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者，黍稷末去皮之通称。对米而言则皆云粟；数之名则未有及粟者。孟子曰：“有粟米之征”，“米粟非不多也。”《诗》云：“黍、稷、稻、粱。”又云：“黍、稷、重、、禾、麻、菽、麦。”皆不言粟，是也。故米初去粗皮，谓之脱粟；呼稷之粟为粟，非谓稷为粟也。以稷之多也，故但呼以粟而即知为稷；久之，而稷之名遂掩。稷也而粟之，犹今之人之之也，犹於其米而直谓之米也；而不学者遂误以粟为本名，而不知其为稷矣。
河北自漳以西舌强，能读入声；以东舌弱，不能读入声，──《中原音韵》所谓“入声作平声，作上去声”者是也，──故读稷与祭之音相似。而乡中人识字不多，秋禾登於场，笔而记其数，有不识祭字者，则书稷字以代之──稷字《四书》、《诗》所有；祭字《四书》、《诗》所无也。犹高粮之或误书为高梁（俗呼蜀黍高粮），金簪之或误书为金针也（俗呼黄花菜为金簪），犹古人之误书弄璋为弄獐也。而不学者不知稷为何物，遂误以祭为稷，反疑其民呼为“子例切”者乃方音之转，而笑书祭者为误字矣。
稼书陆子作《黍稷辨》，谓稷乃今之谷而非饭黍，征之书传，详其形状，以纠前人之惑，其事虽小，而不肯沿讹踵谬之心即此亦足见其万一。然谓土人以饭黍为稷，则犹未知北方农夫之所呼者祭而非稷也；由祭而之稷，作《本草群芳谱》者不见《说文》，妄以己意揣度之耳。余故补其未备，作《稷祭辨》；於陆子所已辨者则不复言，从省文，亦不敢掠美也。
《禹贡》田赋九等解
《禹贡》九州田赋皆分九等。读者苦其难记，或作《指掌图》，以九等分配於十二辰，按指节历数之；又作《歌诀》，鄙俚不经，既侮圣言，亦无伦理，余深病之。窃谓其所以难记者皆由於不究其故；不究其故，则虽强而记之亦何得於心哉！因第其说如左：
雍、徐、青、豫、冀、兖六州皆居北方；而雍居六州上流，土厚水深，虽濒河而无河患，故田居上上。青、徐皆不濒河，故次雍；而徐上中，青上下者，徐土坟而兼埴，青土坟而兼斥故也。冀、豫皆濒河，有河患，故又次徐、青；而豫中上，冀中中者，豫一面濒河，冀三面濒河故也。惟兖当九河之委，土薄水浅，故居中下焉。梁、荆、扬皆居南方，故田皆在下等；而梁居三州上流，故次兖；荆稍东，故次粱；扬最东，当三江之委，故又次荆也。此田分九等之说也。
冀为帝畿，土广民众，故赋居上上。豫、荆，东西之中，水陆之会，故赋皆居上等；而豫田中上，荆田下中，故豫次冀，荆次豫也。雍、徐、青、梁、扬五州皆居东西偏，而雍、徐、青田皆上等，故赋亦皆中等；然青次荆，徐次青，雍次徐，与田之上下相反者，东方土狭民稠，西方土广民稀故也。梁、杨田皆下等，故赋亦皆下等；然扬次雍，梁次扬，亦与田之上下相反者，其故亦犹青、徐之加於雍也。惟兖受河患最深，创残之馀，民气未复，不可以赋之常法绳之，故曰：“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此赋分九等之说也。
赋言“错”者四州，又各不同。冀州赋重而地广，其赋不可均也，故有“错”焉；不言所错者，赋上上矣，其错必於下可知也。扬州赋轻而地广，地兼水陆，故有错而上者，故其文曰“上错”。粱州赋轻而地广，地兼水陆山林，故有错而上者，亦有错而下者，兼本等则为三，故其文曰“三错”。豫州，四方之交，土兼坟壤与垆，故其赋错出不均；综而计之，适得上中，故其文曰“错上中”。此四州言错之说也。
以是求之，皆有至理，可以得其故。何必区区效星相之术，於指节间定部位，作小儿戏哉！
文说上
画，所以貌物；黑白之色，方圆曲直之势皆合焉，谓之画。文，所以载道；是非得失之故，贤人哲士之事实皆合焉，谓之文。物者形；道者理。形者然；理者其所以然。其事之大小，品之高下虽殊，其理一也。
马焉而狗其足，花焉而竹其，山焉而波，水焉而岫；求之天下无是物也，可谓之工於画乎？何以异为文而讠皮其说，谬其理者也！累朱攒青，曲直杂设，非人，非树，非山，非屋，见者不能名其物，可谓之工於画乎？何以异为文而晦其辞，乱其章，读之而不能通其意者也！然而彼且曰“吾工画”，世且曰“彼工画”，问其所画之物，则曰“吾工画而已，不知物也”，何以异为文而离乎道，且自负文士，世亦以文士目之者也！
