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的混乱加上信息的不对称，辛亥年的各种谣言在旗人中四处流传。譬如称某些地方满人已经被整城杀尽，“无一逃生”，甚至大量“裸体悬诸城墙，以大铁锤钉其四肢，作射击之标的”，等等。另外一些传言，譬如革命军只对旗人进行简单的辨别，如让旗人说“999”、“666”（因旗人读“九”或“六”的发音不同），或通过摸他们的后脑勺（旗人因幼年多睡摇车而后脑勺较平），一旦露出马脚，便格杀勿论。当然，其中有一些也不完全是谣言。
旗人“被屠”的消息传开后，成都旗营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打入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在此谣言下，地处偏远的成都旗人以为大祸临头，每个人都觉得失去了生存的希望。于是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大祸临头时自杀或殉义。这种“末日情绪”在当时的旗人中间并不罕见。光复前的广州，在新任将军凤山被炸后，满人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在北京，一些满人女子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旗人也在不断增加。
由虚幻的主义到具体的行动，“排满”带来的酷烈暴力在辛亥年成了可怕的现实。对于各地的驻防旗人来说，辛亥年或恐怖或痛苦的经历给他们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如杭州驻防旗人、油画大师常书鸿，辛亥年尚年幼的他，多年后对革命军攻打旗营时的惶恐仍记忆犹新：“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学者关纪新记载了这样一则往事：1983年，他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先生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
老舍夫人胡契青曾说，辛亥时西安出现了对旗人几乎全都杀尽的事情，老舍有一门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遇难。他们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恐惧与难受。荆州驻防旗人、京剧名家关肃霜也曾谈到，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时，父亲特别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六”时千万不可以说“liu”而一定要念成“lou”，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由于他省杀害无辜满人事件多有发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在宣告独立时特在六言告示中宣布“旗满视为一体，大家共享太平”。时在都督府任职的黄炎培在其回忆录《八十年来》中对此特别说明，足见其记忆犹新。
革命后，章太炎曾发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对旗人群体表示安抚，他说：“所谓民族革命者，本欲复我主权，勿令他人攘夺耳，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亦非欲奴视满人不与齐民齿叙也。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优游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
在清末鼓动“反满”的浪潮中，章太炎所起的作用不能算小。但作为饱学之士的他，事实上也很清楚当时的满汉矛盾已经很弱，绝大多数的旗人们并不属于特权阶层。但作为一种策略，革命党刻意地唤醒并刻意刺激加强这种意识，但求目的，不问手段，一己之私，最终遗祸成千上万的无辜旗民。章大师的解释与安抚，是不是来得有点迟呢？
勒庞说，“人民参加革命仅仅是因为革命领袖鼓动他们这么做，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理解革命领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以自己的理解完成了革命的意图，而这种方式却决不会是革命真正发动者们所向往的”；当革命领袖“向人们保证说他们可以与先前的主人平起平坐时，这种转换就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人们开始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于是他们开始抢劫、纵火、杀戮，并且认为这样做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革命原则的巨大力量就在于他们放纵了野蛮的原始本能，而在此之前，这些本能一直受到环境、传统以及法律的约束”。
极端的民族主义对内可以毁掉或者分裂国家，对外甚至可以毁灭整个世界，譬如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事实上，民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实体，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和历史的产物，只抓住其中的一点而加以特别强调并赋予仇恨，这不但是一种非理性，而且具有明显的危害性。譬如在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人认为语言是民族的主要特征，不会说法语的都是可疑分子，由此导致很多无辜民众的被杀；在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次演讲中，有人指控阿尔萨斯某些与普鲁士说同样语言（德语）的乡民有叛国嫌疑，而这实际上为都德的《最后一课》埋下伏笔——可主人公小弗朗士他们原本说的可能是普鲁士语而不是法语！
湖北革命中，军政府曾发布了这样一道檄文：“悲哉汉奸！痛哉汉奸！汉人既皆排满，公等何独不然。忘羞事仇，唯利是视，助纣为虐，同样相残。禽兽尤知爱其种类，吾独不解公等何心肝。在公等或居末职，或系大员；或任幕僚，或充军官；或为内应，或作侦探；或腰着五斗米，或脚踏两边船——无非欲谋个人之私利，无非欲博无耻之头衔。不知满奴已亡在旦夕，公等必同归于尽，虽得万乘卿相、邓氏铜山，亦不过邯郸一梦，顷刻化作云烟。”在革命党人看来，汉人官吏不投降革命，即为汉奸，这种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绝对思维，在诸多革命中并非罕见。
辛亥年中崛起的山西都督阎锡山，他在多年后追论当时死于新军枪下的山西巡抚陆钟琦时，也承认其“精神和人格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个别的，人格是共同的”。但是，革命是无理由的，因而陆钟琦的被杀是不便解释也不能够解释的。革命只是一时，但历史要追问的是，杀死满城里那些没有抵抗能力或者说根本就是无辜受害的旗人（特别是老人妇孺），革命党人——不管是做宣传的还是亲自动手的——他们事后会不会在心里感到有一丝不安的呢？
后人们或许要思考的是，历史上的杀戮，各种各样的杀戮，各族之间的杀戮，是否可以成为下一个新的杀戮的理由？如果是这样，历史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它是让人明智，还是让人愚蠢，甚至是凶残？如果是后者，那历史本身也应该是“有罪”的——只知道教给人们仇恨的历史，当然是有毒的历史——但更多的情况是，历史往往被政治所利用，最终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在偏激甚至有意误导下的历史观指导下，如何能培养民众的理性思维并进而营造一个理性社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