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女子教育的发达，因此美国女子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也十分巨大——她们都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建设之中，从事各类工作。尤其是教师职业，女性占据的比例要远超男性。几年留学生涯，让胡适深深感受到了美国妇女为社会进步所提供的巨大力量。美国妇女的“自立”精神，不只是表现在工作方面，也体现在婚姻方面。很多美国女子终身不嫁，其原因或许有更多，但究其根源，胡适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上文所说那种’自立‘的精神，那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有许多女子，早已选定一种终生的事业，或是著作……都可用全副精神全副才力去做。若要嫁了丈夫，便不能继续去做了……”胡适对美国这种女子教育和女子自立的精神十分赞扬。他希望可以通过这种精神来解决中国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再辅之以教育，最终实现中国广大妇女的自强自立。他认为，妇女们应该从繁琐的家务中解放出来，积极从事社会工作，实现真正的独立。
在胡适看来，解放妇女们的思想，培育其自强自立的精神，就是一种教育，并且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活教育。
美国妇女的这种“自立”精神让胡适感到振奋，而中国妇女感受封建制度旧伦理道德的压迫的软弱性格，让胡适深为痛惜。因此，胡适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倡导女子的“独立”精神。
中国古代讲求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正是因为这种观念的存在才导致中国女子教育极不发达的，自古以来，女子成才的事迹更是寥寥无几。
一次，胡适为一位女作家的文章作序。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中国近三百年间竟然产生了两千多位女作家。他这样写道：“三百年之中，有二千三百多个女作家见于记载，这是很可注意的事实。在一个向来轻视女子，不肯教育女子的国家里，这种统计是很可惊异的了。”虽然这种具有冲击力的数据统计给胡适带来了一些惊艳感，但他表现最多的还是无言的痛惜之情。因为他发现，尽管女作家不少，但大都是诗词方面的，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几乎没有。在那些诗词作品中，也都是些没有什么新意，无关紧要的作品，基本没有任何文学价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胡适认为，这跟她们当时所处的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更是与当时的教育现状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教育上对女子的歧视以及当时盛行的八股教育，使那两千多位女作家的作品竟成为有韵的八股。
在这两千多位女作家中，胡适也发现了几个稍有成绩的，但经过考证发现，这几个基本都是家学渊源，在耳濡目染之下，才有此造诣。因此，胡适十分感慨地说：“如果有更好的家庭境地和教育制度，这三百年的女子不应该只有这一点点的成绩。”
在胡适看来，中国妇女拥有惊人潜力，如果利用合适的教育方式加以训练，必然可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他认为，近代大学应该打破以往的偏见，对女子一视同仁，招收女学生，让女子也可以接受与男子等同的教育。他的这一认识是值得肯定的，这为女子就学言论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据。
在胡适以及许多进步学者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在1920年破例招收了将近10名女学生。此后，各地高校都解禁了对女子入学的限制，开始招收女学生，男女同校的现代化大学制度逐步得到完善。这种教育模式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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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现代教育做出了哪些贡献？
胡适终其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所奔走，他对教育的实践也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担任过讲师、教务处主任、校长，还担任过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他多半生的教育生涯中，他无疑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经验。近代教育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几乎都与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
起初，胡适对封建主义旧文化进行了十分深刻地批判，而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中他则提出了很多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在反对旧教育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所著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震荡。该文就是与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宣战书。为了让胡适的这一思想发挥出更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做出了一篇行文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并附文：“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因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间的密切配合，“文学改良”的呼声日益高涨，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激起了惊涛骇浪。
从新文学入手，胡适对旧教育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认为，封建礼教是吃人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与孔家店有着密切联系。他在文章中写道：“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随后，他又屡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对这种封建礼教吃人的事实进行深入批判，并用戴震的话“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指出了封建礼教对人们的荼毒。
此外，胡适认为，封建教育对人们的个性解放形成了严重的阻碍，这种教育方式最终只会将学生们的特色消磨掉，打造出一个具备奴性人格的书呆子。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对这种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得出了这种制度下人们只能产生扭曲的人格。他的这种观点，其实就是新文化运动学者们的共同认识。蔡元培曾直接指出，旧的教育制度就是压抑人们个性的张扬。鲁迅、陈独秀等学者对个性的解放更是十分重视，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具备独立个性的化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个性教育对当时的反封建教育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虽然胡适曾一度担心个性的过度发展会对团队生活带来不好影响，但他依然坚持将“个性发展”的教育改革主张写入新学制。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新教育新思想的伟大胜利。
