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窗诗话》中也说了这么个事：民国初年，嘉兴有个在北京做小官的人，他有一天坐辆人力车，嫌车夫拉得不快，在车夫的叹苦经中，才知道他是原嘉兴知府宗培的少爷。这个小官僚，他在考秀才时经过府考，按说算是这位知府的门生。于是他赶忙将此遭遇告诉与他同样关系际遇的嘉善人、曾代理过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后来他们到宗培家一看，果真是家徒四壁，穷得一塌糊涂，宗培本人已经老得不能动弹。好在当时尊师的风气尚在，这些官场上混得还不错的人物一号召，给筹集了上千银元送去，总算是尽了点门生的义务。这样的旗人故事还有很多很多。事实上，民国初年很多拉人力车的都是旗人。
1925年8月，曾任民国总理的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在一份要求改善旗民生活状况的呈文中提到：“自民国成立以来，天灾人祸，相逼不绝，老弱死亡不可统计，据警署调查北京城乡内外，极贫之户约十余万人，即以希龄近数年来隐居香山，目睹西郊各营村之旗民困苦之状，尤为可悯。民五以来，旗饷久不发给，旗民既无生计，冻饿难堪，有将衣服典尽而以报纸围其下体者，有父母自杀而仅留弱小、全家投河而子女自尽者，有将所居官房拆卖而数家归并一室、人满致疫者，死亡日多、户口减少、迄今尚有孑遗者，即恃每年春、夏、秋三季之游客和冬季官绅所设立粥厂，贫民得以资生。”
熊希龄所说的香山一带原系密云旗营驻防。民国以后，这里的旗人大量逃亡，留下来的不足2000人（约为原来四分之一）。建国后的调查中，一些老人回忆说，这些人大多肩不能抗、手不能提，年轻力壮能扛上长工的已是幸运。其他人大多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有三分之一沦为乞丐，这里被人称为“花子村、花子店”。光在民国六年（1917年）和民国十年（1922年）这两年，这里就死亡600余人，一天最多的死30余口，其中“有冯大纯父子三人，冬天抱着火盆过夜，全家人都活活冻死在火盆边。不少妇女在卖掉子女后精神失常，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金启孮先生在《北京的满族》一书中说，民国后因为旗饷断绝，窘困的旗人拆毁官房，但官房是属于北洋陆军部的公家财产，其外祖父当时是八旗中的翼长，后来就因为拿获犯事的旗人而遭到报复致死。更离奇的是，旗人被停饷后迁怒于关帝，引发了很多“拆关帝庙”的事件。关帝原本是汉人尊崇的战神，但旗人尚武，同时清廷也为了拉拢汉人，因而关帝也成了清朝的护国神，营房中多有供奉。饷银停发后，蓝旗营的关帝庙首先被拆。据说在拆像时，某旗人指着关帝像斥责道：“你是我们的护国神，我们祭祀你两百多年，到头来你不保护我们了。现在国亡家破，我连饭也没得吃了。你不管我们，我也不能让你坐在这里受香火。”说完，他抽出刀把关帝、关平和周仓的三个神像的头全部砍了下来，后来此人被判了徒刑。
据说，下层的旗兵与军官在南北谈判期间是有抗拒情绪的。他们不仅反对让位，而且说出犯上的话：“大清是祖宗的江山，不是太后的嫁妆！”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也意识到这种风险，后来将在武昌前线立功的冯国璋调回充任禁卫军统领，这才将局势压了下去。冯国璋曾当过贵胄学堂的总办，后来还做过八旗副都统。他与八旗军官相对熟悉，其本人也对清廷颇有感情，而不甚赞成共和。在指挥北洋军攻下汉口后，冯国璋被清廷授予二等男爵。据说他得知自己封爵后竟然感动得大哭起来，说：“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竟然封了爵，这真是天恩高厚，一定要为朝廷效力！”
在向禁卫军宣布清帝退位时，旗兵们一度骚动不安。冯国璋亲口向他们保证：“两宫的安全，我冯某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并且，我敢担保两宫决不离开宫禁，仍旧由我们禁卫军照常护卫。至于我们禁卫军，不论我今后调任什么职务，走到任何地方，我保证永远不和你们脱离关系！”他怕旗兵们还不肯相信，于是命令旗兵们推选两个代表，每人发一把手枪，从此后跟随他的左右，并声称：“以后不论在家出外，只要发现我和革命党有勾结的情形，准许这两个人立刻把我打死，并且不许我的家属报复。”此后，冯国璋的身边多了两个拿手枪的旗兵。他们不但跟着冯国璋回煤渣胡同的私宅，而且真是冯国璋去哪里都跟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对禁卫军及八旗官兵讲话。据旗人所说，孙中山讲的话他们既听不懂（或因粤语的缘故），也不感兴趣。因为孙中山说的无非是建国大略之类不接地气的东西，而他们当时最关心的是切身问题，谁有兴趣去听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冯国璋上台讲话的效果就不一样了，他就说了这样几句：“听说革命成功了，你们有点害怕。怕什么，有我就有你们。我的亲兵都是你们的子弟，我不信任他们信任谁。你们要安心听我的，有我就有你们。”
清帝退位后，冯国璋直到1912年8月去天津上任直隶都督时才剪掉辫子，这也许是为了维系禁卫军的军心而有意为之。但一直到冯国璋死，禁卫军也确实没有和冯国璋脱离过关系。民国后，禁卫军被改编成陆军第16师，仍旧由冯国璋遥为领制，而且这个师也一直派出一个营给冯国璋作卫队，冯国璋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做上了代理大总统，第16师被分拆成了第15师和第16师，这两个师仍旧派出队伍轮流到总统府担任守卫工作。在冯国璋卸任回河间老家后，第16师还派出一个连跟着下去，以示特殊关系。
1919年的10月，冯国璋为了调解15师和16师向陆军部争饷的问题再次返回北京。但不知为何，第16师师长王廷桢突然以陆军部命令为借口，把跟随冯国璋这一连的士兵调回。冯国璋十分气愤，他觉得自己刚刚下台不久，而且当年曾许下诺言要和禁卫军的官兵永不脱离关系，而王廷桢作为自己多年的部属，如何能做出此等绝情之事。这时，他在家里洗了一个冷水澡，结果引发急性肺炎，于当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失去了冯国璋的庇护，原“禁卫军”的旗兵们在连绵的军阀内战中也就不知所终了。
