通胀”。而这一条路，已经很难再走下去。
中国特色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一、不容忽视的隐性成本
谈到中国的经济优势，人们往往少不了要提到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低廉。而事实上，这个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并没能抵消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其背后也隐藏着深刻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从《劳动合同法》的酝酿到实施，关于这部法律的激烈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何对劳动力成本的“合理上涨”如此敏感？背后显然有着深刻的原因。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中国意义上的成本概念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成本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讨论到隐性成本（这个隐性成本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隐性成本不同，专指因贪污腐败等非市场因素带来的成本）。
从账面上的劳动力成本来看，西方无疑高得令人咋舌。以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工人为例，其2006年的员工平均工资均达到每小时70美元以上，相当于人民币大约500元。即便是号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工厂，其工人每小时的平均工资也达到将近50美元。而同一时期中国汽车工人的平均工资，一般不会超过每小时15元人民币。而且美国汽车公司的退休员工还将从公司领到丰厚的退休金，以通用汽车为例，大约是每月3000美元，这笔退休金也是中国汽车工人不敢想象的。
当然，看汽车行业的数据对比只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事实上几乎在所有行业，中国与西方国家都存在着悬殊的劳动力成本差距。2006通胀与通缩的威胁年，在中国沿海的许多工厂里，工人的平均工资甚至不超过每小时5元人民币；即便是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的今天，这个工资数额依然没有很大的变化。诚然中国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中国商品赢得了成本优势，中国商品也因价格低廉在世界范围内畅销，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事实：中国商品的成本并未取得与其劳动力成本相应的优势。这也正是《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引起企业界普遍“敏感”的原因。
知名跨国企业朗讯和西门子，都先后在中国爆出行贿丑闻。在发展中国家，商务活动中普遍存在贿赂行为，实际上已是路人皆知。朗讯和西门子绝不可能是仅有的在中国行贿的知名跨国企业。而事实上，中国本土企业的商业贿赂行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贿赂这样的隐性成本，最终还是会体现到产品成本上。隐秘的腐败成本，实际上正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大大抵消的根本原因。此外，中国的经营税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中国内地的企业还要面临地方政府名目繁多的收费和摊派，这都大大推高了产品成本。实际上在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地方，由于腐败等隐性成本过高，在劳动力成本异常低廉的情况下，外资企业都没有进入的意愿。在中国，外资企业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相对内资企业的诸多优惠和豁免，这是中国还能吸引到更多外国投资的重要原因。然而内资企业，往往还是要面对发展中国家里普遍存在的隐性成本问题。
跟工人的工资一样，贪腐等隐性成本也很容易上升而很难下降。经济的繁荣，不仅助长了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贪腐这类隐性成本也相应地水涨船高。所有这些成本都会最终在产品价格上得到体现。很多人对这种现象感到困惑：很多用于外贸出口的产品，质量比国内销售的好很多，但是价格反倒更便宜。难道实际关税是负的？当然不是。这实际上反映了巨大的隐性成本存在这一事实。由于隐性成本的存在，中国企业的实际利润空间已经非常寡薄，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的中小民营企业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轻微劳动力成本上升也觉得难以承受的原因。在中国的成本推动型通胀中，隐性成本实际上是一个关键性的推动因素。
二、低劳动力成本扼杀经济未来
我们回到劳动力成本这一话题上来。低劳动力成本就是好事吗？显然事实远非如此简单。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曾长期靠压缩劳动力成本来获得发展优势，但事实证明，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的低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造成严重阻碍，最终也将无法维持下去。劳动力资源本身是最宝贵的经济财富之一，这方面的资源开发不充分，实际上就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损失和浪费。没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今天过低的劳动力成本，透支的实际上是未来的发展潜力。而腐败等隐性成本，不仅导致巨大的“漏出”损失，还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严重损害整体经济效率。所以与其靠维持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得产品成本优势，不如大力清除体制弊端，减轻隐性的成本负担。
