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记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於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谦逊之辞而无自圣之意，皆明民义所当为而不言祸福之将至。独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而预决其死於梦兆，殊与孔子平日之言不类；恐出於後人传闻附会之言。故不敢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孔子卒年月日之考定
社氏《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余按：杜氏所以如是注者，盖因哀十五年《传》文中有闰月，递推而下，则四月不当有己丑耳；不知《传》虽有此闰月，鲁实无此闰月，己丑正当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列国置闰互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乱，《经传》之文皆差一月，盖《经》本之鲁史，《传》采之周史；鲁於六月置闰，周於十二月始置闰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经》、《传》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与鲁皆不置闰也；《传》於十二月後始书闰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闰也。王猛之居皇也，《经》书於夏而《传》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经》书於秋而《传》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经》书於冬十月而《传》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闰月以前，经之纪事无不先《传》一月，是鲁於六月已置闰也。且以《传》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闰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则十二月当为癸卯朔，而《经》何以书“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则是《传》之闰月即《经》之十有二月，而周、鲁诸闰之不同，众证明白，晓然而无疑矣。哀十二年《传》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是哀公之世，鲁历後天而失一闰之明证也。哀十六年，《续经》书云：“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於卫，卫侯辄来奔。”而《传》乃在十五年之闰月；盖缘鲁失一闰，故卫闰月之事在鲁明年正月，《传》采之卫史，而《续经》所书则鲁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鲁不置闰之明证也。由是言之，《续经》所书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当有己丑，月日皆不误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杜氏偶未深考，但以《传》之日月为据；《经》有与《传》异者，於他国事则以为从告，於鲁事则以为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学者不可据《注》而疑《经》也。故今仍从《续经》；周正之夏四月已丑；盖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谱》僭改经文之谬
《年谱》云：“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说实本之社氏《左传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长历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误，不则月或误耳，故曰“日月必有误”，犹有阙疑之意焉，未尝决以为乙丑也。《年谱》公然僭改《经》文，以己为乙，断以为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为言之不确，则人疑己之无所传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无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则作《年谱》者本无所据，而但掇拾注疏诸子之唾馀以成书也，昭昭然矣。《年谱》不知何人所撰，今见於《阙里志》，云出《素王》事纪。然观其中亦似尝有所删节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语》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叹矣夫！
年七十四
《史记孔子此家》及杜氏《春秋注》皆谓孔子年七十三，盖皆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从《二传》以为襄公二十一年生，则孔子至是当年七十有四。而《索隐》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则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丘卒，公讠耒之曰：‘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
【附录】“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辨哀公问儒服之说
《戴记儒行篇》云：“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晔，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语夸而复，文浅而放，乃战国之风气，非春秋之语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见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问之也。且玩其语意，乃谓宋人冠章甫，鲁人衣逢掖，孔子随所在国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礼耳；非谓一时兼用之也。後人合以为一，反以为孔子之礼服，误矣。《庄子外篇》亦有与哀公论儒服之事，与此如出一口，盖皆放荡之士疾世儒之拘谨，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为是言以诋之耳；岂得以其托诸孔子，载诸《戴记》，而遂以为实然也哉！今不录。
【附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
辨齐侯问商羊之说
《家语》云：“齐有一足之鸟飞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童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余按：五石之陨，六之退，《春秋》为宋志之；《左氏传》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书？《左传》何以不载？自春秋来，大雨水者无虑千计，何以未有一人见商羊乎？孔子之所以圣，以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传道於万世，不以小才小艺故也。即以才艺言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则所谓“博学”“多能”云者，亦谓兵农礼乐射御书计之属，非若《山海经》、《淮南子》之所为也。後之人但闻孔子博学多能，遂误以为搜神志怪之流。然《国语》犹颇征引往昔以附会之，而此则直以诵童谣之故圣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诵之，童子之智胜孔子矣，何不圣童子而圣孔子也？卜偃、师己皆能诵童谣以推未来之事，将皆得为圣人乎？此乃无识之士妄撰以见圣人之博，而不知其以小圣人也。故今不录。说并见後条下。
辨楚王问萍实之说