凡论画之美者，曰“亳毕似”，曰“尺寸千里”；然则为文而能了然於口与手，简而明，约而尽，使读者释然有以知夫是非得失之故，岂不可谓工於文乎！然而世之为画者不求之物而徒册上之横斜疏密是问，此所以无工画者也；为文者不求之道而徒古人之文之长短难易逆顺是问，此所以无工文者也。夫匠者不必能画器皿，游者不必能画山水，然未有闭置一室，目不见山川器皿之形而能画者。贤人君子明理之士，固有不工文者，然未有於道茫然无牖隙之见而能文者也。
悲夫，知画者世或有之而知文者鲜，是文人之智反出画工下也，惜哉！
文说下
道也者，物之理也。其於人也为情，其於事也为义为势。大之而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小之而愚夫愚妇之所可知一草一木之所以消长，皆道也。文也者，载此者也。其义显，其势悉，其情通，是文而已矣。精而论之，虽大贤之言不能皆醇；粗而论之，虽百家技艺之书亦各有其道焉，──庄周、韩非是也。譬之博奕；虽非圣人之道，然工於博奕者言博奕之所以胜负较然不诬，是即傅奕之道也。
虽然，道有醇驳则文有高下，孟子所谓“讠皮、淫、邪、遁”者也。是故，二子之文，非天下之至美也，投乎世好耳；天下之言道者亦非无驳於二子者也，不为世所诟病耳。譬诸饮食，道其物也，文其味也。《六经》，稻粱之味也。孟与韩，鱼肉之味也。斑、马、欧、柳之言间有膻腥焉。有其道而文不美焉者，失饪者也。摭拾《六经》之遗文，剿窃注疏之成说以为明道焉者，食饣壹而饣曷，鱼馁而肉败者也。庄周、韩非非圣人之道而见美於世，犹葱荽椒蒜，獐鹿驴骡之肉非味之正而人喜食之者多也，──然视烹土煮泥以求味者则不可谓无物；视世之心无所得而摹拟古人之言以为文者则不可谓无道。余所谓文以载道者，以此。
夫韩退之，柳子厚，世所谓文士也，周茂叔，世所谓儒者也，然其言皆曰文以明道。独近代文士则曰文自文，道自道。何者？彼以摹拟语势为文，以摭拾陈言为道；非文之与道异也，彼所谓文与道者异也。
卷三
上汪韩门先生书
（此篇已附载《考信附录》卷一《少年遇合记略》之未故今省之）与董公常书
乙酉之秋，得於京邸晨夕过从，畅论书史者数月。岁终握别，至今十有二年。每读书有会心处，辄屈指私计可与语此者惟广平栗太初及我公常先生二人。而太初往矣，先生又无由接坐一谈。兴言及此，真令人读书之兴索然欲尽也！
往述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於几前。既澜无所归，又性善忘，过时即都不复省忆，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於《六经》，不敢他有所及。日积月累，似若有得，乃知秦、汉以来传注之言往往与经抵牾，不足深信。如炎帝本与黄帝同时，太皓在其後，而世以为伏羲即太皓神农即炎帝。稷、契皆在帝喾之後百数十年，而世以为高辛氏之子。周公本因戍王谅阴而摄政，而世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平王本畏楚囗而戍申、吕，而世以为私其舅家。周本三正并行，而世乃杂取传记夏正之文为周不改月之证。周本郊遂用彻，采邑用助，而世乃因孟子“虽周亦助”之言谓彻亦画为井，亦以中为公田。推此而求，下可悉举。要皆不肯细读经文，过信传注百家之言，故致舛误。不知先生以为然耶，否耶？旧尝阅一小说，载孔子陈时有采桑女及樵夫诗二首，鄙俚不可入口；且曰：“按，此即今七言绝句；而世儒谓始於《柏梁》不学之过也。”阅至此，不觉失声大笑。呜呼，今世所传战国、秦、汉之书名於圣人者岂有以异於此乎！特以其传既久学者遂不敢议。而今乃欲据《六经》以正其失，求其不掩耳而疾走不可得也。以此闭口，不敢与人谈及经史。安得与先生重聚数月而一证其十馀年来之所得哉？
今岁偶至郡城数日，行入书院中，得遇胡君名光四者，问之知为及门高弟；因询近况，乃知令郎已长，能读父书，负笈从游者甚众，先生杜门不出，日惟与门人讲诵，不觉欣然为之破颜。士不能展所学於天下，固当成就後学，作如是事。若述者，其学固无可取，而亦绝无人相问难者；少年才俊皆高视阔步，一揖犹以为浼，一问犹以为辱，安得有所谓负笈从游之怪事乎！间有一二来者，皆初学无所解；得一补诸生即都去。读书虽有所得，而环顾四壁茫然无可语者。亦可为之长太息矣！