历史它该来的，终究要到来。1924年，冯玉祥逼宫驱逐溥仪，随后宣布清理没收旗产，这给旗人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数年后，北伐成功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把民国元年的“优待条件”全部推翻，旗人社会和残存的八旗制度就此彻底消亡。就事论事，旗人中虽有极少数人投身辛亥革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一脉相承的同盟会及国民党心存抵触。当年的“驱除鞑虏”让他们中的一些人遭受惨祸，民国后更是一度把他们逼到了生存的绝境。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具体的生活中，这种从所谓的“人上人”跌落到“人下人”的遭遇令他们无法跳出自身的痛苦而采取“正确”态度去理解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与变革。
从积极的角度而言，原本就生计惨淡的旗人们获得了人身、迁徙、择业等自由，但在最初的一段时期里，缺乏求生技能的他们因俸禄的停发而迅即跌落到了吃穿无着而又招人无端歧视侮弄的梦魇之中，这种多重的生活困苦与精神痛苦在无形中被放大了数倍。在话剧《茶馆》中，老舍先生用这样一段道出了众多旗人们在民国的心中悲情：民国初年有人问松二爷：“能写会算，难道找不到点事儿作？”松二爷回答说：“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要咱们旗人呢！想起来呀，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
革命过去后，尽管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修正了以“排满”为主要特征的民族观，并大力倡导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之前激进思潮的影响仍旧下意识的存在。1912年4月，北京有家名叫《中华报》的社会性小报，报社总理丁瑜臣在谈到旗人时说了这样几句话：“拉洋车无力气，做生意无本钱，只有多开暗娼庶可糊口”。《正报》的主笔志仲悌是旗人，他看后气愤不过，随即著论申斥批驳，并讥笑丁氏出身微贱，实乃是报界败类。丁瑜臣被讥讽后，竟然率众将《正报》社打毁并将志仲悌打伤。第二天，《正报》社通过《新民公报》社代发传单，禁卫军的士兵看到传单后就把丁瑜臣抓起来一顿辱打，一直到内务部出面才放人，《中华报》也就此停刊。
《正报》社与《中华报》事件只是民国后“驱除鞑虏”情绪下满汉民族关系对立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这种情绪并没有因为清廷的和平易政而有所收敛，恰恰相反，在社会上、舆论上，这种论调仍旧持续风行。民国初年，京城里有个取笑旗人且流播极广的段子，说有个在新政府里当差的衙役问一个路人：“你是什么人？”对方说：“我是旗人。”衙役大怒：“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对方赶紧辩解：“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衙役举起鞭子就抽：“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
民国伊始，革命光荣，接受了一点新思维的年轻学生也常常无端辱骂旗人们“满清、鞑虏、胡儿”，这些言辞颇刺痛他们的心。正如一位旗人老太太进城对亲戚哭诉的：“给我们起了许多外号，我们都不懂得！还说我们是胡家的儿子，——可我们不姓胡啊！”
失势后的旗人，被辱骂为“臭旗人”“破旗人”，被一概贬斥为“封建余孽”“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乃至于“鞑子”“胡儿”“满狗”之类的咒骂，在当时的各类读物、报刊乃至教科书上屡有所闻，旗人形象一再二、再而三的被丑化甚至被妖魔化，成为“腐朽堕落、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的一个群体。在政府及学校等部门招收职员、教员时，旗人也常被歧视，甚至于在法庭办案时，也出现过对旗人一方严办的案例。
旗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到：“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在这些莫名的歧视下，民国年后的一般旗人都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不仅如此，由于在上学、就业或经商中经常受到歧视与欺侮，一些旗人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民族成分隐瞒起来，甚至更名改姓，当时家人出外工作可以改几个姓，族人之间不敢联系，唯恐被人发现”。更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后来竟成了普遍现象。为了生存下去，旗人们纷纷改名换姓，如爱新觉罗氏改姓“金”，瓜尔佳氏改姓“关”，他他拉氏改姓“唐”，钮祜禄氏改姓“郎”，那些汉军旗人则恢复祖姓，如寿山之子袁庆恩就是一例。还有的人则刻意模仿当地口音，甚至冒称汉人。
民国后旗人遭遇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旗人登记人数的锐减。按《北京市志稿·民政志》记载，1910年民政部调查京师户口时，京城二十四旗共有正户118783户，其中八旗蒙古共22129户，八旗汉军为25908户，其余为八旗满洲共70746户。除此之外，内务府三旗共4571户，京营四郊19处旗人56536户。换句话说，仅满洲八旗户数即超过10万户。但1919年甘博调查北京人的民族构成时，满族（后文说的满族指原满洲八旗的后裔而不再计入蒙古八旗、汉军旗的后裔，即满族人的概念与旗人的概念分开）仅占全市人口的20%~25%，蒙古族仅占全市人口的2%；1949年解放时，全市登记的满族人只有3.1万人；再据1957年北京市的人口统计，当时满族人口仅为80411人，而这8万人还包括了1949年后移居京城的满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