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耳；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故《汤誓》数桀之罪，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汤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数纣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伪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伪泰誓》则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顾其理之所安也。
“尔惟德罔小”数语贪作对待，遂不可通
“尔惟德罔小”数语，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为”二句语意。此贪作参差对待语，而其实一意；乃曰“罔小”、“罔大”，遂令下句不可通。蔡氏曲为之解，可谓善为说辞矣。
《盘庚》首一段系述民言
《盘庚》首一段，自“曰我王来”至“底绥四方”，先儒谓皆盘庚之言。按下文云：“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次篇云：“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三篇云：“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於朕志。”是於百姓必呼而告之，而记者文法亦明白无疑也。首段若果系盘庚告民者，不当独作鹘突语；况在篇首而记者反不详明耶！今玩其文势语意，曰“民不适有居，率答吁众，出矢言”，则“率吁众出矢言”者，当就“不有居”之民说，言民领率呼吁众忧之人而出矢言也。“曰”字以下，即述民言也。民言“我先王既居於此，固所以重爱我民，不忍尽致之死地也。王如能相匡以生，则民得所矣。今王不能匡以生，乃欲迁都，惟卜是稽，而云‘民其如我何！’”，又言“先王行事恪谨天命，然犹不能安宁，天犹降以灾祸，因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今王之所以恪谨天命者，不能继先王；方未知天意何如，而乃欲以迁都从先王之烈乎！”意谓存亡安危不在迁都；今若不能恪谨天命，虽迁新都，亦未必能救於危亡也。又言“天将断绝我命，而乃欲恃迁都为安，若大木已颠而欲恃由蘖以生乎？天遂永我命於兹新邑，而复先王之业以绥四方乎？”不敢必之辞也。下文所谓“聒聒起信险肤”，“动以浮言”，皆指此而言。盖必如此解，而後於事情语势文法皆无遗憾也。
“兹新邑”一名，民与盘庚所指不必一处
《史记》，祖乙迁於耿，九世而盘庚始迁；而自耿以上止四迁，不合於“不常厥邑，於今五邦”之文。故蔡《传》谓“盘庚之前当自有五迁”也。今按《盘庚》三篇，反复论说，未见其为自耿而迁；或盘庚以上一二世曾有一迁，未可知也。“天将永我命於兹新邑”，此新邑指现在所居而言，亦不可知。盖民以迁此未久，意不欲迁，故尚谓之“兹新邑”；而盘庚已择居於殷，故自以殷为“兹新邑”也。民之意谓“先王既迁於兹，若颠木之有由蘖，有死而复生之势；若能恪谨天命，安知天不永我命於兹新邑，使绍先王之烈以绥四方乎？”盖能保天命则现在之地亦可长治而久安，不必以迁都为事也。上言不能事天，虽迁无益；此言若能事天，虽不迁亦可；反覆两端，以明其不必迁也。
《说命》首节已有不能掩其伪之三证，郑玄亮阴说亦不确
《国语》，白公子张谓楚灵王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乎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得傅说，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知之不疚也，犹自谓未，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亡，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予，无予弃也！’”今《书经说命》全本之此。然《孟子》证之，则《国语》或即本之《书经》，而今不可得见。今之《说命》掇拾群书，人为所欺，而首一节已有不能掩其伪者三焉。“高宗亮阴，三年不言”之事，一见於《周书无逸》，一见於《国语》，而《礼记》引《书》者三，《论语》引《书》者一，皆未言其为居丧不言；惟孔子及作《礼记》者乃释为居丧不言也。“亮阴”亦作“谅ウ”，古之说者皆云“信默”；惟郑氏以为凶庐。若果如今《说命》及郑氏之说，则既云“宅忧”，而亮阴又即居庐，子张岂不解其故而尚以为问乎？《国语》无“亮阴”之语，《礼记》、《论语》所引盖皆《无逸篇》语；无论与今《说命》不同，亦未必为古《说命》语。而伪作者采拾成文，又妄加“宅忧”二字，不见其陋乎！一也。《无逸篇》云“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今《说命》亦云“其惟弗言”，但作“惟不言”解耳。不知《无逸》所云若作此解，则既云“三年不言”，而又云“其惟不言”，文义岂不重复，而周公之语岂不赘乎！夫所谓“其惟不言，言乃雍”者，犹云“不言则已，言必和”也。谅ウ不言，三年之久岂遂一言不发哉！偶发一言必当於理，即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伪作者不解其义，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二也。“禀令”皆自上而下之辞；禀本从禾，今俗从示，音凛，与也，给也。《国语》云：“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言不发命令也。伪作者不解禀字之义，妄改云：“不言，臣下罔攸禀令。”《伪孔传》遂解禀为“受”，而《唐韵》、《集韵》遂有“笔锦切”一音，“受命曰禀”一解矣。而不知实误改《国语》也。三也。至郑氏亮阴之说，实亦不确。《无逸》云：“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乃或”云者，他人不必出於亮阴，而高宗乃或出於亮阴也。盖即位之後而亮阴不言，与《国语》可互证。且不言者，止亮阴之三年，而今《说命》乃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亦背异之一端也。但居丧之说？出於《论语》，人不敢疑耳。
