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学生的老师看看他提供的各种证明，尤其看他跟那些正式学生一样，竟然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就给他说，那就上车吧，到学校后办别的手续。
这种事在50年代一点都不奇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人，哪还有那么多讲究呀——除了家庭成分是个大问题。一年后，章柿毕业分到西安的一家军工厂，给职工上技术课时，才发现一半人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到一起，问他们怎么当上工人的，有一个站起来说，我从河南老家来我姨家走亲戚，搁街上转着玩，见路边支了个桌子，人家问我想不想当工人挣工资，我说想，人家问啥成分，我说贫农，人家叫填个表，我说不会填，人家就帮我填了，叫我回家拿贫农介绍信，我坐着火车回去拿来了。
学上了一个月，真给发了三十五块钱，扣除十块伙食费，发到手里二十五块。他跑到药店，问有没有治羊羔疯的药，店员给他拿了两盒苯妥英钠片。他写了信，跑到邮局，连药带十五块钱一起寄回去，他嘱咐爹，一定按时吃药。手里只剩下几块钱了，可他很高兴。下个月，钱就又来了。当公家的人就是好，每月到时候就发钱。
章守信已经五十岁，犯病次数比年轻时有所下降，吃了几盒章柿寄回的药后，有慢慢好转的趋势，一年多都没有发病了。章柿坚持给他寄药，他期望爹的病能好透好彻底，永不再犯。
他还有一个秘密，从现在开始，他每个月自己攒下三块钱，用专门的存折存着，他不吸烟不喝酒，他不买衣裳不吃零嘴，不和同学们出去看电影下馆子，他每个月攒下三块钱，有时候手头紧了，哪怕两块，一块，他也存到那个专用存折上。他想用这钱去找绳姐。绳姐走了十五年了，走的时候十岁。只要她还活着，他就得再见她一面。多少个夜晚，尤其是冬天的夜里，他想起绳姐扯着他的手去挖大麦苗，回来后埋到火盆里烧烧，软乎乎的，吃到嘴里甜甜的，咔嚓咔嚓响。他真后悔，那时咋不知道往绳姐的嘴里塞一点呢。
绳姐走的时候，想没想过要见我一面，跟我告别一下？她曾经那么疼我，平日里就我俩一起玩。她也许不知道她的人生是怎么回事，她才十岁，吓坏了吧，她不知道大人要把她送到哪里去，她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她根本没有能力想，她就那样，穿了一件平生头回穿的新棉袄，叫一个陌生的主儿领走了。她的命运如何，她有没有想家，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托人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告诉家里人她在哪儿？她一定有家了，十岁被领走的那年，可能她就被领向一个男人，如果被领到窑子里，解放后她也会跟一个男人，她可能也有孩子了。我只是想找到她，见她一面，知道她在哪里，知道她过着怎样的生活。我还要把她领回家看看，沿着她被卖出去的路，我扯住她的手，领她回到颍多湾，河西章，她的爹娘、爷奶奶还在，一般大的还在。她应该回来看看，看看她出生的地方，看看她当年领着我挖大麦苗的地方，她引着我打滴溜的地方，看看那口井。
找到绳姐，不管找多少年。
毕业时，他们有两个去向，一个成都，一个西安。他心里首选西安，他想，有可能绳姐就在陕西，听人说，好多闺女都卖到了陕西。再说，西安是北方城市，从生活习惯各方面好适应一些。不过，他还是赶回家跟爹娘商量。
精打细算给家里每个人买了礼物，给章楝除了买个镶红边的背心外，还狠狠心买了个两块五的钢笔。
一说成都和西安，家里四个大人商量好了般都说西安。
“西安好啊，那么多皇上娘娘坐过的地方，寒窑，王宝钏，唐僧取经，不都是在西安吗？西安从前叫长安，多好的地方。”章守信那点有限的知识发挥了作用，“西安还离家近，一千多里地，我听集上有个人说，他孩在西安工作，他去找他，在咱县上坐上火车，十来个钟头就到了。”
国家“一五”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在全国投建了一百五十六个军工厂，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仅西安市东郊，就有六个大军工厂，每个工厂都形成自己的一个小社会。
出了朝阳门，一条小小的土路向东，过了第四军医大学、金花路，就到了位于幸福路上的天河厂。其他五个厂也在附近，全国各地来的建设大军很快把西安东郊这片地方占满了，农民土地被征用，农民子弟被招收到军工厂当工人。
1957年夏天，章柿来到天河厂，当上了职工技术培训班的老师。
每一个军工厂重点接收某一省市的工人或技术人才，形成一个个新的小社会。一听口音就知他是哪个厂的人，如天河厂最集中的是广东人和上海人，有的厂是四川人，有的厂是东北人。一火车一火车的青年人从全国各地被拉来，南北方言，此起彼伏。
六个军工厂逐渐建起了自己的医院学校俱乐部、菜场商店消防队、食堂澡堂托儿所。天河厂内还有一条铁路通向外面的一个库房。
