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宁肯以缓求稳，决不高调冒进
沙漏，是我国古代一种计量时间的器具。它是根据流沙从一个容器漏到另一个容器的数量来计量时间的。沙漏中的沙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流动得很缓慢。而正是这种缓慢，保证了它可以夜以继日地工作下去，而不会出现“堵车”的现象。如果沙子流动得过快，就有可能堵住漏斗口。其实，做事情也是这样，以缓求稳往往比高调冒进效率更高。
李鸿章曾当面指出，曾国藩的一大毛病是行事懦缓。殊不知，懦缓恰恰是曾国藩的超人之处，又恰恰是李鸿章所缺乏的。其实，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生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个急脾气。后来他发现，心急最易坏事，才渐渐改变。
他考中进士后，师从唐鉴专攻程朱理学，程朱的治学之道，讲究铢积寸累的功夫，逐步深入，而心学因受佛学影响较大，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认为学问可以凭悟性速成。王阳明凭悟来研究竹子，即所谓探究事物规律的“格致”之学，结果他在竹子前静坐了7天，冥思苦想，终不得要领，还把自己“格”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受唐鉴、倭仁的指教后，对心学不太满意，却日益笃信程朱的渐进功夫。从此，他坚持从小事做起，每日必读几十页书，写一刻钟字。点点滴滴，渐渐进步。这种治学修身的方法深深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由原来的急切好进变得稳重懦缓。
曾国藩宁肯以缓求稳，决不高调冒进的处世之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求学和用兵。
在求学方面，曾国藩认为，学问来自一点一滴的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必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愈锢蔽矣。”有人看书总是贪多求快，今天拿本书来乱翻几页，明天又翻开一本书，浏览几行，结果功夫花了不少，知识却学得鸡零狗碎、不成系统，这也是高调冒进的表现。曾国藩对此是坚决反对的。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他在给正在练字的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在用兵方面，曾国藩更是极其稳健。他主张“临阵之际，务宜稳而又稳。佯作败不可猛追，孤军不可深入”，切忌焦躁。他对曾国荃说：“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他的这种战略战术在他的日记与往来书信中多次出现，我们也可以从其作战过程中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曾国荃在围攻江西重镇吉安时，曾国藩曾经为他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后来这句上联成为曾国藩和太平军作战的指导原则。
不但在战略思考上，同时在具体战术上，如扎营修垒和拔营起寨上，曾国藩也是以缓求稳。他领导的湘军有两个特点：第一，队伍要严整，哨探要严明；第二，不求神速，但求稳妥。对此，李鸿章说：“楚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节养其气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故湘军用兵，不患敌袭，不患中伏，很少有在拔营的时候，遭到全军覆没的事，正是由于其扎营的成规周密所致。
从中，我们不难体会曾国藩“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的原则，而扎营看地则成为这一战术的关键。湘军用兵战术，稳步前进，步步为营，不慌不忙，以孙子兵法“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逐渐争取主动为原则。故湘军用兵很少陷于危地，常据险要之地以制敌命，出奇制胜。曾国藩用兵，重视“主客”的说法，以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归结起来，其军事战略的主旨主要在于4个方面：一扎营垒以自固，二慎拔营以防敌袭，三看地势以争险要，四明主客以操胜算。
不仅曾国藩自己“稳扎稳打”，他还时常告诫带兵将领勿求速度，“步步把稳”“稳扎稳打，机动则发”“不必慌忙，稳扎稳守”。
以缓求稳是一种睿智的做事原则，是规避风险的好办法。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心急火燎，那只会使自己一无所得；我们不要因为前方看似风平浪静，就忘乎所以、高调前进，那只会使如火的激情加速熄灭。
2.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就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蹴而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
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他宏大目标的实现。曾国藩还据此总结出了“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五年（1855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所写。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也要求主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做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了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了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这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
3.势不使尽，进退有度
要低调做人，还可以借鉴中庸之道的处世原则，那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不管是进还是退，变还是不变，为还是不为，都能做得恰到好处，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势不使尽、进退有度。简言之，只有掌握了处理事情的分寸，才能方圆自在、游刃有余。
咸丰年间，曾国藩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两句话很有意思，也很耐琢磨。柔中有刚，可进可退，正是这种思想，使曾国藩游刃有余地在官场自由地待了几十年。
身在官场，不可不露，也不可太露。不露则徒有满腹才华，却永无出头之日；过露则会树大招风，弄不好落得“枪打出头鸟”。所谓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曾国藩深谙此道。在得意时，他一直在强调“势不使尽”、“弓不拉满”，可见他非常懂得进退之理。
曾国藩把握这个度，总是能恰到好处，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最典型的就是裁撤湘军和留存淮军之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性命；如裁淮军，手中没了底牌，则任人宰割，因此他让李鸿章按兵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的信写得很直白，但他的用意却很深。朝廷对手握兵权的湘淮将领心存顾忌，直欲除之而后快，为今之计，只有留淮裁湘，才能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动作有所牵制。从李鸿章这个角度来看，此事对于他来说有益无害。“兵者尤关天下大计”，手中有兵是硬道理，淮军的兴衰关乎他李鸿章个人的宦海沉浮。李鸿章既看出了清廷的用心，又相当了然曾国藩的意图。因此他决定，顺应两方面的意愿，坐收渔利。他给曾国藩写信，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同时强调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同时意味深长地暗示：“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这是在给曾国藩吃定心丸。由于曾、李达成默契，裁军工作极为顺利。
而耐人寻味的是，曾国藩在奏折中虽然大声请求遣散湘军，却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落下贪权恋贵之疑；如果自己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回乡，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比如：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许多湘军将领奉为幕后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曾国藩深切了解到：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功高盖主。因而在事业达到巅峰之际，他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非常妥善地裁减了他的政治资本——湘军。此举成为他官场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度”在中国古语中有多种解释。一种是“度量”的意思；还有一种是“限度”。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度”，是后一种“限度”的意思，这种意思是说，要注意事物变化中的数量关系及其可能达到的程度。另外，“度”还指事物外部条件对事物对立双方量变的促成度。这就要求战略决策者在调动战略资源和运用战略力量时，要把握住外部条件的变化。这些外部条件有时间和空间的，也有精神和物质的，还有其他方面的。形象地说，“度”的这层意思，类似于中国老百姓所讲的“火候”，把握“度”就是把握“火候”，“不到火候不揭锅”。
老子曾有这样一句名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通俗一点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得再多，说来说去，不如守住一个“中”字。而这个“中”字，就是最佳的“度”。实际上，中庸思想中的“度”的核心就是这个“中”字，这里面有着非常深奥的辩证法思想，深刻反映了中国哲学的精华所在。
孙子也有一句话可与之验证。他说：“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在具体的战略指导上，傲到不可偏执，就要充分留有余地，不可把事做满。如冯梦龙所说：“处在局内的人，常留有一块余地，就会退进在我。这是处世的良策。”
所谓“花要半开，酒要半醉”，凡是鲜花盛开得娇艳的时候，不是立即被人采摘而去，就是衰败的开始。人生亦同此理。
所以，无论有着怎样出众的才智，都一定要谨记：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要活用中庸处世之道，低调处世，收敛锋芒，势不使尽，从而让自己进退有度、左右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