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於《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顾自秦火以後，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於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言，杂然并传於後，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於检核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於世。於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於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ㄗ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忄吴者。或为文以辨之（如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明允《喾妃论》，王介甫《伯夷论》之类），或为书以正之（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或作传注以发明之（如朱子《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氏《书传》之类）。盖至南宋而後《六经》之义大著。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於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後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於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逐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非敢自谓继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云尔。
人言不可尽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於人之手，莫之制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於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诘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圣人之读经，犹且致慎如是，况於传注，又况於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少见者多误
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卫退之饵金石药而死，故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谓韩退之作《李于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无他，彼但知有韩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见则多所误也。余崔在魏，族颇繁，然外县人罕识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试场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优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畜优也。此耳目之前，身亲之事，犹若此，则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颜阖之事载为颜渊，阚我所为移之宰我，诸如此类盖不可数。但此幸而本书尚存，犹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吕氏春秋》亡，人必以论东野毕者为颜渊，《左传》亡，人必以陈恒所杀者为宰予。虽聒而与之语，终不见听，必曰：“古者言如是，夫岂无所传而妄记者！”然则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其移甲为乙，终古不白者，岂可胜道哉！故尧之臣多矣，乃见“重、黎”，遂以为必羲、和也；纣之臣亦多矣，乃见“父师少师”，遂以为必箕、比也；禹之佐岂止一人，乃见“大费”，遂以为必益；太甲之佐亦岂止一人，乃见阿衡，遂以为必伊尹：无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为必此人。犹之乎许允之事移之浑，王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宫载宝，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复白圭之贤受诬於百世。犹之乎卫退之饵金石药，而以饵药而死为昌黎罪也。故今《录》中凡事之不见於经者，度其不类此人之事，则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难为眇见寡闻而粗心浮气者道也！（孔毅夫《杂说》，昔人有辨其系伪撰者，故今但称“宋人杂说”，不欲古人之受诬也。）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於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汉疏广为太子太傅，以老辞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论者谓广见赵、盖、韩、杨之死故去。无论盖、韩、杨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宽大之主，遂终己不去乎！何其视古人太浅也！昭烈帝临终孤於诸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谓昭烈故为此言以坚武侯之心。然则将使昭烈为袁本初、刘景升而後可乎！此无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犹论古人也。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倾己囊以成之。议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倾其囊。”夫僧之心吾诚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则损己以利人也，损己利人而犹谓其欲损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犹他人事也。余之在闽也，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淡泊清贫之况，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乡之人隔数千余里终不知也，归里之後，人咸以为携有重赀。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见其饭一盂，蔬一盘，犹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於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於战国、秦、汉以後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於《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
虚言衍成实事
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见於《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扌舀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无是事，有是语，而递衍之为实事者。《春秋》传，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後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後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尤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竟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战国游说之士，毫无所因，凭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过矣。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於战国以後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於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古语失解後之妄说
战国、秦、汉之书非但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後世失其说，遂误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渊”，则其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常仪古之贤臣，占者占验之占；常仪之占月，犹羲、和之占日也。仪之音古皆读如娥。故《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又云：“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皆与“阿”“何”相协。後世传讹，遂以“仪”为“娥”，而误以为妇人。又误以占为“占居”之意，遂谓羿妻常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於月中。由是词赋家相沿用之；虽不皆信为实，要已诬古人而惑後世矣。诸如此类，盖不可以胜数。然此古语犹间见於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於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
儒者采谶纬语
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於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後，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後相沿，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於《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於《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即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缘纬书之文而递变其说者。盖纬书称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郑氏缘此，遂以为祭天，而谓《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虽驳郑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复别有一祖在，岂非因纬书而误乎！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後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後检阅《正义》，始知其出於《孝经纬》之《钩命诀》也。大抵汉儒之说，本於《七纬》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颇有核正，然沿其说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学者动曰汉儒如是说，宋儒如是说，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议之！呜乎，汉儒之说果汉儒所自为说乎？宋儒之说果宋儒所自为说乎？盖亦未尝考而已矣！嗟夫，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为之解也已！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