《家语》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於鲁，问於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唯霸者为能获焉。吾昔之郑，过陈，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实之事荒诞不经，童谣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无此等事，亦并无此等语；而世信之，何耶？童谣之占，自《春秋传》、《国语》始有之，皆附会耳，非实事也。然瞿鹆谣於文、武之时，弧服应以褒句之狱，人固莫之测也。汉、唐以降，此类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东君”、“雨帝”之属，其文似皆别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离合以推之於时事。即间有一二斥言者，亦终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类），谣者亦莫知其为何应也。从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详尽，如“商羊”“萍实”之谣者。以童子为无知而妄言乎，何以历历分明如是？以童子为知之而故言乎，已见之物群臣莫之识也，未来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陈，偶耳，陈而闻此谣，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过陈，或过陈而偶不闻此谣，不几无以答楚王乎？他人不闻耳，闻之复谁不能解者，亦不必为孔子贵也。此与商羊之事皆本《说苑》；《家语》复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并不录。说并见前条下。
【附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篇》）
【附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
辨延射扬觯之说
《戴记射义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於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云云），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云云），盖仅有存者。”余按：《论语》云：“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圣人之教人之不轻绝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乌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点之言，“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此七十子之所难，而乃以责之众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圣人者有几人乎？此必传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语》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数语云：“射既阕，子路进，曰：‘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观其语乃如今世演剧者之打诨然，鄙哉！有如是之轻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语》但坟一语即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并不录。
辨束帛赠程本子之说
《韩诗外传》云：“孔子遭齐程本子於郯，倾盖而语，终日。顾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赠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见於经传，孔子重之如此，而《论语》、《戴记》中顾无一言称之，何耶？子夏问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先生”，谓父兄也；春秋时亦未闻有以先生称人者。且其所载子路孔子问答之言皆浅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录。
《孝经》非孔子作
世多以《孝经》为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余按：《孝经》十八篇中多孔子与曾子问答之语，然则是曾子之门人笔之於书耳，非孔子所自为书也。果孔子所自为，岂得称其门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经”也者，後世尊古圣人之书之称，孔子、孟子之时无此语也。自汉以後，始有经名；孔子之不题以经，明矣。藉令孔子之时即有此语，亦止以经名《诗》，以经名《书》与《易》，可矣，不应自名其言以为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圣人之谦也如是，而谓以经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虽莫大於圣人，然圣人之心必不自以为孝；而乃曰“吾行在《孝经》！”其陋三也。然则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补】“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鱼先孔子卒，见於《论语先进篇》，与《史记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称“年五十”者，与颜渊之卒年互相抵捂。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删伯鱼之年，传信也。说见後《颜渊条》下。
辨孔氏再世出妻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为伯鱼，由是遂谓孔子尝有出妻之事；伯鱼乃出妻之子，为母当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书》云：“观厥刑於二女。”《诗》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古之圣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国与天下者也。孔子之圣不异於舜、文王，何独不能刑其妻，使有大过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为贤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过；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悦而诚服，独其妻不能率孔子之致以自陷於大过，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夫妇之道亦然。若无大过而辄出之，孔子之於夫妇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丧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为母期。孔子既在，伯鱼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异；而解者必委曲迁就之以蕲合乎丧出母之说，然则伯鱼必何如服而後可谓其母之非出耶？《史记孔子世家》亦无出妻之事，《史记》之诬且犹无之，後儒何得妄以加圣人乎！至於“道污则从而污”之语，尤大悖於圣贤之旨；“出母”之称，古亦无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称“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为何人；後儒过於泥古，又从而附会之，遂致孔氏顿有再世出妻，三世无母之事。伯鱼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不贤，而为圣贤者必皆不能教其妇；抑为圣贤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为圣贤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传》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无几，而贤人之妻无闻焉，然则不但孔子必无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宁过而不信，不敢过而信之以诬圣贤。故今一概不录。说并见後《子思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