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失求诸野。为了钻研礼学，孔子曾去杞国（姒姓诸侯，夏后裔）寻找关于夏礼的资料，去宋国（子姓诸侯，殷商后裔）搜集关于商礼的资料，可惜得到的信息很少。他考察周礼时发现，周礼早已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动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唯有鲁国（姬姓诸侯，与周天子同宗）保存的礼差强人意。
但是，追求完美的孔子依然对此不满。他今天闷闷不乐，就是因为发现在蜡祭中的郊天谛祖仪式并不符合周礼的规定。
孔子生气有另一个因素。礼乐文明是周公旦创建的。而鲁国恰恰是周公的封国，根红苗正的礼仪之邦。按照当时的规矩，只有历朝天子的嫡系后裔，才具备奉行郊谛的资格。例如，杞君作为夏禹的嫡系后裔，宋君作为商契的嫡系后裔，都能郊天谛租。按照周礼，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天地，诸侯只能祭祀社神与稷神。如今，鲁君居然也这般数典忘祖，可见周礼真的衰败了。
鲁君到底哪里不符合周礼呢？孔子指出了至少五处问题。
第一，祭祀的祝词和报词，应该收藏在宗庙，可现在却交由宗伯太祝和巫官史官来保管。此举不合周礼，说明其中有鬼，孔子称之为阴谋。
第二，醆斝是用于献尸的酒器，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用。如今鲁君作为诸侯也敢用，这叫作僭越。
第三，冕弁兵革分别是国君的礼服与武备，如今却收藏在卿大夫之家，这难道不是大臣威胁国君吗？
第四，卿大夫竟然也在封邑内设置百官，私造祭器，声乐齐备。这种不合礼法的国家就是混乱之国。
第五，给国君效力叫作“臣”，在卿大夫家当差叫作“仆”。臣仆若是遇到丧事或新婚，主君至少在一年内不该派遣他们做事。可现在有的人在服丧期间带孝办公，或是与家仆杂居在一起，贵贱不分。孔子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君与臣同享国家。
那么规范的君臣之礼又是怎样的呢？
按照周朝分封制度，天子将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其子孙做诸侯，诸侯将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其子孙做大夫，大夫有采邑养活其子孙。这才是叫周礼规定的王制。因此，当周天子到某个诸侯国视察时，必定要住进诸侯的宗庙。但是，天子一定要注意举止符合礼仪，否则就是天子带头坏法乱纪。而诸侯如果不是有探病吊丧之类的原因，也不应该随便进入臣子的家，否则就是君臣互相戏谑。
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无论是主君还是臣仆，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周礼的规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
在孔子看来，只有这样，君臣才能各司其职，根据礼仪背后蕴含的天地之道与德政精神来治理国家。只有君臣明礼，才能明察秋毫，妥善侍奉鬼神，制定合理的制度，做到公平赏罚。为政措施得当，君主的权威就能得以维护。反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人都不以礼为准绳，君权就会动摇。紧接着，大臣反叛，小臣窃取国家利益。到时候，就算用严刑峻法，也只会乱上加乱，让士人不能正常做事，百姓无法安心生产。因此，不遵守礼的国家，都是孔子眼中的有疵病之国。
要做到这点，国君就要以身作则，起到带头作用，否则上行下效，必然会进一步让情况恶化。这就是孔子对鲁君的行为感到闷闷不乐，在齐景公问政时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根本原因。
3.《礼记》中的“小康大同”指的是什么？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高层将世纪末的发展目标定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小康社会”。现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概念出现得晚，但“小康”一词早已出现。在《礼记·礼运》中，“小康”与“大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这既是孔子对上古历史的总结，也包含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有一回，孔子参加完鲁国的蜡祭后，与其弟子言堰谈了许多关于礼仪的内容。