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法制，建立起更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非常必要的。仅从降低通货膨胀压力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也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劳动力、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上升对通货膨胀的推动，而没有注意到普遍存在的隐性成本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因此，建立起更透明化、更廉洁的商业环境对于治理通胀的重大意义，应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如果不能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即便劳动力成本继续保持低位，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同样保持低位，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依然会存在，这对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而言，无疑有着更隐秘更强大的杀伤力。
低利率政策的后果
一、强制低利率：必然破碎的乌托邦迷梦
利率是如何产生的？现代经济学的解释一般是人存在时间偏好，即今天立刻能到手花销的一块钱，对人的效用要大于在未来某个时刻才能取得的一块钱。当然这一解释主要还是来源于常识经验。实际上，早在这样的经济知识被总结和普及之前，人们就发明了高利贷融资。
虽然高利贷在经济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它还是普遍受到憎恨。在古希腊尤其如此，像哲学家柏拉图这样有着高度智慧的人也强烈憎恨高利贷。但是高利贷的蔓延，还是有星火燎原之势。在古希腊时代，10%的年利率被认为是低利率，这样的低利率贷款只授予信用最好的客户或用于人道主义用途（比如用于赎回被海盗绑架的人质）。由于高利贷普遍遭到憎恨，人为地降低利率就成了政治寡头们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雅典暴君Peisistratos就利用从银矿获得的收入大幅降低了未清偿债务的利率，并且向手工艺人和商铺店主们发放零息的政府贷款。但是这场试验的最终结果非常糟糕。他被迫大幅贬值钱币，减少每一个银币的重量。最早通过非市场化的手段干预利率的行为就这样失败了。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军事独裁者苏拉也曾试图降低利率，他将高利贷的年利率固定在1%，当然这一努力也失败了。即便是后来使罗马摆脱货币危机的查士丁尼皇帝，也对高利贷的蔓延无能为力。他徒劳地试图将高利贷的年利率固定在6%，然而市场上的正常利率却往往达到年利率50%。
随着人们在经济学方面的进步，对于高利贷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但是对高利贷的憎恨并没有得到改变。基督教严禁基督徒发放高利贷，当然这并不能阻止部分富有教士暗地里通过发放高利贷牟利。犹太人由于是异教徒而得到了豁免，他们广泛地从事高利贷业务，这也是他们传统上在欧洲招人憎恨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以后，政府对于利率的操控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他们也经常“顺应民意”，通过政府干预来维持较低的利率。最近的例子是格林斯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走下神坛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受到广泛指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他人为地保持了低利率，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和金融泡沫的形成。美国过去几年的低利率，也被认为是美国消费过度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人为干预下的低利率，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自从信用货币——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货币本身就不再具有任何价值，所以利率成为影响人们对货币的时间偏好的重要因素。由于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货膨胀因素几乎必然存在，如果利率过低，则意味着人们如果去储蓄，就无法在未来获得足够的利息补偿通货膨胀带来的货币贬值。这时人们就会倾向于现时的消费，把手里的钱尽量花出去；而企业则乐于用贷款进行投资，因为融资成本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消费和投资都会受到极大的刺激。但是这里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人们都倾向于消费而非储蓄，另一方面投资又不断扩大。那么实际资金从哪里来？答案是从未来。人们对货币的时间偏好因为低利率而大大提高，人们就更愿意把明天的钱放到今天来花。
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可以使人们把未来的钱取出来，放到今天来消费——按揭贷款、信用卡透支等都可以帮助人们办到这一点。当然，政府的财政赤字同样也是重要的工具。在这一因素刺激下，消费——投资很容易形成正向螺旋，即消费的扩大带来投资的扩大，投资的扩大又带来消费的扩大。繁荣的局面往往因此来得非常轻易。然而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这种扩大总有极限，一旦扩张达到经济能力的极限，随之而来的就是雪崩式的收缩。收缩的时候，同样也通胀与通缩的威胁是正向螺旋，即消费的萎缩带来投资萎缩，投资的萎缩又进一步带来消费的萎缩。近几年美国经济的走势深刻诠释了这一道理。繁荣——泡沫——破灭——萧条，美国经济几乎走出了经典教科书式的步伐。美国的信用卡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曾表示要挽救众多“卡奴”，还要遏制信用卡贷款利率的上升，他能否做到这一点，很让人怀疑。毫无疑问，在短期内他可以动用美国政府掌握的资源来做到这一点，但从长期来看，还没有人成功过。奥巴马想取得成功，希望是渺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