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胡适谈道学：道法自然可行也(5)

人们往往喜欢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评价一切是非。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庄子认为此举恐怕只是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庄子主张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是非问题，因为万物会变迁，时空在转移，谁也料不到今天人们眼里的下里巴人会不会变成后代子孙心中的阳春白雪。所以，不要太执着于一己之见。

庄子曰：“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胡适认为，这句话的真义是指“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也就是说，庄子的名学包含了所谓的进化论。他还借此批评那些主张复古的学者，说：“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20世纪，却要去摹仿那4000年前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20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

在胡适看来，庄子的名学思想延伸到人生哲学领域后形成了一种达观主义的人生观。庄子的达观不仅仅表现为超越是非争论，他对人生中的寿夭、生死、祸福等事情也同样超脱，一切都归为命中注定。

荀子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说他只知天道玄妙而不知人类社会和宇宙自然存在的本质差异。胡适的看法与荀子大同小异。他说：“因为他（庄子）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与道家哲学思想。但他在人生哲学领域和老子有许多差异。老子的“自然无为”是为了“无不为”，而庄子的“自然无为”是将一切完全交给妙不可言的天道来解决，不用人为之力去解决什么问题。

胡适总结道：“总而言之，（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

在很大程度上，道家给人们的消极避世印象来自庄子。楚王曾派人邀请他做官，但庄子不愿做留骨而贵的“神龟”，宁可做在泥塘里自由自在摇尾巴的“涂龟”。对于人们最重视的生死问题，庄子看得很开。人生于自然界，最终又回归自然界。在庄子看来，这就好像昼夜交替一样。世人慎终追远重视葬礼，庄子却将此习俗彻底丢开，以天地为棺椁，让弟子随意处置自己的遗体。

后人多称道庄子的逍遥出世，觉得他在精神上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但胡适对此评价不高。他说：“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在胡适看来，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无非是围绕“万物皆一”四个字展开的。庄子超越生死（外死生），超越争论（不遣是非），超越胜败（无成与毁），说来说去都是因为“万物皆一”，所以没必要争，只需顺应这个“道”即可。如此一来，那些看似超脱旷达的得道高人，实际上只是胡适口中不关心民生疾苦与天下安危的逃避社会责任的“废物”。

这个评价是否中肯另说。但胡适对庄子哲学的批评值得我们深思。

前面提到胡适赞扬庄子的学说里包含了西方的生物进化论思想。这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但他又对庄子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在他看来，庄子明明知道“进化”之理，却只将其视为天道的自然演变，而完全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自以为是的“高人见解”，为社会发展与学术进步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故而，胡适批评道：“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

捌

道家的无为就是无政府主义吗？

不少学者用西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来比附道家的“自然无为”与“无为而治”。以实用主义治学的胡适就是其中的典型。为了鼓吹自己所信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胡适在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学说时，往往以实用主义的大剪刀来裁剪有利于自己的资料，忽略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冲突的材料。在中国各大思想流派中，被视为出世之学的道家，有着许多与自由主义相似的内容。故而，胡适在研究老庄时，将道家定位为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代表。那么，道家的无为真的是无政府主义吗？

胡适曾被学术界认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代表。因为胡适不仅用西方学术思维“曲解”了中国传统文化，还认为西方文明在一切领域都高于中华文明，国人需要“反省”本国传统的罪孽深重。这番言论在当时引发了许多论战。在论战中，胡适写下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一文，梳理了自己对中国历史上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认识。

胡适把道家创始人老子看作是中国古代无政府主义的先行者。他在《再论信心与反省》中写道：“经我仔细地加以研究，感到中国政治思想在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最有创见的贡献，恐怕就是我们的第一位政治思想家老子的主张——无政府主义。”这个说法的依据正是道家的“无为而治”。

老子对当时的天下乱象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发现统治者越是积极推行政令，社会反而更加混乱。他在《道德经》中写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这段话的大意是：天下的风俗禁忌越多，民众就越贫穷；人们携带的武器越锋利，国家局势就越混乱；人们掌握的技巧越多，奇异邪物就纷纷出现；法令规定越严酷，盗贼反而遍地滋生。

人们越是努力去解决乱象，反而招致更大的乱象。在老子看来，这是由于世人妄自作为，不遵守大道的结果。他认为，只要社会各阶层能恪守大道，就能让世间万物得到合理的发展，保持天下的和谐。这就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治世策略。

《道德经》有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的这段话的大意是：坚持自然无为的道路，民众就能自我教化；保持清静的环境，民众就能自我纠正；不随意兴事，民众自然可以变得富足；常怀无欲之心，民众自然会变得淳朴。

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主张。在胡适的解读下，无为而治被赋予了无政府主义的内涵。

胡适曾经说：“他（老子）还提出一种政治基本哲学。就是说，在世界政治思想史上，自由中国在二千五百年以前产生了一种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不干涉主义的政治哲学。在西方恐怕因为直接间接地受了中国这种政治思想的影响，到了十八世纪才有不干涉政治思想哲学的起来。近代的民主政治，最初的一炮都是对于政府的一个抗议：不要政府，要把政府的力量减轻到最低，最好做到无为而治。我想全世界人士不会否认：在全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上，中国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不干涉主义这个政治哲学，比任何一个国家要早二千三百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

如此一来，胡适不只是将老子视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头也归结到老子哲学的头上。

毫不夸张地说，胡适提出这个观点，主要是为了证明无政府主义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他将古代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统治的几次学术质疑，看作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几个重大事件。

胡适说：“老子的主张，所谓无政府的抗议，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件大事。他的抗议很多。大家总以为老子是一位扶起手来不说话的好好先生，绝对不像个革命党、无政府党。我们不能太污蔑他。你只要看他的书，就知道老子不是好好先生。他在那里抗议，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抗议。”

老子主张以德报怨、“曲则全”、柔弱处下。因此，其处世哲学往往被人们解读为一种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哲学。胡适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知识分子往往以指点江山抨击时政为高风亮节。而老子在这点上不但身体力行，还从哲学的高度提出许多新思路。在胡适看来，老子的抗议是一种具有革命色彩的举措。

胡适说：“这就是提倡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对于当时政治和社会管制太多，统制太多，政府太多的一个抗议。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老子是一位什么事都不管的好好先生，太上老君。他是一位对于政治和社会不满而要提出抗议的革命党。”

由此可见，胡适将老聃定位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把老子的“无为而治”看作是对春秋乱世的激烈抗议。从学术探讨的角度来看，胡适将道家无为思想与西方无政府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一个大胆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