他的开场白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按照孔子的说法，上古时代是个“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人们都推举贤能之人执政，做人讲究诚信，彼此关系和睦。人们不只关爱自己的亲人与子女，也以同等的仁爱之心对待他人。全天下的老者都能安享晚年，壮者有事业可做，孩子都能健康成长，鳏夫、寡妇、孤儿、残疾人、有病的人，都能得到全社会的照料。
每个男人都安守自己的本分，恪尽其职，而每位女子都能嫁入好家庭，获得幸福。那个时候的人们并不贪财好利，他们不认为财物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中，只是不希望让财物白白扔在地上。他们只是担心气力不是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只为自己的事卖力。因此，人们没有必要用诡谲的谋略来钩心斗角，盗窃作乱的人也销声匿迹。社会治安状况极好，所以，人们只需把门户从外面带上，而无需特意上锁。这种理想世界就叫作“大同”。
那这种大同世界在春秋时代还存在吗？孔子对此给予了否定的答案。
他继续说道：“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仅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的这段话，常被认为是对夏启开启的“家天下”时代的描述。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上古五帝采取的是禅让制，当时是“公天下”阶段，是高度理想化的大同世界。而后来君主从禅让变成了世袭，于是“家天下”的时代开始了。而原先“天下为公”的精神，也随着大同世界的结束而沉沦。
孔子不无惋惜地指出，如今天下已经归一家所有（按照当时的观念，东周王朝依然是姬姓家族的天下），所有人都只为自己家的事情考虑，只亲近自己的双亲，只爱护自己的子女，财富都想让自己占得，力气也只用于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天子、诸侯、卿大夫也将传位于子子孙孙视为最根本的礼法。
为了维护这种“家天下”的秩序，人们建造了城郭与护城河作为屏障，以礼义道德为纲纪，以此来规范君臣的尊卑等级，来使父子的亲情变得更亲密，使得兄弟和睦友爱，夫妇相敬如宾。礼义是大经大法，被人们用来设立社会制度，确立田产与住宅的归属，褒奖那些智勇出众的贤能之人，把功勋记入自己的档案。如此一来，社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钩心斗角的事也愈演愈烈，阴谋诡计与干戈兵戎屡见不鲜。
那么在“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年代，就没有什么闪光点了吗？
当然有。孔子一口气列举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六位圣人君子。其中，前五人都是现代圣王，周公旦虽然没有称王，但曾经代理天子行使摄政大权。在孔子看来，他们六人就是大同世界结束后所产生的伟大人物。因为这六人无不是将“礼”视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们在“礼”的指导下伸张正义，考察办事是否有诚信，指明人们有何过错，充满仁爱精神，言行讲究礼让。他们的事迹向民众展示，一切都是有礼可循的。若是有不遵循礼义办事者，在位者要被赶下台，老百姓会将他当成祸害。这就是小康时代的世界。
从总体上讲，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对应着三皇五帝时代，而“小康世界”则是夏、商、周三代，春秋比西周小康社会更加混乱不堪。其实，他的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五帝时代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人口少，社会结构简单，生产力水平低，所以治理方式比较粗放。而进入夏朝时，人口已经变多，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不足以解决生存矛盾，于是组织效率更高的君主制出现了。随着科技与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后来又从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人口规模空前扩大，君主专制模式完全无法满足发展需求，故而又被现代民主制度所取代。
也就是说，历史虽然有时候会倒退，但总体上一直在发展。而孔子与儒家的徒子徒孙却认为历史是在倒退发展。上古时期优于三代，三代优于春秋战国。总之，今不如古，是古非今，源于儒家学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失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发达的上古礼治社会——大同世界，就是这种历史观的衍生物。