胡适从小就受到旧教育的熏陶，因此他深知这种教育方式对人们的毒害。在胡适眼中，旧教育对儿童的荼毒尤为严重，当时的老师们对孩子们的惩罚措施十分严重，轻者打手心，重者打屁股。很多体弱多病的孩子甚至会被学堂折磨死。胡适对这种教育进行了激烈批判，鲁迅也撰文呼吁人们以新方式教育儿童，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要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也为孩子们呐喊，强烈要求将孩子们从这种吃人的教育制度中解放出来。胡适对封建旧教育制度的批判不仅体现在中小学教育上，对大学教育制度的批判尤为激烈。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大学教育制度的主张和建设性意见，这对大学的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
众所周知，曾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式人物，他带领着众多有志之士为中国的近代教育打开了改革的局面，引导中国近代教育走上了新的道路。而胡适在当时作为蔡元培最得力的助手，积极参与了蔡元培领导的每一次改革。在北大改革过程中，胡适积极地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如“选科制”“组织教授会”等均受到了蔡元培的赞扬，而且绝大多数意见都被其采纳。胡适开设的一些课程打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既不同于旧派，又不同于新派，他创造的教学风格清新独特，在当时的教育领域引起了巨大震动。他的讲学方式偏好思维训练，强调的是有理有据，他对教学质量也十分重视。平时，他非常喜欢演讲，而他的演讲内容总是离不开社会教育。他企图利用这种方式将新文化运动推向普通大众，让人们受到新思想的感染，在思想上得到启蒙式的启迪。
中国近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杜威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前夕，杜威来到中国，在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进行讲学，而胡适则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1922年，在学制改革过程中，胡适直接将杜威的实用主义糅合进新学制中，使得中国近代教育深受实用主义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曾在美国产生过重大影响，为美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社会生产培育出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形，胡适也企图通过实用主义批判中国旧的封建教育制度，以此来引领社会产生积极性变革（最终获得了成功）。为了让实用主义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实况进行有效融合，胡适还做出了一些积极探索。他不仅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融入中国近代社会，同时还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传统教育中有利的方面，将这种教育方式改造成适合中国人学习的特有方式，以此来实现实用主义教育方式的中国化。
从民族工业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来看，胡适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有着很明显的针对性，他认为中国教育应该同世界文明潮流接轨，应该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以此来完善中国的教育思想。他看到了大学教育在西方社会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认为教育应该重视对人们人格独立性的培养，最重要的是要重视教育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作用。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大多受到了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胡适也根据自己的实践、研究，总结出了众多比较合理的教育方法。他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现代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还从实践上给予了有力证明。这主要表现在，胡适回国之后在一些演讲中对中国教育制度中存在的弊端的公开批评上。可以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胡适教育思想的变化，甚至是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均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此外，胡适还深受蔡元培的影响，并对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精神十分赞赏，而且他在很多教育实践中都依据这种精神进行办学。胡适在出掌中国公学期间，频频效法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进行民主办学，对学校冗杂的教学机构进行了精简，并打破学校的门槛制度，从社会上招贤纳士，因而聚集起来一批优秀的师资力量。胡适注重求学务实、自由讲学之风，同时也积极培养学生们奋发向上的精神。作为中国公学的校长，他主动开设了多门课程，并与学生们一起参与各种体育活动，与学生们形成了良好的关系，做到了教书育人。
胡适出掌公学期间，获得的成绩是斐然的——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其中罗尔纲、吴晗等人皆成为一代名宿。此外，胡适还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在文教政策中的一些失误（这些都是合乎当时时宜的）。
20世纪30年代之后，胡适的政治倾向逐渐转向国民党，并在很多事情上与其达成一致意见，这对胡适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也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倾向在胡适出掌北大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学生闹学潮期间，他一直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反对学生罢课，并积极地为国民政府说话。但是，胡适在学制改革以及教学管理上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尤其是在其出掌北大的一段时间里，所提出的建立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建议，是极具战略眼光的。
无论是胡适出掌公学，或者是出掌北大期间，他最关心的都是大学教育和研究院工作。但当时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所以大学教育远没有中小学教育来得迫切。只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也逐渐迎来了新的发展，大学教育的重要性将逐渐受到世人的关注。胡适注重对西方教育观念的吸收和引进，并将新式的教育理念融入学校的改革中来，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建性的建议。这对中国后世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