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胡适谈史学：应大胆假说，小心求证(3)

（3）后期的沉沦。

书院得到发展之后，它学术研究的特质便开始复归，因此书院讲学中蕴含的政治色彩变得越来越浓郁，“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书院学生们的必备项目，这让统治阶层感受到极深的危机感——他们认为书院已经撼动了朝廷的统治。明代后期，统治者先后四次禁毁书院，这种行为对学术思想的发展带来了严重伤害。尤其是，后来当权者为了掌控书院，便创设了“洞学科举”，这种科举方式逐渐使书院、官学、科举融合在了一起。

胡适对书院特质的消失与改制进行了大量研究与考证。并在他的文章中写道：“清时学术思想，多不尊重理学一派，只孜孜研究考据实用的学问。学者贵能就性之所近，分门研究，研究所得，以笔记之。有时或做极长的卷折，以示造诣。所有书院，概系公立。山长由州府县官聘请富有学识者充任……其制度完备，为亘古所未有……惜乎光绪变政，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使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

胡适的研究无疑与书院制的发展是十分吻合的，他的考证几乎毫无遗漏地再现了书院制由兴起、发展、鼎盛、衰变，再到消失的全部历程。在清朝初期，统治者为了压制当时的舆论走向，消除明朝余孽的反清复明的情绪，对书院进行了十分严格的限制，却屡禁不绝。不过，此时的书院几乎与官学融为一体，没有了太过明显的区别。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一直发展到清代，可以说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这一时期的书院教授的主要是八股文，学生们到书院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这就使书院丧失了原有的自由讲学风格以及学术研究的特质，而这时书院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几乎消失殆尽了。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闭关锁国的状态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在一些官员的主张下，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这种态势下，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而当时的旧式书院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被淘汰只是早晚的事情。于是，清政府终于采纳了张之洞等人提出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颁发诏令，勒令各地的书院改建为洋务学堂。起初京师里的书院改为大学堂，之下设立中学堂和小学堂。至此，书院制度历经千年的发展和数次变革，终于走完了自己的曲折历程，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最终汇入了近代新式教育机制的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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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怎样对八股文起源进行研究的？

任何文体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一种新文体的构成元素中，必然包含着其他文体基因。八股文就是这样一种将诸多文体构建在一起，并将多种写作技巧整合起来的文体，它几乎将所有文字的写作技巧全部融合了起来。可见，某种文体的形成并不是由个人或几个人，或一个权威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制定出来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的实际情况，由众人参与修补完善起来的。但是如果从单方面来考察，只要具备八股文行文特点的，基本上都可以当作其发展的源头，因为八股文文体内部的复杂性要远高于其他文体。所以，人们对八股文来历的探索就成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了。在胡适看来，八股文的起源，至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细究。

其一，始于唐代的帖经、墨义。

很多学者都认为，八股文最早出现在唐朝的帖经和墨义当中。胡适引用清代学者倪涛的话说：“帖经以试曰’试帖‘，举人总括经文以应帖试曰’帖括‘。唐调露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请帖经及试杂文。玄宗时，杨玚奏问，以孤经绝句请，今并帖平文后。举人乃总括经文类聚之，诵习以应帖试，谓之帖括，今缘以为八股制义之称。”

依据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认为八股文体的起源就是帖括。在侯康《四书文源流考》中有这样一句话：“《四书》文今谓之帖括，帖括二字始于唐。”那么，为何有如此多的人都认为唐代的帖括就是八股文最早的源头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唐代帖括的考试内容中看出一些端倪。很明显，我们可以从著作中看出，他们之所以断定八股文始于唐代帖括，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八股文与帖经的考试内容相近。如果从对应试者的考试中验证其对经义的理解而言（即从应试者的答题形式上来说），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胡适引用其他学者的话说：“经义今虽仍帖括之名，实非沿帖括之体。”在他看来，说八股文沿用唐帖经的大义也不为过。随后，他又引用清代学者吴兰修的著作《学海堂初集》中的一段话进行解释：“盖问大义，虽粗解章句，然亦略有发明，较胜于帖经之徒记诵者。观杨绾请废帖括，而但问大义，杨绾之意欲人通诸家之学，非仅解章句也，然其体则一。亦可概见。”

此外，胡适还引用《四书文源流考》中的记叙，说道：“其特专以四书语命题，其源盖出于唐之帖经、墨义。北宋以前，大学、中庸尚在礼记，唐试经义未立孟子，而以礼记为大经，治诸经者皆兼孝经、论语，亦有以书、语为论题者，如颜子不贰过论，皆其滥觞也。”

如果仅从答题的形式来说，胡适认为，八股文应该是在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如果从考试内容来考虑，胡适认为，吴兰修的《学海堂初集》中的另一段描述比较合适：“至代言口气，八股对仗虽备于前明，其实南宋杨诚斋、汪六安诸人已为之椎轮，至文山则居然具体。而文山之文存于世者，或疑赝作，盖不可得而辨也。”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也认为，唐代的帖经是八股文的源头。

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经义之制，自唐明经科之帖经始。帖经者，徒取其记诵，则其待士者末矣。引而伸之，使演其精意，而著为经义，道之所以明，治之所以定，皆于此乎取之。抑使天下之士，成童以后，日紬绎于先圣之遗书，以压厌饫于道腴，而匡其不轨。故曰经义尚矣。”因此，胡适根据考证得出结论：如果从考试内容上来讲，八股文源起于唐之帖经、墨义。