在还没脱离原始社会的上古时代，部族之间的杀戮与奴役其实非常严重，社会物资极为匮乏，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很低。而周公制礼作乐的条件，恰恰是生产力得到了极大飞跃，社会财富达到了新的水平。若非如此，华丽而奢靡的礼乐文化，也不可能在各诸侯国建立起来。若要维持烦琐冗长的周礼，必然要花费大量的财物。“礼不下庶人”的根本原因，就是平民百姓无法承受这笔沉重的经济负担。孔子所谓的“礼”，实际上是以周礼为现实原型。尽管上古时代可能存在相对简单的“礼法”观念，但真正“郁郁乎文哉”的礼治社会直到西周时才建立。而且随着西周的灭亡，天下从此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在孔子看来，这就是境界远低于“大同世界”的“小康世界”。
其实，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托古鉴今。他精通诗书礼乐，熟读历史典故。对比鲁国的现实，先代圣王所在的世界更令他向往。孔子相信周礼曾经让天下和谐安宁，只要每个人能克己复礼，能做个文质彬彬的仁义君子，就能让动乱的天下重归安宁。
他说：“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仁，得之者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
孔子的意思是：“礼”是“义”的实体。用“义”的准绳来衡量“礼”的条文，没有哪个不符合的。虽然有些东西先王并没制定相应的礼仪，但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义”的主旨因时制宜。义是辨别是非的标准，衡量仁德的尺度。符合这种标准，就能变得强大。仁是义的根本，又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体现。谁能保持仁德，就会受众人尊敬。因此，不用礼仪来治理国家，就好比不用农具耕田。制定礼仪时不以仁义为指导思想，犹如耕田而不下种子。
在他看来，邦国灭亡，家业破败，个人遭遇不良下场，都是因为抛开了“礼”，走上了歪路。假如能遵守礼义的话，个人、家庭、诸侯国、天下都将受益。
以礼义修身养性，就能让四体健全，肌肉与皮肤饱满，个人的生命状态就强健。以礼义持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睦，家庭的发展状况就良好。以礼义治国，大臣恪守法纪，小臣廉洁奉公，文武百官各尽其职、同心同德，君臣之间能相互指正对方的过失、相互勉励，国家就能兴旺发达。天子以道德为骏马高车，将音乐当作御手，诸侯礼尚往来，各国卿大夫遵照法度办事，士人互相考察信义，民众以睦邻之心友好相处，这就是全天下的繁荣康宁。
将这四者合在一起叫作“大顺”，也就是说能营造一个无限接近“大同”的理想社会。虽然在古代这个梦想没有真正实现，但孔子提出的“大同”与“小康”，对后来的中国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仍然激励着国人不断奋斗。
4.“三纲五常”讲的是什么样的伦理？
一提到古代封建社会，很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想到“三纲五常”。
所谓“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确立了封建等级秩序中的基本道德观念，即臣、子、妻要绝对服从于君、父、夫。
关于“五常”有几种说法。按照第一种说法，“五常”是五种做君子的准则，分别是“仁、义、礼、智、信”。唐朝学者孔颖达在注疏中说：“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还有一种解释认为，五常就是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在封建社会里，三纲五常一直是封建礼教的核心内容。尽管每个时代的礼仪风俗各有差异，但本质上都没脱离这个范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三纲五常虽贵为儒家伦理道德的大经大法，但在现实中也不是绝对的。例如，“君为臣纲”一条，强调的是君主对臣子的绝对支配。可是儒家士子同时怀有另一个理念——“从道不从君”。
儒家推崇的上古圣王，如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都是一等一的明君雄主。他们得到众人拥戴，并不是靠向臣民灌输“君为臣纲”的思想。相反，他们尊重能才、礼贤下士，故而能让天下士民归心。所以，当君王不敬贤的时候，士子们就不会死板地执行“君为臣纲”的教条，而是以五花八门的方式进谏君主。
在战国时代，齐宣王曾经召见隐士颜斶。他趾高气扬地说：“颜斶，你上我前面来！”
不料，颜斶却对齐宣王招手说：“大王，你上我前面来！”见到君王不行大礼，真是无法无天。而齐宣王因此生起一肚子火。
左右近臣纷纷劝颜斶道：“大王是一国之君，你是臣子。你要求大王上前来，这样不合君臣之礼的事，可以做吗？”