讷笔谈卷二
杂说
唐、宋士大夫舍宅为寺之非
唐、宋士大夫往往於将没时舍宅为寺，已没之後犹求福利耶！天下贫士无居者甚多，或奔走道路，或赁居庑下；若以宅与之，岂不强於佞佛哉！凡舍为寺之宅，其宅必大，一宅可以为数十人之宅，其功德非小小也。且佛以济人为心，佛有宅将以与人矣；是与人乃善於事佛者也。不知求慰其心，而但以奉土木偶人及无所不为之秃子，如是而获福利，吾不信也。昔王摩诘辋川为最佳胜，而舍为清源寺；同时之杜少陵寄居蜀寺，方有“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之句。摩诘少年抱琵琶游贵人之门，不知寒士之苦。若少陵则日无宁晷，奔走不遑，深知其况味，故其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如此胸怀，宜其诗之独步千古也。
晋人不以政事为重，宋人好论度量亦非
陶渊明为孟嘉作传，只叙其度量风韵，闲情逸致，而於政事无一言及之。当时不以政事为重，而诸所谓名士者俱不长於政事也。篇终述刘耽之言云：“此本是三司人。”嗟乎，三司人但取风度哉！此与“深源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无异。晋人好尚识见如此，安得不亡！五胡乱华，天之以浊溷其清也久矣。东晋相业，惟谢安差强人意，然亦有天幸焉。宋人文章理学政事俱优於晋，然亦好论度量，终是一病。吕夷简观诸子孰可为相，独许公著；虽观人必於其微，然岂不责婢碎茶瓯一事遂可为宰相哉！君子不能为相，而後小人得以乘其隙，此王安石之所以得君也。
晏子御者之妻不可及
晏子御者之妻有言：“晏子长不满六尺，而身相齐国，显名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长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龃龋子曰：此御者之妻少所见而多所怪也！天下惟仆御皂隶负贩牧竖之类乃常自足耳！苟有知识者，皆知其有所不足而有以自下；惟庸愚小人少得所欲，遂自以为足，皆然也。非特足而已，且视人皆不己若，愚乃益诈，诈乃益愚，而彼方意气扬扬，自以为得计也。御者之妻止见其夫若是耳；然他人妇皆随其夫而自足者，非但不薄其夫，且将曰吾何幸而为若人妻也！此御者之妻之所以不可及也。
苏轼为陈公弼作传示悔
陈公弼知凤翔日，苏子瞻为判官，不相得；为公弼作《陵虚台记》，因发其肮脏郁懑之气。其後为公弼作传，言公弼“面目严冷，语言确讠刃，好面折人”。又言“官凤翔，从公二年，时少年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大抵子瞻之性与谨厚严毅者皆不能合，其於公弼亦与於伊川略同。然自言平生不为行状墓志，；而独为此文者，盖子瞻之侮出於真情，而公弼之行事有以深服之也。新城王大司寇作《秦淮》绝句，以纪阿男入诗；其兄映锺以为言；後司寇竟闻其节於朝，曰“以忏悔少年绮语之过”。子瞻之为公弼作传，亦以救其作记之轻薄也。
朱淑真与刘令娴之艳体诗
朱淑其遇人不淑，其本传云“时牵情於才子。”而所作《生查子》词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後。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则固有外交矣。刘孝绰之妹徐悱之妻刘令娴者，其门望遭遇非淑真比也；然《玉台新咏》载其数诗，若有可疑。《光宅寺》诗云：“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则有所睹而情荡矣。《题甘蕉叶示人》诗云：“夕泣似非疏，梦啼太真数；惟当夜枕知，过此无人觉”，则寄怨之诗也。《有期不至诗》云：“黄昏使信断，街怨心凄凄；回灯向下榻，转面暗中啼。”则明有所约矣。《梦见故人》诗云：“觉罢方知恨，人心定不同；谁能对角枕，长夜一边空？”则亦怨诗也。三娘中年而寡，遂至此乎！悱有《赠内》诗云：“日暮想青阳，蹑履出椒房。网虫生锦荐；游尘掩玉床。不见可怜影，空馀黼帐香。彼美情多乐，挟瑟坐高堂。岂忘离忧者，向隅心独伤？聊因一书札，以代九回肠。”三娘负此拳拳之情矣。然观“彼美情多乐”之句，则知令娴固薄情人也。越礼之端，实兆於此。
唐寅集外诗
袁中郎刻《唐伯虎集》，有《题画诗》数十首。而吾邑徐聘三先生所藏伯虎山水轴，有自题诗云：“石径荒凉一寸苔，骚人独步炼诗才。相逢若有忙人问，远向山僧乞火来。”集中无之。又《坚瓠集》引其诗云：“五陵鞍马少时年，三策经纶圣主前。零落而今转萧索，月明胥口一蓑烟。”亦集中所无也。《桐下听然》载伯虎与华学士鸿山饮酒，华有少姬，隔帘窥之；伯虎作《娇女篇》贻鸿山，鸿山作《中酒歌》答之。今集中妩《娇女篇》，有《娇女赋》，而赋非为此作也。然《桐下听然》所载似为近实；而配秋香事，袁中郎附之集中，人遂信为实事矣。
藉杨君谦《题书橱诗》自述读书之难
杨君谦《题书橱》诗云：“吾家木市人，南濠居有年。自我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坚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货财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怜！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余家自先曾王父始自新安居於魏，未暇多置书。先君子虽甚好，而家贫多事，所收亦未富。乾隆丁丑，漳水入城，则书尽归波涛中矣。自是以後，贫益甚，流离迁徙，日无宁晷，愈不能买。惟郡守朱公去任时遗书数十卷，而又苦鲜佳者。余既有书癖，每借之戚友之家；然地僻人俗，苦无藏书。旧时仕宦之家，其书既皆散落，而现在之士君子则无以买书为事者，故借亦难言也。而余又顽钝不能记诵，欲手自抄录，则又苦病不能为，是以《十三经》家中止有其半，而《廿一史》犹未能遍观也，他可知矣！余虽有君谦之好而无其力，让其诗每用自愧；而至“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之句，则又未尝不流连慨叹，而冀生平一遇如君谦其人者也。
陆游出妻之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