这里形成了西安市新兴的一个工业区，几十年内都是西安市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章柿定的工资级别是三十四块五，虽然比学校里少了五毛钱，可每月还有几块讲课补贴，加班有加班费，比起十八块工资的那些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工人，他算是富有的人。可是两个月后，他听说分到成都的同学工资定到了三十五块五，比他们多一块，叫什么地差补贴，他就有点后悔。开会的时候悄悄给他一个同学说了，那个同学扭过头来，没有说话，谴责地看了他一眼，他立即羞愧难当。是啊，自己觉悟咋这么低呢，竟说出这样的话，在哪里都是干社会主义，我怎么会为一块钱而表现出来西安的后悔情绪呢？
可是，好多日子里这一块钱在他的心里都是个问题，想起当年为着一块钱的背心，他在街里蹦着哭，娘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何况一块钱呢。
他真后悔，他为什么要给同学说这个想法呢？那同学也真是，要么批评我，或者骂我一句，可他为什么不说话，只那么居高临下地谴责地看我？他会不会向组织汇报？这句话会不会给我造成什么不好的后果？身边不是常常有人因一句话而倒霉吗？说打成反革命就打成反革命了，说打成落后分子就打成落后分子了。
要不要再找那个同学承认一下错误？叫他不要因此而看不起我，也叫他不要把这话告诉组织，告诉别人。他心里一直很忐忑，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过了好几天，也没见那个同学再提这事，也许他完全忘了，也许他当时没听清，他瞪我只是不让我开会时说话。十几天过去，他不再担心因话惹麻烦，但他还是想着那一块钱，如果当时去了成都……不，没有如果，当时他想都没想过去成都，现在如果不是这一块钱，他压根就把成都忘记了。再说了，去了成都，多拿了那一块钱，可是成都回家的路费又是多少呢？一年只一次探亲假报销路费，可另外回去呢，多花多少个一块钱？他甚至在周日没事干的时候，去火车票预售处问了成都到颍多湾的票价，得出比西安到颍多湾多好几块这样的结论，他的心才放下来，彻底不再想这个事。
他住在男宿舍，与另外一名何老师合住。这何老师家在咸阳，跟他一样，家属在农村，一个或两个礼拜他就回一次家。两人熟了后，章柿问他：“你们那里有没有解放前河南卖去的姑娘？”
“多的是，每个村子都有。”
“都是啥地方的你知道吗？”
“那还不知道，你们河南人到处都有，常常听到女人说的是河南话。”
“那你回去的时候帮忙打听一下，有没有颍多湾人，姓章的，小名叫绳，今年二十六七岁。”
星期天下午，何老师从家里回来说，他们旁边一个村，有个女的二十六，说是颍多湾的，自己不知姓啥，也忘了自己啥时来的，总之很小的时候就来了。章柿估计八成不是绳姐，绳姐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姓啥。可他还是想跟他去看看。
下一回何老师回家的时候，章柿就跟着去了，给何老师家里买了一斤点心和一包硬果。何老师把他领到那个村上，他一见那女人，断定不是绳姐，绳姐不可能这么丑这么傻，不可能完全不认识他。对章柿的所有询问，那女人都以傻乎乎的笑来回应。何老师说，要不，等他男人回来问问。章柿说，不用问了，肯定不是。临走时问她，知道老家的人不，要不要捎个话。那女人“咯咯”笑两声，不置可否。章柿从兜里掏了两颗硬糖给她。
就这样慢慢找吧，绳姐，我们都还年轻，相信这一辈子我们会见面的。
章柿每年回三次家，爷的生日，奶奶的生日，春节。后来，爷爷奶奶去世后，他就改为爹和娘的生日。在他第一年春节回家的时候，胡爱花生了个儿子，取名章西平。
他还特地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套《西游记》、一套《水浒传》送给烧包叔。烧包叔高兴得像得了宝贝一样，第二天就开始在学校门口念包了书皮的《西游记》和《水浒传》。从那以后多少年那书皮破了再换，换了再破，书却保护得很好。他除了白天在学校门口念，冬天的漫漫长夜里，村里光棍没地方去，也都聚在他屋里听他在油灯下念书。
工厂正式投产后，职工培训暂时告一段落，章柿因为各方面表现积极，1958年入了党。负责职工进修的刘主任有一天把他叫到办公室：“咱厂里有几个到西北工业大学进修的名额，学制两年，出来是本科生，你愿不愿去？”章柿当即表示愿意去，刘主任说，好，过几天表一来就给你一张。
可过了三天，情况有变，因为车间主任、各处室领导也有变动，刘主任刚好到他所在车间当主任。这下，刘主任舍不得叫章柿走了，哼哼叽叽好一会儿给章柿说：“现在，生产任务太紧，我们车间最缺的是技术人员，尤其是机械制图这方面，你还是留下来吧，你年轻能干，又刚入了党，上学嘛，以后还有机会。”
“刘主任，你不用为难，我不去就是了。”
章柿在车间忙里忙外干活，是人都能使唤动他，他也从不觉得吃亏，干活时脚下跑得很快，人送外号“章快腿”。
1960年春天，章柿正在上班，有人在车间里喊：“章快腿，厂门口打电话，你爹来了。”
章柿跑得更快了。
厂子太大，他的车间又在最里面，足足跑了十分钟才到门口，远远地就看到章守信穿着黑色长袍，瘦骨嶙峋，立在门口，瞪着大眼，手搭凉棚往里面望他。他跑出来，拉了爹就离开。因为天已经很热了，爹还穿着夹袄袍子，这种衣裳在农村还有人穿，可他穿到城里，就叫人像看怪物一样看他，而他浑然不觉。
“爹，赶快回我宿舍，把这身衣裳脱下来，你没见刚才门口站岗的卫兵都笑你哩。”
“这衣裳咋了？新的，不是出门我还舍不得穿哩。”
“得脱得脱，我马上拿布票去撕布，给你做身新衣裳。对了爹，你咋来的呀？也不写个信，叫我去车站接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