帖经，实际上就是名著的填空题。简而言之，就是从一部经典经书中，找一篇文章，掐头去尾，让考生默写出空余的部分。而墨义，则是从相关的典籍著作中找出一句话，将意思翻译出来，然后让考生根据意思写出典籍著作中的原话。显然，这考的是考生的识记能力。唯一有所区别的是，它不仅要背诵原文，还要背诵文章中的一些注解。之所以叫墨义，起初是因为与口义相对应，顾名思义，口义就是对典籍中文义的口答。八股文与二者最相似的一点就是都从经典中出题，但也存在一些区别。不过，虽然这种出题方式与八股文有些相似，但我们不能以此为根据，判断八股文的起源就是唐代的帖经和墨义。

其二，始于唐宋骈文。

在钱钟书看来，“八股文是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而胡适则引用阮元《揅经室三集》中的言论进行考证：“《两都赋》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语公卿二比，即开明人八比之先路。洪武、永乐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是四书排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为文之正统云云。”

在胡适看来，这些都是有考据的。明代的胡松编纂的《唐宋元明表》中有这样的记载：“自明代二场用表，而表遂变为时文。久而伪体杂出，或参以长联，如王世贞所作，一联多至十余句，如四书文二小比。言尤明切。皆可与阮汪说印证，惜均未及盈川。”这与钱钟书所引用的言语内容颇为相似，而由此可以看出，钱钟书认为八股文起源于骈文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胡适认为，这种学者的文章多是根据前人经验所著，或许可信，但还要保持怀疑的态度，这样才能考证出真正的历史真相，得出八股文真正源起于何时。

其三，始于宋代说。

对于这种说法，分为两种解释：一是由北宋文学家王安石所创；另一种则是由宋代的时文演变而来。

很多学者都认为八股文是王安石创造出来的。胡适也不例外。胡适根据《四书文源流考》考证，就其中文字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从这部著作中找出：“《四书》文原于经义，创自荆公。荆公因神宗笃意经学，请兴建学校，苏轼非之，他日又言学者专意经术，庶几可以复古，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元祐四年罢诗律义，专立经义、诗赋两科，皆各试《语》《孟》义各二道，此则四书义所由仿也。”这其实也是从考试内容来进行分析的。胡适认为，八股文考试中的经义考试就是王安石创立的。

此外，胡适还从一些典籍著作中找到相关资料：“四书文，经义也，宋熙宁中王安石所创。宋史：’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省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有文采，乃为中格。’”

胡适还从答题方式上对此进行了考证，从史料中得知：“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所试者词赋，聪明智巧即用之词赋，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攻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吕惠卿、王雱所撰熙宁大义式。元祐间，中书省即言工拙不相远，难以考试，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因此，在胡适看来，八股文可以说脱胎于王安石创立的“大义式”，而这就是胡适从答题方式上进行的考证。虽然胡适认为这一结论最接近事实真相，但他还是保留意见，不下绝对的判断。

胡适还在其著作中这样写道：“今天看明刻丛书’百陵学山‘，其中有《黎子杂释》一卷，是’未斋、黎久、之大‘著作的。其中有’黎近授徒都市‘一条，述黎近教弟子的话：’经义（八股）之破题，即律诗之起句也。承题即其第二句也。小大讲，即中二联也。结题即末二句也。‘此论与我的见解大致相同。’律诗‘与’律赋‘大致同出于一个时代。他们的结构很相同。但普通的律诗更自由一点。只有’试帖诗‘，完全与律赋的格律相同……世传王安石是八股的老祖宗，这是因为荆公始改科举制度，用经义代替辞赋。”

由此可见，胡适还是比较推崇这一点的。他认为，八股文起源于王安石对科举考试的改革。此后数百年，科举考试虽屡有变动，但都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小幅改动，因此这一观点比较可信，也是上述观点中最具说服力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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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研究史学的方法是什么？

尽管历来人们对胡适的评价都是差评居多，但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他在二20世纪初对中国史学的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很多史学家对历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历史的研究成果上，但胡适不同，他的贡献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宣传上。从留学美国开始，他就将教授国人科学的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当成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使命，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在为宣传科学方法而奔走。他曾经在很多演讲中宣称：“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一种新的思考方法，一种从实际出发、注重事实的思考方法。”

胡适提出的科学方法在中国史坛盛行了十几年，对胡适那一代和下一代人的史学观念影响颇深，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与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胡适提倡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实验主义。在他看来，实验主义就是一个研究历史的方法。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就开始将自己称为实验主义信徒，并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坚持着这一信条，始终不变。他认为，他一生所践行的，都是以实验主义为基础进行的。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倡导的白话文是实验主义——考证各种书籍、历史片段的真伪是实验主义，对传统制度的批判也是实验主义。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因此国人有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宣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但没有任何一人可以像胡适一样，既在理论方面付诸新意，又身体力行的。胡适并不是被动地去接受实验主义，而是科学地辩证地去看待它，并从中选取与中国国情相对应的部分实际推行。

众所周知，实验主义经过西方的不断演化和发展，已经具备了十分完善的思想体系，涉及认识论、本体论等各个方面。但胡适对其中的认识论与本体论视而不见，仅从中找出了可用的方法论。在这一过程中，胡适逐渐认识到，经验和生活等方面的概念在实用主义中仅仅是一些最基础的概念，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就是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但在胡适眼中，这些概念与当时的中国国情并不相符，所以没有必要浪费精力去理解其中的具体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