前在京师时，先生方刻印章，文曰“四可堂主人”。问其说，云：“余有亲可养，有子可教；有田可耕，有害可读，余何为仆仆於京师者！”今尊大人虽捐馆，其三可者固自在。而述本无祖遗田产；又值洪波毁室，先人所遗书荡然无存，至无容膝所？依人庑下。辛卯之春，先君见背；今惟家母在堂，差为康健，而禄养色养又都不能。一二年来，增患目疾，翻阅尽废。年垂四十矣，而一介子女杳然不闻消息；家贫不能畜妾。四者无一可焉。夜中就枕，怛然无生人之乐，不觉其泪之濡衾也。
久不与人通书，会此便，不觉一泻欲尽。然书写良艰，落笔时所裁割者街多，幸为心照。如遇北风惠以德音为望。率此亻布候近祉，不宣。晚弟崔述顿首。
送栗太初赴纳任序
四川在京师西南五千里外，有剑阁、云栈之险；而自强献忠蹂躏後烟火几绝。国家涵育百年，民稍稍生殖；然惟成都称殷盛，他府州尚多旷土。民朴鲁俭啬，无珠贝珍异之饶，士大夫铨得其地者率以为苦。而叙、泸以南，地近徼外，多瘴疠，以是人尤不乐往。
广平栗太初，余同门友也，博学喜著述，读书一遍辄背诵不遗。乾隆己丑，由前进士谒选於吏部，得泸州之纳。询之蜀士大夫宦游於京师者，皆云：“县於蜀最贫；自山水幽胜外无足满意者。”於是识栗君者皆为栗君忧。而余独有以知栗君之不忧也！
夫忧，生於欲之不遂。士不能读书求古圣贤之道，欲以仕为贸易，奔走形势间以冀一遇，或弃产称贷然後得注选，其心以为一旦得官可以偿其所费，且求赢焉，若贾人权子母之利然；此其忧贫固情之常，不足异。若栗君者，读书学道人也，其富也奚以喜，其贫也奚以忧乎！且非第不忧而已。其为富也者，方面大吏皆艳而志之，需索之烦，供亿之费少不给，则不得安其位；官虽富，常不敷所出，虽廉吏至此其势不得不贫。其为贫也者，两院以下皆知人之惮而不愿为也，其不幸而值焉者，虽小忤意，辄不肯易置；或垂橐入谒，亦往往获无事；以此反得行其志，即贪吏为之亦有以廉名者。夫栗君之仕欲以行其志也明矣，其於纳溪，喜之不暇，而何忧焉！
吾又闻文章之事与名山大川相长。曩栗君与余同习业於石屏朱公之署，日以文章相砥砺。既而栗君成进士，多交游，撄世务；而余善病，且羁旅逐衣食，往往废业。今栗君奉省檄，洽百里，逾大河而西，越两崤、函谷，仰蹑三峰，吊秦、汉之都，西度大散，入汉中，观诸葛武侯之遗迹，驰驱於飞梁峭壁间，山鸟异声，秋云幻状，然後登大剑俯长江，其山水之奇秀皆足以发抒其耳目。而县又淳简，栗君游刃治之有馀，鸣琴之暇，计必陟其山，漱其泉，婆娑嘉树之下，极游观之乐，以默证其平日所读之书而悉发之於文，吾知其与曩者习业时必有异也。余方艳羡之不可得，而栗君讵反忧哉！
栗君发矣！异日余至京师，遇有自蜀中来者，必将询粟君之政与其文；且问蜀人之敬信栗君能如文翁、少陵否。栗君所得不已多乎？孰与夫横金卧内，德色妻子，穷水陆之珍，极声色之奉，以自鸣善宦者哉！遂书此，以赠栗君之发。
赠陈履和序
（此篇已附载《考信附录》卷一《少年遇合记略》之末，故今省之）《武安文昌祠签簿》序
武安张子奇昌质所学於余有日矣，一旦持一册来，曰：“此武安文昌祠签簿也。日尝过之，见其毁也，因重录而易之。先生其为之序！”余固辞，而其从叔友唐复力为之请。余曰：“嗟乎，余安能序此簿哉！余少未尝为此学，不知其所由美，而心窃以为非宜。誉之，则失其本心；毁之，又非子之所以谓余序之之意也。余安能序此哉！”
且文昌，星也，在紫垣之外。《天官书》曰：“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今北斗上六星上曲者是也。而近代所祀，称为梓潼帝君者，则晋、魏间将蜀人张氏，以战殁而血食於蜀者。其後庙祝欲灵其祀，乃诈称梦神谓己‘上帝使我掌人间士子禄籍’，自是士大夫始争事之。沿之既久，遂误以为文昌。合天神人鬼为一祀，舛亦甚矣！”
夫文昌，星耶，固不得有言；若梓潼神也耶，将毋亦忠直勇决之气存於天地之间，其肯逐逐然日与斯民谋趋利避害之计，而又效唐、宋以来所谓声病俳偶之文，间杂以鄙俚之言，以示天下耶！且神止一耳，而天下府州县祠有签者无虑数百；尽应其求，力亦不给。理势皆无据而世信之，亦以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